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遗文倍有情 钟朋先生,笔名梁永,书斋名曰雍庐。据先生自解:斋名“是由梁永之‘永’ 生发出的,‘永’是‘永远’,‘雍’是和谐,我家本和谐,题为‘雍庐’,实为 纪实。”先生在这里只说了梁永和雍庐的音变,却未说明梁永与他本名的关系。这 里我斗胆姑作解人:记得在钟先生生前,一次让我检阅他的剪报,犹记得在一则发 表于《文艺报》的短文上,看到先生曾署名钟良运。 由是,我猜测先生也许有过一个本名或表字就叫钟良运。大概嫌良运偏俗,因 此按谐音,演变出一个梁永的笔名,再由“永”生发出“雍”,由“雍”生发出 “雍庐”。在雍庐所作的书话,迳取名为《雍庐书话》,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罢。 《雍庐书话》的结集计划,梁先生生前肯定曾经有过。岂奈人生无常,天不假 年。如果他不是1991 年12 月遽然仙逝,也许会亲手编辑。先生逝世后,这编集 的担子就落在一樵、光珞母女肩头,那初衷只是在于给先生留一点纪念吧!书稿先 是送给一家出版社,放了一段时间。也是这个时候,我见到了为此书的问世奔走不 息的先生的爱女光珞,深为她对父亲的一片爱心所感动。再后来,南京书评家、作 家徐雁先生知道此稿,来信有意用最好的规格,最快的速度出版此书,其对书话之 作的热情和果断,更使我心折。再后来,书稿南下,迅速进入出版运作过程,不到 两年,《雍庐书话》顺利出版,刚好赶上了梁永先生两周年冥辰,这是足令生者为 之欣慰的。书出之时,特制毛边本百余册,光珞、徐雁各赠我一册。徐雁更为手头 几本毛边本编号,我的编为42 号,暗含我的生年为1942 年之意。书爱家的情怀, 尤为可感。 梁永先生一生爱好新文学著作,及到退休之后,方能好整以瑕从容翻书著文, 几年下来,成果斐然可观。只是,这《雍庐书话》未能在先生供职于斯,写作于斯, 终老于斯的陕西出版,终是有点遗憾。但再一想,这书倒也未明珠暗投,天造地设, 落到精于书道的徐雁先生手里,又得出版社诸领导的珍爱,这才有了编辑、装帧、 印刷各道环节的各擅其美。梁永先生泉下有知,定当展颜一笑,而不仅仅安息也。 关于现代书话创作的渊源,有位先生曾设过一喻:阿英为鼻祖,唐弢为圣人。比喻, 固然难免蹩脚,然比喻却也有道理。鼻祖有开创之功,圣人有吐哺之劳。阿英先生 的开创之功且不讲,60 年代,唐弢先生《书话》一卷以出,确乎给早已式微的现 代书话写作吹来一阵煦然春风。60 年代以降至今30 余年,专注于书话散文的作 家,大概已有双十之数,在这个并不很大的写作群落中,梁永先生应属佼佼者,虽 然他的作品并不太多,且已成广陵绝响。但不用怀疑,在将来的书话史或散文史上, 自会有他一席之地。他在书话写作方面的成就,晚辈之如笔者,即使拍马也赶不上 其万一。倘按下《雍庐书话》的成就不表(各地朋友已写了许多),梁永先生及其 书话写作这一事实的本身,给予我们的启示也是多方面的。 启示之一,是他对文学的由衷热爱和执著的探求。梁永先生是以高层建筑工程 名世的理工科教授。几十年来,这专业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早期的对文学的兴趣, 充其量也只是业余爱好。可贵的是,这爱好这兴趣,几十年之中,从无稍衰。直到 衰暮之年,用世俗眼光来看,是功成名就了,也仍然如此,且用力更勤。难怪,舒 芜先生在《积极的文学结缘者》的序言中说: “我算是以文学为专业的,我自审在新文学书刊的搜求校阅方面的兴趣和努力, 比这位建筑工程学家要差得老远老远,很感觉惭愧。”舒芜先生的话,当然出于自 谦,但平心而论,据我看,梁永先生对新文学书刊的搜求校阅和研究,确是当今多 少文学教授难以企及的。三年前,梁永先生去世后,我曾在《何时共论文——追怀 钟朋教授》一文中写道:“我看他的藏书,盈架盈柜,决不弱于专搞现代文学研究 的许多教授。”有的朋友看到后,不以为然,说我小看了现代文学教授。现在看来, 这断语似乎并无大错,舒芜先生的断语不是也是这样的么?应该再补充一点的是, 从《雍庐书话》所折射出来的,还不仅仅是藏书,同时还有他研究现代文学的独到 的心得和开阔的视野,也许更是一些专门家所难达到的:教学不易,写论文不易, 但要从根本上,从原始资料的搜求与分析上理清现代文学的端绪,则愈需功力。更 何况,梁永先生还有两部研究专著《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咏苏零文》尚未付 梓。 微观与宏观,概述与细论,梁先生都有了。即使是专事现代文学研究者,也不 过如此!难得的是,这一切皆出于业余,即孔夫子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退休以后,业余转换为“专业”了,无奈又年事已高,虽然可以走南行北地会会作 家朋友,到大小书店淘淘旧书,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热 爱文学始,以献身文学终,在梁先生的生命史上,文学之缘若一根红线,贯穿始终。 有心人,天不负,信哉斯言! 启发之二是,梁先生治学,并不以珍本秘籍自炫,他的书话作品,大都利用并 不稀见的版本开讲。他曾写有《我的珍本书》一文,附录了他所珍藏的所有珍本书 百余种,大抵是作家签名本和抗战前、解放战争时期所出版者,再一类是“文革” 中所印的非正式出版物。如果撇开第三类不讲,一二类的出版年限最早者为1928 年的《菊芬》,最晚者是1954 年的《茅盾小说讲话》,对于搜求现代文学版本的 学者来说,这些珍本恐怕也显得一般。然而,梁先生却以这些珍本为基点,发掘了 那么多的现代文学史及出版物上被人们忽略的故实,包括作者的、作品的或版本的。 这就不能不端赖于先生的博览旁收和认真精细。以《郑伯奇和〈打火机〉》,一篇 为例,《打火机》是郑伯奇惟一的一部小说集。梁先生说:“郑伯奇不以创作名, 更不以小说名,但有几篇小说却确实写得不错,《打火机》这篇就是其中之一。” 由《打火机》引出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描述的当年郑伯奇的形象;继而又引出 赵家璧在《编辑忆旧》中追述的他与郑伯奇的最初的交往;更以《打火机》一书的 广告文字看出它的作者对小说的自我评价,以及柯灵的《追思》一文中所称誉的郑 伯奇之所以被称为文学和电影“两栖动物”的由来。文尾更提示读者从四川人民出 版社1979 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一分册的传记词条去认识郑伯奇先 生。《郑伯奇和〈打火机〉》全文两千余字,梁永先生共引据4 部著作中有关的材 料来充实、来阐释,这正是就书论书的书话所不能达到的,也显示了真正意义上的 书话的文字魅力。再举一篇《萧乾和他的〈篱下〉》。先引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 文学史》第二册中对萧乾的介绍,又引茅盾在《茅盾文艺杂论集》上册中对萧乾创 作态度的评价,再引符家钦《文艺使者——记萧乾》(载《百花洲》1984 年第3 期)中对萧乾小说,包括对《篱下》的高度评赞,文末更以新的资料描述了今天萧 乾的生活风貌。值得注意的是,这新的资料,一件是1980 年版《当代中国作家风 貌》中香港作家彦火的《进行第三类接触的人——萧乾、毕朔望赴爱荷华过港侧记 》和香港《开卷》杂志。以刊物而论,既有大陆上比较偏远省出版的,又有遥远的 香岛出版的,这就更见梁永先生资料搜集之广和研读功夫之细微了。由此,我也联 想到,我们现在看到的个别书话文章,何以显得干巴?或者是翻箱底,以真本炫耀, 或者是谈掌故,使书话沦为“文人轶事”一类的东西。书话本身应具有的“一点事 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气息”(唐弢先生语),畸多畸少,畸轻畸重, 畸有畸无,恐怕是主要的毛病。书话作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是专家,从另一种 意义上说来,又是杂家。一身而二任,也才能如梁永先生这样知识渊博,信口开讲, 放笔抒写,无规矩而自成方圆。 当然,我们不能为写书话而写书话。如果不怕被人讥为功利主义者的话,我倒 是主张书话的现实意义。30 多年前,唐弢先生在某些书话中,曾经联系过当时出 版界的现实。后来可能为避免“今不如昔”的指责,在结集时删掉了联系现实的内 容(详见笔者《书话“出格”的断想》)。我对此是不以为然的。近10 年前,在 一部散文集的序言中,我曾经表述过自己的“约法三章”,即:着笔往昔,着眼现 在,追求史料性知识性与现实性的联姻。读《雍庐书话》,我很高兴地看到,梁永 先生在侃侃而谈现代文学版本时,也时时把他的笔锋,指向一些令人失望的当代出 版物。他写过一篇《文人的照片和画像》,就为80 年代新版《文人剪影》删掉原 版的文人像多幅而惋惜;对《钦文自传》和《聂绀弩传》前的照片的两人同一照片 的疏忽而表示不满;至于校对,先生则指出唐弢的《晦庵序跋》一书书脊竟印成《 晦庵序跋观》之误。梁先生说,以上两书的出版社都是著名的出版社,竟在照片上、 封面上出现这样的差错,“不能不说是当代出版史上的奇闻了”。在《谈刊误》一 文中,更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一系列新出版物,诸如《干校六记》、《蕴华集》、《 啼笑姻缘》、《乌篷船》、《周作人概观》等处的误排误印,连带而及电影、电视 字幕中的错别字,淋漓痛快地给予针砭和批评。历来论文有“不愠不火”之说,据 说这是作文的极致,是成熟的标志。在某些地方可以这样来评判罢。 但我总是以为,“愠”固不足取,“火”倒不妨有之。书话倘烟消火灭,那倒 真会显出一副鲁迅批评过的“不死不活相”,那么,书话的现实性既无,其存在的 必要也就岌岌可危了。当然,这仍然端赖于博览,端赖于沉潜于中的精细和认真。 说到底,还是一位真正的书话作家的功力。 友人徐雁君说:“好书是不应该寂寞的。”如果还应有所补充的话,那就是 “好书是不会寂寞的”。因为“不应该寂寞”,这印数只是1500 册的《雍庐书话 》的字号、版式、装帧设计及篇目设置,均俱见匠心,一册入手,书香醉人。这在 近年出版的同类图书中是不多见的,梁永先生有幸,他的书落到了真正的出版家和 编辑手里;“好书是不会寂寞的”,表现在一卷以出,好评如潮,或转载,或评介, 在读书界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震动。一位自甘寂寞淡泊的积极的文学结缘者,就 是用这一卷遗文,为他爱书的一生划下了圆满的句号。 (1994.12.11)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