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军突起话《女神》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初期,新诗无疑是最早显示了创作成果的一个部 门。 1920 年,胡适的《尝试集》问世。《尝试集》不失为一部同几千年沿袭于斯 的旧诗告别,为新诗诞生而开辟草莱的开山之作,其筚路蓝缕之功是不可抹煞的。 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它的菁芜杂糅同样有目共睹。连胡适本人也认为它还 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时代在呼唤它的真正诗人。 1920 年8 月,一本名为《女神》的新诗集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作者署名 郭沫若,是一位留学日本,不为人所知的27 岁的青年。不过,那时“名人崇拜” 似乎“昔不如今”,无名就无名吧,看看作品再说。也多亏了这重文不重名的好风 气,《女神》一出,真正是异军苍头突起,直使石破天惊。 它那充溢其间的海外赤子“为反抗的火烧得透明”的反封建和反抗不合理社会 的精神,那种雄浑豪放的风格和自由体的形式,犹如大海波涛,天边惊雷,在初步 觉醒的中国知识界激起强烈的共鸣。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炉中煤》中燃烧着多么强烈的眷念祖国的情绪!《匪徒颂》对历史上起过一 些革新作用的“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匪徒们”,作了多么由衷的赞扬;《晨安》里, 诗人向年轻的祖国、新生的同胞、革命的先烈、艺苑的巨擘、壮丽的天河,向世界 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气儿喊出的27 个“晨安”;《金字塔》、《凤凰涅槃》, 倾吐了诗人对创造光明的颂赞和对祖国未来新生的渴望。 《女神》中56 首新诗奏响了“五四”精神的最强音,倾吐了郁积在人们心头 的苦闷,为“五四”新文学运动赢得了千秋永照的不灭光辉。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评 赞的那样:“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诗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 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 世纪的时代精神。有 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女神》的确 不愧为时代的肖子。它真正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为中国现代诗歌开拓了一个新的天 地,奠定了中国新诗的稳固基石。而郭沫若也由默默无闻变得声誉鹊起,成为中国 新诗在艺术上的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这位中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 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这位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在毛泽东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的郭沫若同志,从处女作《 女神》迈开了他波澜壮阔一生的第一步。 《女神》的成功是历史的偶然产物吗?《女神》的成功是天才适逢机遇吗?不, 《女神》的成功,最根本的在于时代的需要和郭沫若长期的、切身的社会体验和艺 术的积累。马克思在《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说:“如爱尔维 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 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列宁在《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中说得更简明: “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确乎如此。正像鲁迅早年发 愿学医,决心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害死的病人,战争时去当军医的想法相同, 郭沫若的早期,也是憧憬于流行一时的“富国强兵”、“实业救国”等等主张的, 他就表白过:“我原来是看不起文学的,觉得它不能救国救民。”然而,现实无情 地击毁了他的这种虚幻的憧憬:外强的凌辱,故国的积弱,军阀的恣肆,人民的呻 吟,使这位热血青年陷入深深的苦闷:“有国等于零,日见干戈扰。有家归未得, 亲病年已老。有爱早摧残,已成无巢鸟。”“欲飞无羽翼,欲死身如瘫。我误汝等 耳,心如万箭穿!”活不下去了,但总不能坐以待毙。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知 识界带来了创造新时代的讯息。在中国共产主义先驱的带领下,一场彻底的不妥协 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势所必至地席卷而来。这样狂飙突进的时代所要求于新 诗的,已经不是文言变成白话的形式之变;这样狂飙突进的时代,所需要的也远远 不止于浅吟低唱和凄切的哀诉。它呼唤着火、呼唤着光、呼唤着力、呼唤着摧枯拉 朽的雷霆。《女神》正是以它那火山爆发一般的气魄和熔岩一般炽热的真情给大时 代擂响了助阵的鼙鼓和吹响了冲刺的号角。 这里不妨引录一段郭沫若的回忆: 《凤凰涅槃》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天在课堂里听 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写本上东鳞西爪地写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 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铅笔只是火速的写,全身都 有点寒冷,连牙关都在打架。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写了出来……由精神病理学的 立场上看来,那明显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那种发作大约也就是所谓的 “灵感”吧? 写诗的人喜欢讲“灵感”,有人甚至把“灵感”解释得虚幻飘渺,难以捉摸。 说透了大概是平时生活积累的偶被触发时所冲腾而起的表达欲望吧? 《凤凰涅槃》象征着中国的再生,也象征着作者的再生。这真情挚意在作者脑 际是盘桓蕴积得很久了。一经诗意袭来,竟是那样失态。这也正同他当时一封信中 谈的那样:“要有纯真的感触,情动于中,自己不能不写。”有一些时候,一部作 品的成功,往往被人看作是偶然,这偶然的后边又有多少必然的成功呢?《女神》 的成功固然如前所说,是作者脉搏的跳动与时代相一致的结果,同时,也启示人们 :深厚的艺术积累和追求、探索是多么重要。否则,当时创作新诗者多矣,何以惟 有《女神》当得起时代肖子的赞誉?是的,家学渊源,使童年、少年时期的郭沫若 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薰陶,青少年时代的广泛涉猎,又使他接受了外国优秀的现实 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特别是后者,比利时的梅特灵克,德国的海涅、歌德, 英国的雪莱,印度的泰戈尔等人的诗篇,曾经多次抚慰过他孤寂的心灵,他甚至翻 译了《泰戈尔诗选》、《海涅诗选》,尽管并没有被出版家所接受。美国民主主义 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更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说:“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 套摆脱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起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 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在这样长期的广采博览中, 郭沫若通过对比和选择,找到了与时代合拍的自己的节奏和旋律。个人的郁积和民 族的郁积,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时候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 当然,在谈到异军突起的《女神》时,人们是会与郭沫若一样,不会忘记最早 发现了郭沫若诗歌的时代价值的“伯乐”,《时事新报·学灯》的编辑郭绍虞和宗 白华先生的。当郭沫若还在名不见经传的时候,他们给他提供了发表的园地,为日 后结集的《女神》这座新诗的纪念碑,洒下了他们扶持、奖掖的汗水。他们的历史 功绩也永远铭记在新文学运动的史册上。 62 年前诞生的郭沫若的处女作《女神》给予我们的启示和教益是足供我们深 长思之的。 (1983.11.16)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