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余少华之死(2) 1998年3 月份,我升任公关部经理。我打电话给杨诗雨,谈了一下午生意经。 临走,杨诗雨说:“我庆贺你升任经理。不知你肯不肯帮我一个忙? ”我说:“你 不用客气。”他说:“我明天去武汉,有三场重要而艰难的谈判,想请你同行,助 我一臂之力。”两周后,我和杨诗雨兴高采烈地乘船离开了武汉。一路上,山光水 色,美不胜收,我的心情特别愉快。不经意间,杨诗雨的身影映入我的眼帘,他凝 视远方,脸上一脸坚毅,透出一股男子汉动人的魅力……仿佛一时神志恍惚,不知 是我向他走去,还是他向我走来,如梦一般,我们慢慢走到一起,慢慢携手走向他 的卧舱……梦醒的时候,一切都晚了。我真的没想过要背叛余少华,从来没有,但 是我刚才怎么会不由自主地……大错在一瞬间铸成。我至今还纳闷,那一瞬间我怎 么了? 我是爱少华的,我们的生活曾经让我痛苦不堪,难以忍受,我想到要改变生活, 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婚姻。纸包不住火。尽管我更努力去爱少华,尽管我尽力躲 开杨诗雨,最终还是被少华发现了。 余少华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在他心目中,爱情圣洁得一丝一毫不容玷污,而 我,是和他“坚守最后的爱情”的人啊! 少华不原谅我,不是我的忏悔不够真诚,是他心碎了。他感到“这世界每一个 瞬间都布满了灾难/最后的爱情路途上充满艰难”。 余少华停止了写诗。他用刀片割破了自己的手腕。他留下一封信给我: 小春: 我走了,我没有理由再活下去,我没有勇气走进1999年春天。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信末附着他创作的最后一首诗: “灵魂如今大量扭曲/如何才能预防/毒化的血/……诗人死了/这光荣的俘 虏……。”余少华的死让我和杨诗雨背上永远无法消除的负罪感。杨诗雨让我把余 少华的遗诗整理出来,我们共同为余少华出版了第二部诗集,也是他的最后一部诗 集。 杨诗雨对我说:“少华的死让我想起了青春的梦想。现在我才发现,无论一个 人后来发了多大的财,当了多大的官,那种成功的快乐无法抵消当年没有实现青春 梦想的那份遗憾。我想,最终能安抚灵魂的,还是最初的青春梦想。”我问:“你 还能弥补吗? ”他叹了口气:“总是这么想啊! 要不,钱财多也会感到灵魂的空虚 和痛苦。” 几个月后,杨诗雨拿来一厚沓诗歌稿给我看。等我看完了,他翻出余少华的诗 集叹道:“我怎么写也超不过他。”随后掏出一枚金戒指说:“这也是我卖血买来 的,不知你能否收下? ”我说:“你这是何苦呢? 你这样就能实现青春的梦想吗? ” 他黯然地说:“这是无法排遣的痛苦。我今生所干的并不是我这一生最想做的。我 今生两大梦想,一是成为诗人,二是娶你为妻。但这都成了余少华的现实,对我永 远只是梦想。如今,少华去了,我良心上永远有一种负罪感,要不是我,他就不会 死。想到他,我的良心就难以安宁……”我突然有一种隐忧,杨诗雨的痛苦有些可 怕……不久,杨诗雨离开成都去了上海浦东。临行前他对我说:“让我们把爱珍藏 起来吧。我不能再亵渎少华的灵魂。”耶鲁有个卖花姑娘 “其实我以前也是在乞讨,”安妮特对《耶鲁每日新闻》记者说,“只是以前 我可以给你一朵花作为回报,现在,我只能向你乞讨。” 如果你是耶鲁的学生,或许你不认识这所长春藤大学的校长,但你一定认识她 ——耶鲁的卖花姑娘。 不管你是耶鲁哪个学院的学生,只要你在耶鲁的校园里走过,就肯定跟这位卖 花姑娘打过交道。这位名叫安妮特的黑人女士,与“耶鲁——哈佛橄榄球赛”一样, 成了耶鲁校园著名的风景。 “小妹妹,你要一朵花吗? 这位兄弟,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吗? 我的朋友! 今天怎么样呀? 要不要来一朵花呀?一块钱一朵。”走在耶鲁校园中心的埃尔姆街 上,老远就能听到安妮特的叫卖声。她一般都站在校园的中心要道埃尔姆与约克街 的十字路口,拿着一大捧生气勃勃的康乃馨向路人推销。有人真买花,但大部分人 摇摇头,她也不纠缠,仍然热情地祝他们过得快乐。她似乎认识很多过路人,也有 不少人停下来与她搭话。 我大一时就认识安妮特了。那时她卖的不是康乃馨,而是小菊花,用普通白纸 或报纸包着,花朵也蔫蔫的。纽黑文有许多路边的“社区花园”,我猜想她的花大 概是从某个社区花园摘来的。那时,她每天出没在耶鲁校园的街道上,向过路人搭 茬卖花。所谓“卖花”,其实是一种变相乞讨。但安妮特的花很受欢迎,许多人都 停下来买她的花,有人虽然不买花,可仍然微笑着与她打招呼,这与耶鲁学生们对 无家可归者惯有的冷淡态度大不相同。也许因为安妮特永远笑脸迎人? 我的朋友格蕾丝每次碰见安妮特都会买一朵花,尽管她走开后就会把花扔掉, 但下一次仍照买不误。“我愿意把钱给她,她不像其他乞丐,她至少还在尝试着工 作,并不只是指望别人施舍。我想鼓励这种行为。”格蕾丝说。“我喜欢她向你说 ‘你好’时的那种恳切。在耶鲁的路上见到陌生人谁都不答理谁,只有她向你说你 好。”另一位朋友说。之后,我也开始偶尔在她那里买一枝小花,慢慢地,我成了 熟悉安妮特的耶鲁学生之一。 从断续的谈话中,我了解到安妮特曾经当过建筑工人、油漆工人和食品店助理。 她在耶鲁卖花已经快10年了。她从不避讳谈自己的问题:曾经吸毒,并且有轻微的 精神分裂症。她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住在纽黑文,由她的父亲和继母抚养。 “我有很多问题,可我现在戒毒了,也在看心理医生。我不在意自己无家可归。耶 鲁就是我的家。”安妮特说。 在我大三那年的秋天,《耶鲁每日新闻》突然在头版登出大幅文章,标题是《 安妮特不能卖花了》。原来,纽黑文的警察因安妮特无照卖花,以“扰乱秩序”罪 名起诉了她,如果罪名成立,安妮特就得被关进监狱。 卖花执照要两百元钱,安妮特负担不起。不卖花的安妮特开始愁眉苦脸地站在 路边,一边小声地问路人要钱,一边担心地回头张望在一旁注意着她的警察。“其 实我以前也是在乞讨,”安妮特对《耶鲁每日新闻》记者说,“只是以前我可以给 你一朵花作为回报,现在,我只能向你乞讨。”这篇文章在耶鲁社区引起巨大反响, 同学们对安妮特的喜爱和关心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许多人写信给警察局提出抗议。 有位热心的耶鲁学生马上着手组织一场音乐会,入场的门票全部捐给安妮特作为申 请卖花执照的费用;许多耶鲁学生给逮捕她的校警打电话、发电子邮件,抗议他们 对安妮特的不公正待遇;安妮特的朋友们还组织了一场抗议游行,就在安妮特经常 卖花的埃尔姆街上,有一百多人参加了这场游行;在安妮特出庭的那天,许多学生 手拿一朵鲜花,举着“花之力量”的抗议牌在法庭上旁听。 这个故事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尾。警方放弃了对安妮特的起诉,安妮特拿到了卖 花执照。之后,她不再卖蔫头蔫脑的菊花了,改成了新鲜水灵的康乃馨。现在,我 每天都能在路边看到她的身影,听到她欢快的大嗓门。 春夏秋冬轮流光临耶鲁,而安妮特是耶鲁所有季节里不变的风景。 ( 本文作者: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