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 15 年前,正是“四人帮”肆虐的年代,何林先生尚在南开大学任教,时有辅 导鲁迅作品学习的文章在内部印出。已经记不清是哪一位朋友给我抄了李何林先生 的地址,于是我贸然给他写了一封求教的信。信是发出了,能不能得到回复,在我, 实在没有什么把握,甚至不抱什么幻想。我当时估计,先生是不可能回信的。先生 虽在南开任教,但他从30 年代的《论鲁迅》,到40 年代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 思潮论》,早已是开国内鲁迅研究先河的著名学者,而自己久居商州山地,默默无 闻,闭目塞听,虽然也写了一些有关鲁迅的文章,然而浅陋浮泛,怕也是很难进入 专家学者之视野的,更何况,文化浩劫,遍于国中,“弄文罹文网”,一场场运动, 早已使知识分子不得不变得分外谨慎和警觉(记得此前或此后,从一位老前辈那里 抄得一位居住上海的老前辈的地址,遂写信请教什么问题。信发出许久,回信来了。 信的开首就坦率地说:‘你来信说从某某先生那里知道我的地址和近况,我免不了 写信去问问他,这一点我想你是会予以谅解的。’云云)。我贸然给李先生写信, 他信得过我吗?没有想到,过了不久竟然收到他的回信,这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之 外——后来才知道,李先生对于给他写信的人,无论亲疏贵贱,都是一视同仁,亲 笔作复,而且每信必复。所以,我在收到复信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位著名的学 者李何林先生,看得起山野草民,没有什么学者架子。我同时也就自然想起了鲁迅 先生给颜黎民写信的事来。这是我对先生之风的最早的深切感受。 这以后,大约通过四五次信,其间,因为开会,也有几次面聆謦欬的机会。李 先生给我的第二个深切感受是诚恳坦荡,虚与委蛇是没有的,敷衍塞责是没有的。 事无巨细,他总是决不苟且。我平时写字,潦潦草草,只求达意,不求工整,因而 常常出错。第一次给他写信,就被他不留情面地指出两处:“来信收到,信封上写 的‘高×寄’,(‘×’是写得很草的“信”字)是否信?难定。姑写高信吧,信 内文字,倒不潦草。”不经意间,把自己的名字也写错了,使得先生三翻四检,终 难确定叫高什么。多亏“信内文字,倒不潦草”,才确定下来是一名叫高信的粗心 青年写给他的第一封信。其实,信内文字,依然潦草,说“倒不潦草”,也正是先 生的宽厚之处。也是在同一封信里,先生就委婉而明确地指出我把“罗怃”写成 “罗抚”的错误。曾有张若谷其人,作说部《婆汉迷》,以罗无心暗讽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信手取来罗无心,化为“罗怃”笔名,以示反讽。我明明知道此中原委, 但仍然一直把“怃”误成“抚”。李先生风趣地说:“‘罗怃’不是‘罗抚’, “怃”拆开才是‘无心’,‘抚’拆开就是‘无手’了。”当时读信至此,不禁面 红耳热。心中暗想:这位李先生的眼力好厉害呀!倘不是李先生指出,我以后一定 会在专著《鲁迅笔名探索》中重犯“无心”变“无手”的错误,这是肯定的。对一 个初次通信的并不熟识的青年,如此“不留情面”地匡误指谬,实在是对我这个不 够格学生的一声棒喝。的确是一声棒喝,而且还更有无声的棒喝,所谓言教之外的 身教:先生来信,从信封到信内文字,莫不工整端庄,一笔不苟,处处流露出严肃 纯正的学者之风,堪为我临写的范本。回视自己的信笔涂抹,只有无尽的惭愧,继 而从这惭愧中生出见贤思齐的信心。 也有几次开会,有幸亲炙先生的教诲,或两人相对,或数人围坐。面容清癯、 不苟言笑的李先生从来都是正襟危坐,侃侃而谈,从无倦容,更无厌烦之色。 坐在先生的面前听他谈话,听者如我,首先就是杂念顿消,一任他那明净如春 雨般的话语,浸润到干涸的土地。11 年前,我第一次到北京访友。当时,中国第 一个鲁迅研究机构还暂设在西黄城根一个大院里。接待我的是漱渝兄。交谈未几, 研究室要开会了,会场就在漱渝房间的隔壁。漱渝让我在房子里随便翻书和休息, 他按时出席。主持会议的是何林先生。会议呢,也只是一般的机关工作会议罢,只 听到何林先生清朗的皖北乡音,久久地从会议室内传出。我当时就想:一个职位那 么高的领导,一个贡献那么大的学者,就是在这样一个很不理想的环境里,主持着 这样一个小小机关的工作会议,这样认真地具体地耐心地安排布置指导着这样一个 小小的单位的工作?其实,他完全可以以居家遥控,或者通知几位中层领导来指导 安排,而这样的领导者,实在并不鲜见。可李先生却不,事无巨细,必躬亲以行, 难怪他身边的中青年学者一提起李先生,无不肃然起敬了。须知,此时的李先生已 届75 岁高龄了呵! 李先生是一位严正不苟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位对后学霭霭然的长者。这或许正 是他道德风范的两个方面,两者合起来看,又组成了他那令人感怀的先生之风的一 部分。当我向他请教鲁迅笔名“罗怃”时,他翻查了《鲁迅全集》之后,告诉我: “我查了一下‘罗怃’,在1933 年1 ~12 月共用了六次”,而关于张若谷的行 状和《婆汉迷》,他“都无资料可查”,如果有资料可查,他一定会查出来告诉我 的。我想得到一张鲁迅木刻像,那帧木刻就印在他选注的《鲁迅杂文选》的封面上。 所以我写信给他。他回信说,他并不认识刻此像的同志。这事原就可以作罢,让我 再想法就是了。可李先生一定估计到我的拘谨,怕我失望,又特意告诉我可以向天 津人民出版社商借,甚而至于连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地址也不惮其烦地开列给我,而 且顺便叮咛一句,《鲁迅杂文选》闻已重排印了,“本子要放大些,是否还用此相, 不知”。显然怕我等候此书重印后不见此像而耽误了我的需要。我按他的指点,向 天津人民出版社写信,果然得到了陈新同志所刻制的那帧鲁迅木刻像,现在仍挂在 我的书房里。我也曾以鲁迅思想转变问题,征询先生有无新的见解。按一般情况来 说,寥寥几句就可作答:“我的观点仍未变,可参见拙著某某。”可李先生并不, 他是害怕我找不到他昔日的著作,特意用百余字,概括重申了他不曾改变的观点。 我也曾于每封信中,也常常在请教之余,向他打听一些我所崇敬的前辈的现状,有 些在当时颇为犯忌,别人只会口说,不会形诸于笔墨,或者连口说也分外小心。但 李先生对我,竟然毫不设防,满足了我的要求,他谈到周扬、夏衍,谈到了田汉、 阳翰笙,也谈到了唐弢、王士菁诸位先生,笔墨间流露出对老朋友的追怀,对一些 朋友遭遇的同情。特别在谈到王士菁先生时,还给我开列了士菁先生的通讯地址, 说他与“士菁也常通信”,于是我也就与士菁先生通过几封信,从中受到教益。李 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只要你有求于他,他总会使你得到满足,那样 推己及人,那样细致周到。所谓“先生之风”,自然亦包括这些吧。 李先生病危时,曾自制唁告曰:“60 多年来,为党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国 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人才,坚持‘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战斗传统,发扬鲁迅精神, 驳斥了鲁迅生前死后一些人对鲁迅的歪曲和污蔑,保卫了鲁迅思想。”这也是李先 生对他60 余年生活和工作的总结,实事求是,朴实无华,同时更振聋发聩,掷地 有声。他的自制唁告和他那刚直不阿又清可见底的一生,无疑为我们这些后来人树 立了一块鲜明的路标:只有继承了鲁迅精神的如李先生这样的人,才有资格研究鲁 迅,也才能发扬鲁迅精神。 李先生去了,他留给我,同时也留给我们的是他那令人敬仰的先生之风。 他督励着我们去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业,用鲁迅先生当年的话来说就是:“这 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1989. 5. 8)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