谈“谏” 韩愈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净臣论》,是批评担任谏议大夫职务阳城失职的。 因为阳城任职日久,对朝政得失,不敢进言,“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 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因此韩愈认为“有官夺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 得其言则去”。为阳城的碌碌无为,韩愈讥评他是为了保住“禄仕”,亦即保住官 禄、乌纱帽、饭碗之意。 在尽言责方面,韩愈不失为言行一致的官僚,以他进谏《论佛骨表》而遭贬潮 州可为明证。虽然罢官遭贬,可是他却赢得了直言的美名。 不过,进谏的事,自古以来都非易事,要冒风险,韩愈固然吃了苦头,历史上 对谏臣的杀戮放逐也史不绝书,如屈原就是最早的一个典型。从封建时代的特点说 来,统治者多数是好谀,好顺,闭塞言路,拒谏饰非的。孔老夫子的门徒子思周游 列国,曾考察了卫国的情况,他直言无隐地指出卫国国事日非的危险。为什么呢? 因为国君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凡卫侯“自以为是,而卿大夫 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顺而有福,矫之则 道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所以子思断言卫国“若此不已,国无类矣”。 像卫侯的作风,大概就是“一言堂”的表现吧?这种“一言堂”造成的后果是 十分严重的:“人主自臧,则众谋不进……暗莫甚焉”,“君暗君谄,以居百姓之 上,民不与也”。结局就必然“国无类矣”。 鉴于历史上无数兴亡的教训,所以有为的统治者对谏言谏臣采取了较开明的态 度,例如唐太宗之容纳魏征的进谏就传为千古美谈,事实也证明,正因为唐太宗能 采纳忠言,改进政治措施,而后有贞观之治。 魏征的进谏,不是徒托空言,他擅长纵横辩证之术,以史实为根据,按逻辑推 理以服人君。例如他劝唐太宗要明鉴隋朝灭亡的原因,认为君好比舟,民好比水,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必须“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贤受谏”,“薄赋 敛,轻租税”,“无为而理”等等,都为唐太宗采纳。 从谏臣的际遇来说,魏征可称得上幸运。他的进谏所以取得效果,除了唐太宗 能明察,有纳谏之量的原因外,也与魏征进谏具有辩证之才有关,也就是说话的策 略。 说到谏言要讲策略,有一个例子不妨一举,就是西汉刘向在《说苑·正谏》中 所引的故事。刘向写道:“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这是 对付谏阻者最严厉的警告。可是有一位掌言政,得近吴王左右的合人少孺子“欲谏 不敢”,于是想出了一个策略:“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 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日:‘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 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黄雀延颈欲啄蟑 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吴 王听了他这番话,终于醒悟过来,于是赞曰:“善哉。”乃罢伐荆之兵。 看来少孺子颇费苦心,在冒险进谏,但又希冀不至以“言论罪”遭到杀戮,于 是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弹丸在下的故事也就传为千古美谈。少孺子的特长在 于委婉取譬,以儆顽愚,以陈利害。如果他也如历史上的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过”, 也必然如“国武子之见杀于宥也”。所以太直、太坦率吃亏。《红楼梦》里的焦大, 对贾府可说忠心耿耿,由于看到贾府的腐化堕落现象,借酒醉而大骂出口,遂遭到 以粪溺塞口的“惩罚”。焦大还算幸运,未被以“言论罪”送官,只是吃了一点苦 头就是了。 不过,从古迄今,因谏受罪者不胜枚举。特别是有些统治者擅长权术,具有韩 非所传授的术数:“擅杀生之力,通雍塞之涂,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而后 心辣手狠,布下陷阱,将忠言逆耳之辈打成罪国,这在历史上有的是。“惟善人能 受尽言”,毕竟是太少了。所以韩愈也明白这一点,他说:“耳目之于身也,耳司 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这就是明哲保身之论。其实, 明哲保身在正常的情况下也许可行,在动乱之中就未必能置身于祸外,验之“文革” 十年血的教训,就不能不从根本上考虑杜绝以言论人罪的途径了,确立法治、倡导 民主,革除封建积弊,治乱机微,其在斯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