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书简》 1935 年11 月,孔另境“处于失业状态,除了写些短文投稿,毫无生活来源”, 同时,他又感于“迩来书翰之刊行日伙,而类皆遗札与情简,欲求综集名家,兼收 并蓄,尚罕寓目”,因而发愿编一本“现代作家书简”之类的东西。计划之初,孔 另境首先写信向鲁迅先生敬索他写给别人的函件。鲁迅先生于11 月1 日复信道: “奉到手示,刚刚都是我没法相帮的事,因为我写的信,一向不留稿子,而且别人 给我的信,我也一封都不留存的,这是鉴于六七年前的前车,我想这理由先生自然 知道。”信写得十分诚恳,所谓“六七年前的前车”,自然是指1931 年1 月柔石 等被捕时,鲁迅先生不得不走避他处:“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 女人抱着孩子住到一个客栈里。”在另一处地方,鲁迅先生还记述过他“烧毁”过 两次信件的事。一次是“1930 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辑 ‘堕落文人鲁迅等’的时候,我在弃家出走之前,忽然心血来潮,将朋友给我的信 都毁掉了”。一次又是“1931 年1 月,柔石被捕,在他衣袋里搜出有我名字的东 西来,因此听说就在找我。自然啰,我只得弃家出走,但这回是心血来潮得更彻底, 当然先将所有的信札完全烧掉了”。至于“心血来潮”云云,不过是句反语,鲁迅 先生分明清醒地知道:“五年前国民党清党的时候,我在广州,常听到因为捕甲从 这里看到乙的信,于是捕乙,又从乙家搜得丙的信,于是连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 下落。”在这种“瓜蔓抄”的种子仍然绵绵不绝的大黑暗中,焉能使敌人快意而不 “心血来潮”乎? 但,鲁迅先生对这编印书简的事仍然是倾心支持的。此前三年,鲁迅先生在给 李霁野的信中说起过:“雪峰先前对我说起,要编许多人的信件,每人几封,印成 一本,向我要过几年前寄静农,辞绝取得诺贝尔奖金的信。但我信皆无底稿,故答 以可问问静农自取。”不过,雪峰拟议中的书简终未成集。现在,孔另境有志于此, 鲁迅先生既无力为他提供信稿,似乎有点耿耿于心,因而到这个月的25 日夜, “于上海闸北之且介亭”中,为孔另境的《当代文人尺牍抄》(后改名《现代作家 书简》)撰成序文一篇。孔另境在20年后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那知隔了 几天以后,先生忽然替我写了一篇序文寄来了,这真使我喜出望外,这也许就是先 生认为可以‘相帮的事’吧。先生的至诚待人,竟到如此地步,我捧着这篇序文感 动得流下泪来。后来这本抄抄贴贴的东西,因为有先生一篇序,一下子给生活书店 接受去了,我也马上获得了全部的编辑费。”鲁迅先生之所以“相帮”,是他认为 这样的一本书于读者有益。在“序”中,鲁迅先生明确地指出:现在读文人的非文 学作品如书简者,大抵目的有二:“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 的生平。”尽管,书简的作者有时也不免“做作”,但“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 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从“作家的日记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他的作品更其 明晰的意见”,也能够“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的确,这本收录58 位现代作家的220 封函件的《现代作家书简》,也正是从 不同人的不同角度,显示了他们各人在那一个时期的“真实”。比如鲁迅致郑振铎 的三封信,是围绕《北平笺谱》的编印而磋商的。时坊间笺纸,迹近绝迹,鲁迅先 生设法搜购,加以检选,并约郑振铎“相助”,以期“上加序目,订成一书”。为 什么呢?“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协议既成,先生 又从笺谱名称、印纸选择、目录写法、笺页大小,以至于笺上直格、页码色泽等等, 不遗巨细,具体而微地加以擘划。 另一信中,先生还提到笺谱原刻工“板儿杨”、“张老西”之名,《北平笺谱 》上虽无由注出,为了不埋没他们当年的劳绩,最好请郑振铎写进《访笺杂记》内。 当《北平笺谱》印竣,他在信中不无感慨地说:“新的文化既幼稚,又受压迫,难 以发达;旧的又只受着官私两方的漠视、摧残,近来我真觉得文艺界会变成白地, 由个人留一点东西给好事者及后人,可喜亦可哀也。”愈是困难,便愈要做。这便 是鲁迅先生的性格。 再如:茅盾先生的长篇小说《子夜》出版后,丁玲有信给杜衡云:“我想发起 一次茶会,庆祝中国第一部长篇《子夜》和作者其他的作品……”台静农在致孔若 君(即孔另境)信中亦云:“茅盾的《子夜》我已读过了,确是好,实是近年新兴 文学的绝大成绩。”其欣喜和鼓舞,溢于字里行间。而对朋友的著作,也不乏实事 求是的批评。比如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讲义印出后,刘大白在致陈望道信中就 坦率地指出:“讲义收到,细读一过,觉得甚好,文笔也较以前畅达了——因为我 是喜欢畅达的。不过《修辞学发凡》上骂人的一段,我觉得还是删去为妙。在讲义 上指示学生无妨的,但是印出去,却有点与著作体裁相左。”同一类型的,还有冯 雪峰致戴望舒信,那是谈到杜衡托他介绍的小说《火曜日》的。雪峰在信中说: “杜衡的《火曜日》,我这几日觉得不好。我本想寄到《未名》去,因我觉得不好, 未寄,我想暂时搁下吧,不知杜衡以为如何?此篇小说实在太概念了,也太概念的 平常了。 《人去后》我倒以为是好的,并不是就思想说。”受人之托,而直言不讳,不 失鲠直认真的雪峰本色。 1933 年,鲁迅先生与施蛰存之间有《文选》《庄子》之争,对这一争论,沈 从文的看法是什么呢?他在致施蛰存的信中云:“关于与鲁迅先生争辩事,弟以为 兄可以不必再作文道及,因一答辩,固无济于事实得失也。兄意《文选》《庄子》 宜读。人云二书特不宜读,是既持论相左,则任之相左可,何必使主张在无味争辩 中获胜。”这实在可洞见沈从文之性格。而郁达夫在致杜衡的信中,也论及这次争 论。他说:“丰子余(即鲁迅先生——高信注)和蛰存的这一次笔战,真是意外的 唇舌,大约也是Jouvnalism 上的一种作用,否则《自由谈》将不能每日热闹矣。” 其时住在杭州“风雨茅庐”里“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郁达夫却又 是这样书生气十足的看法。 其次,《书简》中亦可看出作家们至情至性的绝无遮掩的流露。老舍自评自己 的小说《小坡的生日》“是我得意之笔”,《离婚》“比《猫城》强得多,紧炼处 非《二马》等所及”;田汉对《资本论》的渴求:“又《资本论》兄目前如不用, 望悉以相借。因为我想趁此余暇,切实读一读,兄能玉成我否?”施蛰存竭力资助 戴望舒在巴黎学习:“我总在国内尽力为你接济,你不要因一时经济脱空而悲观。 苦一点就苦一点,横竖我们这些人是苦得来的。”魏金枝在信中屡道窘境,更使读 者为之心酸:“文字生活于我太苦,盖我无钱无饭无烟,即不能下笔,而半年以来, 日在穷境中……”还有上述的沈从文先生这样描述自己在1934 年在北平的教书生 活:“教书的天日不知,还以为不过问国事,我领导学生不过问国事为责任,表示 清高守分,除掉教书外我只知听戏。到危险时长腿则一跑了事,不跑则保守原来地 位作新朝顺民,这种人在北平占多数,事实上已不是中国人了。”仍不失为书生本 色。 孔另境在该书“钞例”中称:“是集所录,均出之私箧,从未梓刊者,文多朴 质,较之经润饰而工整者尤觉可喜。”其“尤觉可喜”,正是因为它没有文饰,它 真实贴切。文坛史实,作者生平,均了然无隐。而插入书中的14 位作家的手泽, 或钢笔、或毛笔,或画笺、或素纸,或直行、或横写,或工整、或急就,都使读者 感到亲切。 当然,这近50 年前的书简的作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此后的道路也各各不同, 且大多数已经作古了。即使当时对某些事情的看法的不同,也由于认识、地位和种 种客观条件的局限,不可能那样划一。作为30 年代文坛的一角来看,《现代作家 书简》无疑是具有帮助人们了解和熟悉30 年代文坛的纷纭和复杂的作用的。 1980 年,孔另境先生的夫人在孔先生十年浩劫中含冤去世之后,将《书简》 中手迹增加了16 件,合计30 通,然后将原书交花城出版社重印,实在是使读者 无比欢欣的事情。当年孔另境先生在编这本《书简》时曾有“他日若有机缘,当再 广征琼瑶,以成续编”的打算。但由于他的去世,这《书简》的续编也就无法谈起 了。这几年,报刊上颇有不少作家书简出现,但读者似乎有点烦言,其所以“烦” 者,不外乎书简中矫饰太多,相形之下,反不如这50 多年前的《现代作家书简》 的“文多朴质”。殊不知,一旦“矫饰”什么“文坛故实”,什么作者生平,自不 免要大打折扣。读者与其读这样打折扣的作家书简倒远不如读那些虚构的小说有味 得多罢,原因何在?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日记体、书简,写起来也许便当得多, 但也极容易起幻灭,而一起,则大抵很厉害,因为它起先模样装得真。”(1983.10.15)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