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平坎坷成大道 为了寻找创作环境,我四处漂泊,像雁一样两地奔波,一路辛劳。在夜夜梦寻 故乡的旅途上,我知道我早已没有证明我是故土生民的一纸文凭,但我身上流淌着 她远古的血,无论我漂向何方…… 在旅途上漂泊的人,每一处可以喘几口粗气、打几个盹的地方都是家。而当我 们终于到达新的站点回望时,才知家是灵与肉都可以安放的地方,而我这30年来每 一处的停落都不是家——包括我充满酸楚荆棘密布的出生地。 1982年,爹在修“红旗堰”(70 年代开始修,人力物力耗资数亿,却半途而废, 在四川省天全县境内) 。家家屋里穷得揭不开锅,娘从她姐妹中“化缘”求米,想 让我读完全区第一届“重点班”。奶奶每隔三日便将瓜果蔬菜背至学校,低价给我 换伙食费,10里山路啊,我怎么忍心呢? 书不读了,回家种地。 就在这衣食不全的山沟里,我竟疯狂地迷上了绘画,而这贫瘠的故土无法承载 一个山村少年五彩斑斓的梦想,预示着我的前路必定是灵与肉的漂泊。 初踏打工 1983年,早就辍学的我,被县里叫去与县领导一道去省城参加“四川省中小学 中师师生美术作品展”。我把伙食补助节约下来买了两本画册,每翻一页都有一股 激动,常常按捺不住拿笔即画,甚至吃完饭也要用剩汤残羹在破桌上画一幅。只要 空闲便跑去邻乡背河沙卖给工程队,每立方3 元,一天可以挣6 到8 毛钱,这些钱 我一分也舍不得花,积攒下来,成了我以后去参加展览的路费。农村业余作者是没 有单位报销路费的,看着血汗钱都被我“洒在路上”,爹认为生养我是他一生的错。 他恼怒地把我就地取材刻制的石板画全都捣毁了,叫我别在他锅里蝴口。我无言以 对。艺术在温饱尚未解决的山村里是没有出路的。我脑子很乱。那时候我常独自一 人蹲在后山巨石上,石雕一样,蹲着蹲着,太阳出来又落下,大雨淋过,大风又吹 …… 1985年,县文化部门办展览到乡下收稿,我给他们说,我不敢再画了。来人知 道乡下的难处,便通过朋友介绍我到县水泥厂的外地施工队打杂,当小工每天3 元, 包吃包住。我瘦弱,可以想象,体重40公斤的人担着数倍于自己体重的沙石水泥浆, 摇摇晃晃地穿行于简易脚手架上的样子,稍有闪失就将不复存在。我在那段日子的 业余作品后来陆续参加市区美展,并大都得以发表。离市里不远,有机会开始为地 区报刊画插图。不久,建筑队完工解散,我重又回到我的山村。 物竞天择我做异乡人 回乡后我被看成是“见过世面”的人,不足18岁就被村里选为村官兼生产队长, 是上级的“培养对象”。然而我的心里压根儿不想这些。我心中似有干山万壑。严 酷的现实和我内心的文化需求矛盾日益尖锐。生活的重压,父辈的指责,家庭的破 败,使我终日感到生不如死。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什么呢? 终因思想歪,狂放不羁不 适合培养。爹每逢便骂“金碗都被我硒烂,还有脸在家丢人现眼。” 为此,我躲进大山里。我想像“祖先”一样生活,是否可以重塑一个“我”呢 ?什么也不想吧!不想就心安理得,慢慢就适应了。 大雪封山的寒冬腊月,正是砍荒植树的时节,我通过熟人在林业员那儿弄来了 一些造林指标,便和弟弟用三尺长柄的大砍刀砍荒植树。每日一身潮汗湿,晚上睡 在简易草棚里,第二天头上尽是白霜。就这样日夜狂砍满山荆棘,把淤积于胸的牛 劲发泄在冷酷寒寂的荒野。砍去荆棘丛栽上杉树,握着锋利的砍刀,我希望能在冥 冥之中劈开布满棘刺的人生走出一条路来。整整与世隔离的三个月,我们兄弟被荆 棘划得体无完肤,经历着雪与霜的冶炼。我冷静地思考,我不能在这里呆了,我要 到外面去。 朝着皇城走 1989年年关,正是出外人归乡的时候,我出门了,向着北京。 通过亲戚介绍,我去铁道部十六局第五工程处做临时工。工程处是搞建筑的, 干体力活基本上是以貌取人,看块头大小卖力气,日工资5 元至6 元不等。我个小 瘦弱,常做查漏补缺的料,抽来调去干杂活。最后一段时间我被抽去四处在北京西 单修地铁。我们常常深夜坐着敞篷车从西单经天安门去朝阳区的住处。 白天是禁止卡车载人经过长安街的,凌晨时无其他车辆,开车的山东司机撒野 一般把车开得风驰电掣。十里长安街一过,会把耳朵冻得碰丢了也不知道。后来工 程少,单位精简,其时我又不争气地被电钻卡伤,只有被裁员的份儿。最后一次从 长安街上驶过时,我仿佛看到一块招牌上有“天全”二字。我是天全人,吵着下车 去会老乡,司机跑了很远才停下车。我独个在街上寻找,待我筋疲力尽找到印象中 的门店前坐下,店门早关,招牌背放着,我翻过来一看竟是“全天营业”,顿时像 泄了气的皮球。北京没法混了,偌大的皇城并不收留我。 1990年12月,我准备去唐山找十六局我认识的广西朋友。离开北京时,为节约 盘缠,我不敢住旅店,而是寻找到一个一米高的下水道,用随身携带装画具的木箱 横放在下水道上,人坐在木箱上,污水从木箱下流过,寒气袭来,此刻我就在皇城 的角落,此情此景令我百感交集,思乡泪,他乡的凄楚,和对前程的绝望一齐涌结 心头,我抱头痛哭。 那晚,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也不知道了。当醒来时,太阳尚未出来,一只脚泡在 污水里,我想挪动一下脚,但手脚不听使唤,我知道冰冻三尺的厉害,没有放过我 停泊在阴沟里的瘦弱之躯。一夜冰霜把我凿刻成雕塑。耳朵里响过污水的流动声, 看着太阳从浓雾深处升起,等待她慢慢照过来,照过来…… 中午,我拖着没有痛感的双足,爬上开往唐山的列车。希望在下一站能好转。 到达唐山后找到广西朋友,又在建筑队谋事做。并有空去广告公司打杂,画招牌。 这时期的作品好些,稍稍调转心态后,我给家乡文化部门写信,他们答应帮我安排 个事做。1990年底返乡,在乡文化站做临时工,每月56元。我庆幸的是又可以画画 了。1991年因生活拮据便请假去成都一个工艺公司画图案,月挣240 元。 1992年文化部门让我回来做临时工,负责宣传栏及单位清洁,每月100 元。1992 年和1993年是我创作的高峰期,发表、展览、获奖接踵而来。《四川农村日报》、 《四川日报》、四川电视台等媒体相继报道了我的自学事迹。 1993年县里搞经济开发区,卖商品户口。传说是买了户口可以吸收为国家正式 工人,而我在文化部门“工作”更有希望。我姐从邻县婆家带一沓钱赶来,鼓动我 爹,不说别的,单是能有一个创作环境条件让我在外面折腾,免得在家里惹人嫌也 是值得的。爹于是挨家走亲戚求人,七拼八凑地弄够5150元巨款给我买户口。不买 户口我还能听天由命,买了以后我知道了许多“平民的天真”。招工招干于某些人 只是“走过场”,而对我来说,买了户口撞破墙也没能成为正式工,还惹来许多的 冷嘲热讽。 受到重创后,我回家找我爹,我说自古忠孝难两全,既然生得贱我也不再丢人 了,没有必要在这穷乡僻壤,我还是流浪吧,也许这次是否回来都无可知,若他年 回来,你就当我是捡来的,若没回来你就权当没我这个儿子吧……说这话时正在吃 饭,娘放下碗就回到屋里哭。 我以3000元的价钱把户口卖了。在公安局户籍科拿到“迁转原籍”的通知单后 我便走了。离开故土时娘给我一块土放在贴身处:记住,这是生养过你的地方。 六年归乡梦难圆 1994年元月7 日,我揣着一外企驻深公司老总给我的路费来深圳,像一尊刚出 土的陶俑站立在火车站出口处,南方的太阳令我眼花缭乱。在该公司试用半年后便 要我像艺人一样签约,因有一些条款不能接受,7 月2 日我又出现在深圳的寻工人 流中。没有任何身份证明,虽然艰辛寻找工作仍未果,盘缠日尽,我用一天一包方 便面熬着。最后我拿着一张印有我照片和介绍文字的报纸,给一家公司人事部看, 他们对着实物和照片验证无误后同意试工。 第一天上班在车间擦磨光珠,不细,被师傅白几眼,后去染珠,染珠又不规范, 被领班骂得一无是处。我说制造原子弹核武器的未必会裹春节燃放的烟花爆竹。此 后,我便被安排去做搬运,显然这工作更适合我这个“造原子弹核武器”的了。 住在公司的仓库里,我什么行李都没有,晚上摊两张报纸,码一叠书做枕便席 地而卧。白天上班加班,晚上喂蚊子。南方的蚊虫多,我那间屋的蚊子在数月中个 个都长得肥硕、透明,只差撑死。手、脸、脚,凡是可以叮的地方都被叮得像患湿 疹,密密麻麻布满红斑。三个月后我破格做了主管。 1995年我把弟妹弄到深圳,开了一家专为打工者收存收转信函兼以经营平价快 餐的“打工一族”。此后相继介绍两百多家乡人来深圳打工。 打工生活身不由己。白天上12小时的班,晚上为自己的命运加班,铁架床上不 能画大幅画,我便画小图,写小文章。那段日子的《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 常有我的小品文章。1996年《大鹏湾》杂志社聘我为美术编辑。我珍惜这难得的机 会,所编发的作品相继被国家、省、市报刊转载多件。在杂志社优胜劣汰的体制中, 来来往往的编辑不乏高学历、高职称者,但我以实际工作能力颇得社领导认可。 我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坚持创作,文艺作品被《中国青年报》、《小说选刊》、 《读者》等报刊发表选载多件。1999年6 月,我的四幅作品入选文化部、广东省文 化厅等单位主办的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展览。7 月,我得知每5 年一届国家最高水 准的“全国美展”收稿消息后,即早出晚归,利用一个月的业余时间创作四幅作品, 其中一件被四川省评为5 年来的优秀作品,选送“第九届全国美展”。两件入选广 东和四川省建国五十周年美展,分别获得省二等奖、优秀奖、深圳市银奖。 为了寻找创作环境,我四处漂泊,像雁一样两地奔波,一路辛劳。在夜夜梦寻 故乡的旅途上,我知道我早已没有证明我是故土生民的一纸文凭,但我身上流淌着 她远古的血,无论我漂向何方…… ( 本文作者:罗向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