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在我的理解中,写作状态和写作是两个概念,沉浸在回忆中,面对自己,不停 止追问,便是进入了本质意义上的写作状态,而写作不过是把这一状态形式化、公 开化的过程。一个写文章、写书的人必然要进入工作状态,却未必能进入写作状态。 《今天》的作者,在国内仍然保持写作状态的寥寥无几,在屈指可数的人中当属田 晓青和刘自立。 田晓青是以一个文学青年的形象进入《今天》创作群体的,他曾以读者身份给 编辑部写信,很快便开始在《今天》发表诗作。但他的辉煌不在《今天》时期,一 九八八年,他的系列长诗《闲暇》在圈内引起反响。“梦中动荡的省份!当一阵凉 风刮过,所有征伐之事,都在一部手抄的私家论文集上发出枯叶般恼人的喧嚣……” 很少有能把自己放逐于文学之外的诗人,而晓青则表现出了这种特性。在《闲暇》 中,诗人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流亡的智者,洞穿人世浮云,在广阔的背景下关照历 史、概括历史。至于晓青的诗是否像有的人所说,是八十年代汉语写作中的顶尖之 作,对我来说并不重要,那是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事,因为我与晓青的关系绝 不仅仅是文学的关系。 与晓青交往始于《今天》停刊之后,那时他辞掉了北京电视设备厂的工作,周 郿英把他介绍到一家公司。振开、江河、赵南都经历过丢掉铁饭碗的处境,对于他 们来说,那是困难的事,有时候还是滑稽的事。我曾见振开跑到迈平家一本正经地 讨论一笔贩卖带鱼的生意,赵南则实实在在地倒卖过一次香蕉,据说一车香蕉运到 北京后,由于天气冷成了黑色的,搞得赵南焦头烂额,那年春节被戏称为“赵南的 香蕉年”。晓青从那时起再没谋求过正式职业,他搞过印刷,做过皮货生意,到过 广告公司,编过书,办过刊物。总之,他一直支撑着,挑着养家糊口的担子。到夜 深人静的时候,他打开电脑,对着屏幕写下三五百七八百字。这时候,日常生活不 存在了,物质世界不存在了,他进入回忆,在回忆中为自己再造一个人以及与之有 关的世界。 写作对于我,是现实生活向理想生活的逃避,我指望通过写作梳理自己,表达 自己,提升自己,而晓青远没有我这样功利,他渴求的仅仅是一种状态。他之所以 十几年如一日,平和冷静地面对琐碎,就因为他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状态。这不是他 为写作设计的,而是他为自己的生命设计的。这是他自己和自己做的一笔交易。用 他自己的话来说,写作是他的压仓物,他因而不会像顾城那样翻船。晓青一定从中 领略到了别人所无从领略的境界,所以,他知足常乐,他的这种别无所求常常使我 感动。 我与刘自立的关系有几分戏剧性。“文革”中他是北京二十四中老初三的学生, 一九六八年我小学毕业就近入学成为他的校友。自立的父亲是原《大公报》的人, 后来负责中宣部国际处,参加过“九评”的写作,陈毅出访十四国、参加日内瓦会 议他都随行,“文革”开始,他的处境自然不妙,遂跳楼自杀。自立成了黑五类, 但骨子里还有着干部子弟的狂妄。上中学时我是学校的笔杆子,常写大批判稿。自 立因张贴大字报对血统论提出质疑而被打成反革命,在批斗他的全校大会上,我曾 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 被斗人的头发使之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身上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带着 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被抠着眼窝。当年充满了阶级义愤的我并没 有在意这个细节,可是当我们在《今天》真正相识时,我首先忆起的就是这个场面。 自立是一个使人难以读懂的诗人,难以理解的小说家,难以亲近的人。他在骨 子里,而不是表面上是个现代主义者。他在《今天》发表的小说《圆号》《仇恨》 (署名伊恕)已经表现出明显的实验色彩,近些年则走得更远。如果一篇小说可以 分而知之的话,我愿意承认他的实验性小说我只能读懂五分之一,如果不能,我只 好承认百分之百不懂。他写作的效率之高让我望尘莫及。在报社喧闹的办公室里, 他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个工作日下来,便可以完成一篇小说,而且都 是一挥而就、一气呵成。 不管他的试验是否成功,我都这样认为:在《今天》的作者里,他是在绝对意 义上从事文学,而不是在理想的、信仰的抑或社会的意义上从事文学。在他看来, 中国现代诗与中国古典诗词相比是一种倒退,他为中国的诗人和作家,包括评论家, 不能从文字本身进行革命性的试验而感到焦虑和无奈。尽管如此,他一如既往地思 考、读书和写作,而国内却很少有人能认同并欣赏他的作品,因而他的作品很少有 机会发表。他像一只蜗牛,幽闭在一个硬壳里,全身心地营造个人写作状态,与众 多大陆作家毫无共同之处,并且安于这种毫不相干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