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十记 一、书斋记洁 大城市住房紧张,小县城也未必宽裕。拿我们这地处秦岭腹地的商洛山区来说, 搞点创作的干部,几乎无一例外地年年住在一种叫做“宿办合一”的10 余平方米 的平房里。“宿”者,宿舍;“办”者,读书写作。“宿办合一”就是住宿办公一 锅煮,日常工作生活,都不能也不必越这“宿办合一”的“雷池”一步。不明底里 的朋友,也许对这“宿办合一”蛮欣赏:读写累了,倒头就睡,养精蓄锐;一觉醒 来,神清气爽,重新伏案岂不悠哉游哉么? 这就错了。岂不知,“宿办合一”的内容丰富得多哩。休息于此,读写于此, 这不待言。一日三餐在何处?来客谈话在何地?都在这“雷池”之中,四位一体, 一室多用,天长日久,年复一年,你试一试,悠哉游哉得起来吗? 读书写作,当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似乎非得关进象牙之塔才行。但闹市里 读书,在谈话时执笔的俊逸之才毕竟不多。“宿办合一”早已令我不堪其扰攘和烦 恼了! 不过,人总可以改造环境。经过一番对“宿办合一”的改造,我终于对朋友说, 我有一间书斋了。这书斋,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斋,甚至与古籍今著中的书斋天 差地远。如果,取其狭小,可称斗室;倘再加上阴潮,则又可冠之为猫耳洞。不管 怎么说,它总算是我专门用来读书写作之所,雅称书斋,也还不至于面有愧色。 这不足6 平方米的书斋,就在“宿办合一”的后部,一方布帘,把它同一张大 床和桌椅板凳分隔开来。南窗外是大楼,遮得斋内无光无风;窗外地基奇高,斋内 墙壁终年潮湿。我是知足常乐的人,小斋差则差矣,余愿足矣! 书斋自然要有书。“秦火”焚余的书有一些,10 年来朋友寄赠,书店购回, 也有三千余册之谱。三只书架,面墙而立,装得“溢彩流光”,竟把书斋内必不可 少的名人字画,诸如华君武先生的漫画,鲁少飞先生的题字,唐弢先生的赠诗,这 些足以使蓬筚生辉的珍品,挤得无处容身,只好珍重收藏,名副其实地束之于高阁 之上。风雅无非是给人看的,我没有条件风雅,也无意于以珍品示人,它们藏在我 的心里,这也就心安理得了。 书斋虽小,书却不能不买。电视机可以缓购,毛料西装可以不买,高档家具可 用低档代替,书难道可以缓购、代替吗?尽管书价涨得怕人,我也不忍心与我思之 爱之恋之的有关书籍失之交臂。何况,今日不购,等待再版,盼着减价,却难卜 “相见何年,相见何月”,更何况我们的出书周期,越来越变成考验人耐性的试金 石! 书来之不易,书的性格又极娇嫩,我只能既利用它,又殷殷勤勤地伺候它。潮 湿,是书的大忌。纸张受潮,霉斑四佈,页皱面翘,脆弱不堪,翻读之时,快感顿 失,更谈不到“纸墨更寿于金石”了,我以塑料布,倚临窗墙壁钉上,以遮盖时时 袭来的潮气水滴。外间出了太阳,总得隔三岔五地翻箱倒架,花几个小时,把它们 抱到院子阴凉处晾晒。记得昔人陶侃先生曾“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以厉 志勤力”。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当然令人钦佩。不过他老先生抱“甓”而不抱“书”, 而且“志在厉志勤力”,我不能望其项背。说来愧对陶公,我只是惟恐我珍爱的书 籍受潮而已! 古人也曾在藏书印上镌刻“子子孙孙永保用”,有人更视藏书为可居的“奇货”, 秘不示人,坚不出错。其实,他那子子孙孙未必“保用”。大抵仍然是流散四方, 下落难测。我不想把这些书留给子孙。我购藏的书,当然要为我服务。写书著文, 以备查考;随便翻翻,以疗疲累。当今之世,百岁已不稀罕,那么,这些书册,怕 还得陪我一个甲子哩!书,不想外借,也是人之常情,倒并不单单是吝啬。我不能 免俗,我的书,原则上也不外借,说一句老实话:怕弄脏,怕成为入海泥牛,云中 黄鹤。但有朋友来,坚不容辞地要“借我一册看看!”你能断然回绝吗?当然又是 不忍。于是约好还书日期,再细细地护上书衣,然后郑重地奉上,不用叮嘱“爱惜”, “准时”之类。那太显得见外。而朋友见到我的郑重之态,也往往并不轻诺。我的 藏书,给朋友带去益处,我打心里高兴。当然也有大而化之的朋友,或忘记归还, 或弄得污秽,这就不免给我带来小小的不快。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朋友爽期归还, 二次来借,就特别警告一次;归还之书,倘已不洁,我往往忍痛慨然赠与;疮痍满 目,衣冠不整的书,我宁肯赠人,也不再收藏。当然,每当想到那本不被优容的书 的命运,或者四处搜求此书,而仍然一无所得的时候,心里也着实难过。 我的书斋,虽与宿室一帝之隔,孩子们并不轻易闯进。孩子们大了,知道爸爸 嗜书如命,倘若稍动,会影响情绪的。有时外出,邻家孩子要看书了,缠着我的孩 子,免不了欣欣然登堂入室,拉出画册,叽叽喳喳,指指点点,大享读书之乐。孩 子们好学,这自然可嘉可勉,但弄脏书页,则太可惜。于是约法三章:我在时,请 来;看书前洗手;看书时勿折皱书页。“法三章者,话一句耳”,虽说是“话一句 耳”到底稍嫌苛刻。不过,久而久之,养成孩子们读书的好习惯,他们也就不嫌太 “苛刻”了。工作之余,在我这可怜的小书斋内,与孩子们欣赏那些美丽洁净,容 光焕发的画册,也真令人又回到孩提时代,顿觉童心复归,意趣盎然。 书斋讲究窗明几净。窗明,是办不到了,但白日开灯,也弥补了这先天之不足 ;几净,却易为,只需勤快就行。夜里临睡,扫地抹桌,整书除尘,几乎成了日课。 有次出差三天,回家已近夜半,匆匆洗脚上床。可怪的是,虽然备极劳顿,却毫无 睡意,辗转反侧,若有所失。呵!“日课”未作,难怪难怪。于是,披衣下床,重 整书斋,始安歇,鼾声即起。 (1988.2.8) 二、大家记小 手头有一本《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是为历史悠久、贡献巨大的商务印书馆 的总经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先生立传的一本相当精当生动的小书,在《闲暇和情 操》一节有一段颇能展示张元济先生这位大家的风范的文字: “从10 年代到30 年代,商务印书馆每年印书要用30 万令纸。但是很难想 象的是,指挥这么大一个每年营业额上千万,盈余百多万元的出版社的张元济,除 了社交信件以外,都是用纸边,或者用背面空白的废纸写信和拟草稿;内部传递, 一个信封要用几次。他办公桌‘案上木插内之废纸,抽屉内之旧信封,及椅背之绳 索’,从未断过。他的文字忘年交顾廷龙后来问他,为什么一个信封还要翻过来用, 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海运受阻,进口物资缺乏。那时纸张大都靠进口,很困 难。从那时养成了利用废纸的习惯。”是“习惯”么?也许是的。但习惯往往可以 改变,偌大一个商务印书馆,诚然纸张困难,大概也不乏供总经理挥洒的纸张。然 而,张元济先生“利废”若素,从不苟且。这就应了一句古话:“非不能也,是不 为也。”无独有偶,在许广平回忆鲁迅的一篇文字中,也有这样一段,正可与张元 济先生的“习惯”相辉映:“在北京时,常常看见他把寄来的比较大而质厚的信封 翻转面,更有时是把一张长方纸做成一只信封……每于包裹的东西拆开之后,不但 纸张摊平,放好,留待再用,而且把绳子卷好,集在一起,预备要用的时候,可以 选择其长短粗细,适当地用。”自北京到厦门、到广州、到上海,数十年如一日, 不容稍懈,乐此不疲。以鲁迅先生著述之忙,交往之繁,大可不必为此分神费力。 然而,他绝不苟且,这更应了一句古话: “俭以养德。”张元济先生、鲁迅先生往矣,后生小子之如我,只能从传记和 回忆录中领略诸前辈的大家风范。而以80 岁高龄仍然健在的著名翻译家、作家, 可谓鲁迅先生传人的曹靖华先生给我的几封信来说,更令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家风范 的继承和延伸:这是曹先生1977 年4 月19 日的来信,信纸厚实、整齐,圆珠笔 字迹颇大,写了满满一页,可能是先生目力不济所致。翻转信纸,竟是一家大学的 鲁迅《集外集拾遗》注释组当年2 月5 日给他的信,虽然用铅笔划过,以示“结清”, 但内容还是赫然在目:“本月10 日左右,我们将前来听取您的宝贵意见。”显然, 曹先生是信已收到,又谈过意见之后,将已成长物的信纸留存案头,待到给我写信 时,信手取来,化无用为有用了。再端详这信封,白薄纸翻转糊制,是第二次应用 了。也许辗转投递,信封已皱折不堪,挺不起眼的。不明底蕴的人,谁也想不到这 是一位著名学人的信函。 一只信封,一张信纸,一寸绳头,今天看来,实在是尘芥细事。即使在过去, 也不足挂齿。当年徐特立先生在《校中百咏》中有诗云:“半截粉笔犹爱惜,公家 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是算细人。”“算细人”,吝啬人之雅称。 节俭而惜物,能是“算细人”么?“于细微处见精神”,正是从这些细微处,我看 到了皇皇大家的高尚情操与风范。尽管是“一瞥”,也足值我们奉为楷模,“从我 做起”了。 (1986.3.20 ) 三、买书记趣 我的读书、购书、藏书,极力追求完整、系统。积以时日,书架之上,同一本 书的不同版本,不同作者的同一书名的著作也就斐然可观了。 比如说,王观泉编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1982 年天津出版),是解 放后第一本郁达夫致王映霞的书信集,从中颇能看出达夫当年思想生活之一斑,不 可不买。越一年,此书修订本又出。既是修订本,内容必然更充实,当然要买。不 过为防上当(小修小补名曰“修订”的本子并不少),我翻看了“再版修订后记”。 果然这本修订版不但对初版的考证作了改正,而且又增加了王映霞给郁达夫的10 封信。《郁达夫文集》是花城出版社和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合作出版的,我买了第九 卷,是因为此卷已把达夫的日记、书简收罗殆尽,查找方便。不久,陕西的《郁达 夫日记集》出版,内容与郁达夫文集第九卷相同,可贵的是附录了郁达夫自传九章, 且有精美的照片,不可不买,于是慨然解囊。这样的反复搜购,对于我了解郁达夫 的生平、思想提供了比较完整可靠的资料。 再比如,同样书名的著作,尽力购藏,这利于比较短长,互相补充,以期得到 精确、全面的知识,免得囿于一书,以误为正。拿《鲁迅年谱》来说,我的书架上 就有王观泉的一部,上海师大、上海师院、复旦大学的一部两册,鲍昌、邱文治合 编的一部两册,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一部四册。四部年谱,体例各异,详略有别, 参照研读,所得尤多。另外,我还藏有1937 年上海文光书局出版、日本人佐藤春 夫著的《鲁迅传》,又藏有1946 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日本人小田岳夫著、范泉译的 《鲁迅传》,都是初版,纸张发黄,成为珍本,从中可看出当年日本人眼中的鲁迅。 解放后王士菁所著详略不同的几本《鲁迅传》,林志浩、林非的《鲁迅传》,彭定 安的《鲁迅评传》,朱正的两种版本的《鲁迅传略》,吴中杰的《鲁迅传略》也都 有,连60 年代的电影剧本《鲁迅》,70 年代徐刚的长诗《鲁迅》,“文革”时 期被石一歌扭曲了的《鲁迅传》亦悉数收存。著者颇多,传主则一,我就是要从众 说纷纭中看出真鲁迅来,就是要从历史时期的转变和更替中探索人们对鲁迅的认识 的不同,进而洞察鲁迅研究的历史进程。 再比如,我也热衷于丛书、资料的配套。我向来认为,“丛书”倘不配套,即 无系统。丢三拉四,不如不藏。《鲁迅研究资料》,从1976 年出版第一辑以来, 9 年时间也只出了14 辑,而且印数越来越少,到第十四辑,印数只有3 千挂零, 购全实在是谈何容易。但我总算是配得齐齐全全。这全赖平时注意《全国新书目》、 书刊广告之类传递的信息,也全赖外地师友的关照。记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去年的第二期出版后,我四处托人代买,总未如愿。一次去西安开会,休息时到 一家小书铺闲逛,无意中发现了它。 我的快乐实难言喻。 以上所云,都是我读书、购书、藏书中的一点嗜好,也可以说是专业所需,不 得不尔。记得鲁迅先生说过,绿林好汉为买一支盒子炮是宁肯倾家荡产的,他有他 的“事业”么!我对他们的“事业”当然不会赞一词,但他们的执著精神却值得学 习。有人说:书籍,图书馆有的是,借就是了。姑不论专业用书,一般图书馆未必 皆有所藏,即使皆有所藏,借起来哪有自藏的便当,因此,可以说,专门研究学问 的人,藏书的多寡,也就成了衡量他学术成就的一个方面,研究学问毕竟不同于聊 大天,也不同于编故事,可以胡拉乱扯,生编硬造,所言所书,必须皆有所本。其 “本”何在?在书也。 ( 1985.12.6) 四、卖书记忧 刚从外地回来,就发现10 多包书整整齐齐地堆在办公桌上,夫人说,这是几 天前从邮局领回来的。拆封过目,原来是几位朋友新出版的一套四册《散文鉴赏文 库》。这《文库》是赠我的么?不像。十套四十本,怎能如此大方? 是令我代为推销么?从前未曾谈及,这回又不见片言只语。疑窦丛生,甚难索 解。入夜,一纸短简寄到,的确是让我“拨冗代为推销,不胜感激之至”的。我也 感激,感激的是这几位朋友对我的信任:不打招呼地突然袭击。这事先不打招呼的 苦衷,也不难推知,无非怕我畏难推却罢了。不过,“感激”起来容易,把十套书 变成30 多张“大团结”却非同小可。据我所知,当今书摊,正是通俗报刊跋扈的 领地,而几位图书馆、资料室的熟人“经费不足,购书无款”的叫苦,言犹在耳。 更何况摇唇鼓舌,宣传奔走,非我之所长。 即使勉为其难,游说张罗,义不容辞,至于成绩如何,实在缺乏信心。只是, 书已寄到,欲卖无门,欲退不能,真令人中夜不眠,如居愁城。 这况味,几年来是领教过不止一次了。 缘悭一面的×君,年初突然寄来大著一包70 本,是他的游记散文,请我代为 推销。急切之情,犹如水火。“从井以救人,解衣以活友”,即使没有深交,我也 不能坐视,为出版此书,他答应包销两千,是够艰难的了。于是找到几家小书摊。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唇焦舌敝,总算被接受下来,只是抽成每本多加五分。 我擅自拍板,只要速速卖完,我可以贴上那额外的百分之五。这期间,从未有书信 往还的×君,每周一信,从未爽期。而每信是不着一字,只寄来由他编辑的一份小 报。我知道,这无字之信是可当作有字之信读的:信件时来,无非催我卖书也。迫 切之情,尽在不言之中。后来是,三家书摊结帐,卖去5 本,剩余之书,皆折角皱 页,不复本来面目。这样的书,怎能退给×君?再一咬牙,自购20 本。其余之书, 仍安放书柜。我实在没有勇气再见那位重托于我的×君。 还有一位同志,素昧平生。一日突然寄来油印订单和书信一件,说是他有一书, 将由某大学出版,书中有名人之序,有不少文人轶事,是可以作为现代文学史的参 考资料读的。而且,读者面极广,老少皆宜。这书的内容,我是想象得到的,只是 他未免言过其实,让人不敢相信。再说这位同志,大概为了书的订数,动过不少脑 筋。他能给我寄来这宣传品,我估计,肯定是从什么编辑部门或什么研究会抄得名 字和地址的,可谓煞费苦心。一年之后,又收到此公一油印信,这次的信,题为 “觅友”,说是他的书,马上开印,希望帮忙征订。又说他在一个文艺刊物工作, 有什么稿子,可以寄他,一定给予发表的方便云云。信末,还盖上了该杂志社的公 章,以示不假。这怎么行呢?求人代销、征订,自作广告,张大其词,这都情有可 原。而以职权为钓饵,一门心思,想着把书的订数弄上去,不惜牺牲掉文人的一点 清高,这未免大为不妥。果不其然,不几天,读者(也是“觅友”信的收到者)在 报纸著文批评。再过几天,此公发表了言不由衷的百字检讨,署名则是罗××。 可见,文人毕竟是文人,倒还是爱惜羽毛的。先前所为,一念之差耳。至于那 名人作序的大著呢?至今还没有见到。出书难,导致了不少并发症。作者辗转求人 卖书,算是病症之一。在未能改变之前,大概仍得如此。写到这里,自然想到拙著 《北窗书语》年内就要发稿,发稿后,我恐怕也要坐在房子里为“卖书”而“忧” 呢! (1986.11.17) 五、“抄本”记惠 午间,一位写小说的朋友来访。进得书斋就开门见山地要“讨教”。原来,他 赶稿中间,要用鲁迅的一句诗句。什么诗句,他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有个“于菟” 的字眼。一急之下,想到了我,于是跑来“讨教”了。这倒不难。我顺手拉过一张 稿纸,默写出鲁迅《答客诮》一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 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朋友接过一看: “就是就是,难得你有此好记性!”道谢不迭,又去写他的中篇了。 说来惭愧,我哪里有什么好记性呢。如果说,丝毫不错地默诵写出鲁迅先生所 有旧体诗和新诗也算好记性的话,那还得感谢我那收藏箧中,已有16年之久的手抄 本了。古人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信哉斯言。 一提“手抄本”,不免使人色变。其实手抄本古已有之,今亦有之。不手抄, 何能编辑、印刷而成铅印本呢?关键是手抄什么罢了。 我这册手抄本,16 开,线装,内文用粗糙的毛边纸,封面用稍厚的道林纸, 内抄鲁迅新、旧诗48 题,一律竖写。纸张诚然不佳,但得来却也不易。 其时,大字报浪潮,席卷掉多少无辜的纸张。我是奉命抄写大字报的,纸张到 手,顺手“牵”来几张,深夜裁开,“假公济私”。好在笔墨也现成,夜深人静, 照着一本《鲁迅诗歌注》,边琢磨,边抄写,一夜之功,以至于成。 自制《跋》文数行,其中云:“迅翁诗作,千古绝唱,忙里偷闲,手抄笔录。 且录郭沫若《鲁迅诗稿序》于卷首,以志郭老对迅翁之深情也。”的确,郭老 的“序”是由衷地表达了他对鲁迅诗作的一往情深的:“苟常手抚简篇,有如面聆 謦欬,春温秋肃,默化潜移,身心获益靡涯,文笔增华有望。”可惜,以后直到1979 年以前,所有鲁迅诗稿的刊本都将此“序”删除了。 俗云:“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一册抄成,置诸案头,日日诵读,何止 千遍。当时一切文化都在“横扫”之列,时兴的玩艺儿也读、也记,却是不费心思 的。几乎一片白地真干净的脑皱折中,硬是深深烙印上鲁迅全部的诗作,16 年以 还,这烙印仍然深刻、生动。前几年,写作《鲁迅诗歌散论》时,几乎不用翻书印 证,随手拈来,方便极了。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明史学者吴晗同志。据说他青年时代,为了补正清修《明 史》的篡改歪曲,发奋攻读卷帙浩繁的朝鲜《李朝实录》。不但读,而且以坚韧不 拨的毅力,抄下了此书有关中国的史料300 多万字,足足积累了80 厚本。以后增 补校订,终于成书。何等功夫!何等执著! 10 年来文禁大开,书林莽莽,手抄之道,似已萧索,这当然是好的。不过倘 有志者能选精当之作,手抄手抄,其中乐趣当自不待言。其受益受惠,我想,仍然 是不言而喻的。 ( 1986.3.20) 六、剪报记乐 我的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40 多册专题剪报《鲁迅研究资料》。第一期的封 面上记着剪报伊始的日子:1961 年10 月15 日。屈指算来,竟是24 年前的事 了。那时,刚刚20 岁出头,接触鲁迅著作不久,竟立下了研究鲁迅的宏愿。收集 资料作为研究的第一步,看来并没有走错。再加上,1961 年是鲁迅诞辰80 周年。 逢五逢十,隆重纪念,正是我们对待已故伟人、名人的不成文的规矩。所以,报纸 发表的纪念文章、研究论文实在是汗牛充栋,俯拾即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 以自己能力所及,搜寻报纸,逐篇阅读,逐篇剪存。那时少不更事,又无人指导, 拾到篮里都是菜,剪一篇,贴一篇,没有系统,不加分类,甚至连出处也没有注明。 虽然后来给每一册编了索引,又给一些篇章查到了出处,40 余册也编上总目,可 查阅起来,仍然极为不便。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当然只能是以后的事了。 “文革”起,百业废。惟独废品门市部生意兴隆,门庭若市,称斤论两处理旧 书旧报者,络绎于途。其时,我在商洛山里柞水县银行工作,因写什么“反动文章” 被免去打算盘之职,虽然隔三岔五地接受“革命同志”的批判,心中倒坦然得很, 也有暇有闲。一位废品门市部的老熟人,念及我无书可读,茕茕孑立,颇为可怜, 故邀我聊天,也就特许我到旧书报堆中乱翻乱看,倘以为有用,可以论斤论两地倒 卖给我。他真是一位令我10 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感念不已的好人。的确,旧书报 堆里,尘土飞扬,霉味刺鼻,说不定有干结了的老鼠的尸体,白毛丛生的烂抹布之 类,更不消说还有被人发现,罪上加罪之虞,但我仍然获得甚丰。我的藏书中至今 收藏的一些好书就是逃脱了化浆还魂之厄的遗存。一大批剪报资料也得之于此时, 连1956 年纪念鲁迅逝世20 周年的各色文章、图片、消息、评论都剪存得齐齐备 备。除此之外,邓拓的文章(记得有一篇《郑板桥和板桥体》)、《光明日报》上 的“人物专访”、《文汇报》上的连载稿《齐白石一生》都从废品中逃生。可惜除 《齐白石一生》及有关鲁迅的资料及时贴起之外,其他的,后遇变故,统统烧掉, 至今仍使我懊悔不置。 鲁迅先生也是剪报的。年前去沪,参观纪念馆时,一位友人曾专门向我出示鲁 迅的剪报册,名曰《报纸的报纸》,其中多是从大报小报剪存的论敌的文字,是以 备来日批驳之用的。我们现在读到的《鲁迅手稿选》,有些手稿里就可以看到剪贴 的文章片断。自然,鲁迅也是把剪报看作借以休憩之一法和业余兴趣之一端的。 剪报的主要目的,在于将转眼即淹于报海的有关资料收集起来,免去事后东寻 西觅,而又往往了无所得。治学的人随时剪报,益莫大焉。 记得1977 年4 月,上海赵家璧先生有信给我:“您所收藏的拙作剪报,其中 有两篇我已无法见到,如能抽空代我抄录一份,那当是我最想念的,不知你能协助 实现否?这两篇是:《认真做好出版工作来纪念鲁迅先生》和《鲁迅先生与编辑工 作》。”我即尊命抄录寄呈,赵先生十分感激。失而复得的心情,我是感同身受的。 还记得1979 年扬州师院图书馆编了一份《鲁迅诗歌研究资料索引》,多所漏 缺,后将原稿寄我,让我想法补遗。我看了原稿,觉得刊物上的标题,漏脱不多, 报纸上的篇目,漏脱独甚,于是翻开剪报,一一增补。这索引后来编入《鲁迅诗歌 研究》一书。同一时期,我编了一份《许广平所撰鲁迅纪念文章篇目索引》,起自 1926 年,讫于1966 年,发表后,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加以转载。外地一些朋 友惊异不止:住处偏僻,哪得如许资料?他们哪里知道我下的功夫,更不知我二十 多年的剪报履历呢。 剪报一途,贵在坚持不懈,贵在日积月累,贵在目的明确,贵在专题分类。否 则,杂乱无章,不成体统,不能应用,枉费心力,等于不剪。零星剪存,贴于一纸, 积以时日,分类排比,按类装订,编制目录。闲时翻阅,可也;用时查阅,便也。 陆放翁有诗云:“琴书自足闲中乐。”剪报之用,何尝仅仅是“闲中乐”呢! (1986.1.21 ) 七、书扉记踪 人之于书,那态度也真不尽一律。有位朋友一书到手,护上封皮,书扉签名, 以示归属,正文之内,从不濡墨,藏之虽久,洁净如新;有位朋友,读起书来,如 饕似餮,圈点折角,“为所欲为”,批注、感想,写满天头地脚。我介乎二者之间 :书内绝不勾画,书扉却不自“爱惜”:签名盖章,自所不免;注明入藏年月日, 亦在情理之中,除此之外,也爱在闲适之时,以书扉之空白,抒写几句斯时斯境的 内心独白。十年以来,外出开会机会不少,天南地北,屐痕处处。所到之处,必要 购书,尽管有的书本来用不着。长此以往,演成积习。不过,有一弊必有一利:当 我暇时翻书,那购之于天南海北的书和扉页上没有感情色彩的日月纪年、有点感情 色彩的短句小语,总能勾起过往的愉快和不愉快的记忆。 我有一本《杜鹃山》,是当年“样板戏”之一,尽管一个时期,她曾被讥讽为 主人公“站在高坡上,身穿红衣裳,挥手指前方”,并且又是并不风流的“寡妇” 当令。但平心而论,她艺术上达到的高度,却不是强词夺理的“批判”所能抹煞得 了的。此书购于1970 年的凤凰镇。题跋云:“百无聊赖,购此一册,浅吟低唱, 苦中寻乐。”那时,我与一些同志被“一打三反”的“红色风暴”,刮进秦岭深山 的凤凰小镇新办的财贸学习班,日日参加批斗会,却不见革命同志斗我。人总是耐 不得寂寞的,一日上街,找到这惟一的一本文艺读物,“有空学起来”了。会上默 想台词,会下按谱学唱,专注于此,几列戏迷之末座。要挑刺么?“样板戏为何不 许唱?”倒也振振有词,足令“革命同志”结舌。其实,风雨正飘摇,哪有闲情充 柯湘?前途犹未卜,“苦中寻乐”罢了。一本《阿Q 正传注释》,“购于1978 年 9 月的天津”。此书早见,几种文集亦收,可以不购,但到津门,雨过天晴之后初 次远行作学术旅游,岂能空手而回。时10 年浩劫刚过,天津地震痕迹犹存。出版 业的寥落与市容的不整正相“辉映”。书店内书册不多,检选之间,无中意者,聊 购此书,以记津门之游踪。 这本《1982 年中国版画年鉴》,曾屡购不得,1984 年9 月北上开会,路经 沈阳无意间入手,扉页记云:“《妇女》月刊社晋生兄陪我往‘辽美’,得购此书, 同时购得者尚有《中国新兴版画五十年》。细细浏览,竟发现拙作论文《开拓者的 足迹》已被收入书中,激动之余又生不快:收作者之文入《年鉴》,事前不打招呼, 事后,不寄样书。倘这次不购此书,作者仍茫无所知矣!”不快是暂时的。每睹此 书,脑中浮起的倒是朋友热情的面影和沈阳市的车水马龙,一派工业城市的雄风。 《宋书·宗柄传》上说:“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 惟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图之于室”以为“卧游”, 太费事了。书扉记踪,也算我“卧游”之一法吧! ( 1986.3.6 ) 八、《日记》记往 说起写日记,大约从读高中时就养成了习惯,至今绵延20 余年。若问,当初 为什么有偌大兴趣并相沿成习呢?我想了一想,大抵是受郭沫若同志几卷自传的影 响。 当然,郭老何人?一个青年学生尽管雄心勃勃,也倒还不敢有成为一代文豪的 奢望。但郭老自传中借个人生活的抒写,映射出一个时代的面目的写法,却给我以 启迪。于是,写吧!既然学郭老,自然少不了写人、写情,力追其文学性,每天之 日记,总是写得很长。高中三年下来,竟有5 大精装本了。4 年后,“文革”发难, 自己算是臭老九(那个年头可不兴什么文凭之类,臭老九的范畴也大,只要你能写 点东西,都能享受挨批的待遇的),自在黑帮之列,一经抄家,日记成了反党铁证。 万万不想有发表殊荣的日记,可以被割裂摘抄,张之于壁,光天化日,昏话连篇, 朦胧之中,宛然是“反动文人”的内心自白,任你怎样辩解,也是枉然。更可怪者, 本来不是“日记”的文章,也被恩准为“日记”,胡批乱判得一塌糊涂。普天之下, 为着“反动日记”而身败名裂者,岂可胜数? 有道是积习难改,弄惯笔头的人,真正要与笔墨绝缘是难以办到的。当批判稍 歇,等候发落的时候,手痒难耐,竟又写起日记来。也算是吃一堑长一智,这回就 狡猾得多了,自定的规范是不涉政治,不露褒贬,似乎在严格恪守鲁迅写日记的规 范:“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无所谓面目,更无所谓真假。”不过一介凡夫 如此这般写出的日记,其枯燥和单调,自是料想中事。不过,人的感情是极难掩饰 的,“信札往来,银钱收付”的日记,写了两个月,就有点出格越轨。70 年代初 的“一打三反”运动一来,这些日记又大出风头。这回是“坚持反动立场,继续攻 击社会主义”了。亏得群专组两位老同志曲意成全,最后给定了个“资产阶级思想 严重,世界观仍然是旧的”的结论,才算免除了铁窗之苦,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 这些日记,并未退还,封存于档案,成了一大把小辫子,只待风吹草动,伺机而抓。 直到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时,这如影随形,时时威胁着我的自造的“罪证” 才重回我手。夜间展读,悲喜交集。下狠心来个“毁赃灭证”,以绝后患。 仿佛白居易所云:“且灭心中火,休磨笑里刀。”这是7 年前的事了,现在来 一个反思,则又有些后悔:一个时代中一个平凡人的侧影,从此无迹可寻了。 是的,日记是可以留下一点时代的侧影的。1976 年10 月18 日,我在乡下 省亲,日记有云:“亲戚来低声问我,知否北京城内出了大事。答曰:不知。”什 么大事,不便记入,回忆起来,是问我北京捕了江青等人的事,据说听到什么电台 的播音。我颇感惊愕,嘱他不要乱传。4 天后,电台播出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我至今不解,偏远山村的消息,何以得来如此之确、之速…… 书斋的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十余本日记。十余年来的荣辱浮沉,十余年来的 大事小事,尽记于斯。暇时翻阅,令我回忆,令我自省,催我奋进。 诚然,它们不会流传后世,也不会有用作自我立传的殊遇,但它们真实地记录 了我十余年生活的印痕,它们原本就如鲁迅所云,“是写给自己看的”。 (1986.2.21 ) 九、书简记情 顷收外地一位报纸编辑的来信,展读之下,顿生感慨。我们是初交,上月底, 贸然给他们报纸寄去一稿。半月之后,即行刊出,这速度是快的。我想,他可能就 是拙作的责任编辑吧。因为见报次日,他就寄出两张报纸给我,以供收藏。同时更 忙中写信,洋洋洒洒,六百余言,字迹娟秀,行文得体,看得出是一位修养有素的 同志。信中除了对拙作奖饰过当外,又详细介绍他们报纸专栏的设置,恳切希望看 到我的新作。我深深觉得,他是一位热情而负责的编辑,称作朋友也不为过的。 挥笔作文20 余年,收到编辑的来信确是不少,除“文革”中自行焚毁了不少, 以免株连无辜之外,10 年来,报纸杂志、出版社编辑的来信也有好几百封了罢。 每每于暇时翻读,往往勾起众多的记忆,浮现出我想像的极大多数并未有一面之识, 然而却使我感念不忘的编辑朋友的面貌。 说来万幸,我还没有遇到过令我皱眉摇头的编辑,每寄一稿,总有着落,或刊 用、或缓用、或须充实修改,或介绍另投相宜之处。而这些信息之传递,就凭一纸 短简长函。这封封短简长函,也是多具特色:有的用毛笔直行书写,文字极有讲究, 不用说是为人作嫁多年的饱学之士;有的用毛笔蘸蓝墨水,随意挥洒,语多诙谐, 记得了,他本人就是位漫画家;有的写得很长,也很少涉及稿件,那是由初交变成 知交朋友的信,或谈天,或探讨,天知道他写这样的信,得熬到深夜几时?有的寥 寥数句若机关开会通知:“大作收到,已编入敝刊第几期,谢谢!”完了。可以想 见,这位朋友斩钉截铁,公事公办的气魄;也有的措词委婉,那是本拟何时发表的 稿子,因故推后,专函致歉的。其实,此等物事,编报刊也难免,谁也不会记到心 里,可他就是如此体贴作者,讲究信誉;也有的信,是常联系的编辑朋友,出语直 率,不留情面。他看到你在别处发出的文章,质量不错,就兴师问罪:“何不寄我?” 有时书写不清,他更不胜愤愤:“兄字如草蛇灰线,辨认颇难,岂非欺侮弟为近视 眼乎?”有两封信,内容相同,写信日期仅有一日之差,这是怎么回事呢?哦!记 得了。头一封信,那位编辑朋友把我的通讯地址的“陕西”写成“山西”,一字之 差,害得头一封信白白跑了一趟山西,然后转到我手。 第二封信是他第二天写的:夜间休息,猛然想起笔下之误,连忙重写。对一位 并不熟识的作者,竟能牢记在心,使用“感动”一词,是不足于表达对他的敬慕的 呵! 编辑这类职业,说他有权是可以的。但用这个权谋私并不容易,但他却可以成 就一批批作家。谁能说在民族文化的丰碑之上,缺少得了成千上万编辑朋友的功勋? 当然,作一个合格的编辑也不容易,忙与累且不说,水平的差别且不讲,光就最根 本的编辑道德的养成,也就足够用气力了。鉴于此,当一位熟人调任编辑时,我向 他展示了珍藏的编辑朋友的信。我说:“从这些弥足珍贵的信中,我认识了那么多 编辑朋友,他们之中有的还在默默地为人作嫁,有的已经另有公干,有的年迈离休, 但我念记着他们。我认为,我的念记并不仅仅是他们编发过我的稿件。不,我还不 至于如此自私。我从这些朋友的信中,看到了一颗颗热爱和忠诚于事业的心。”这 位熟人不语,但看得出,这些编辑的信,无疑是他当编辑的第一课的课文。 ( 1986.2.20) 十、聊天记益 “谈话不得超过5 分钟”,“谈话不得超过10 分钟”。不止一回在报上看到 什么作家、学者在书房里有此招贴,而且推波助澜的编者作者对这招贴赞叹不止, 说是爱惜时间云云。我对这矫情的招贴和宣传,总是腹诽甚至不满。当然,我不是 聊天主义者,漫无边际的瞎扯,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的确“无异于谋财害命”, 要不得的。一般地说,来一个时间限制(“5 分钟、10 分钟”,也大度得很,按 工作纪律来要求,根本是禁止的),可以!但“谈话”呢?要紧的事、麻烦的事, 一加时间限制,要想谈深谈透,对于只具有一般表达能力的人来讲,似乎短跑场上 的运动员,大约效果不见得好。看起来,杜绝浪费时间以招贴来治疗,算是下策。 首先得招贴的主人不爱聊天胡扯。古话说过:“己身正,不令而行”嘛! 话还得说回来,谈话,或者比谈话低一个档次的卿天,也可以从两方面分析: 看书学习太累了,谈一谈,聊一聊,休息休息,松弛松弛,未尝不是好事,竟 日独坐,弦儿上得紧之又紧,受得了的人怕不多。更何况,谈话、闲聊中(自然 “谈话专家”,“闲聊博士”,不在其内)难保没有任何收益。 一次,一位长我十余岁的同事来我处。他有二十年军旅生活的经历,见多识广, 且通文事,我是喜欢与他谈谈聊聊的——尽管也害怕他的罗嗦和夸张,所以谈天中 常用适时的引导一法。大抵是从碧野的《天山景物记》谈起的吧,他认为碧野文中 不无小误,据他看,天山南北,真有些值得写出的东西。“比如隼。又名红隼,身 量不大,若鹞子然,但它那胸脯的撞击力量可是出奇的大咧。一次,我们部队在天 山雪线下巡逻,向山上望去,一只隼上下冲腾,令人恐怖的鸣声不断。再一看,雪 山上一只雪豹奔突疾走。隼紧追不舍,山上时时溅起雪霰,大约两分钟后,隼又一 次俯冲直向雪豹身上撞击,刹时,雪豹就扑倒在地,挣扎几下,不动弹了。两天之 后,我们上山,见雪豹早已冻僵,解剖开看,脊骨断成三截。雪豹,乃天山上称王 称霸的大型动物,硬是被隼撞得一命呜呼了”。说到隼,我觉得耳熟,猛然记起鲁 迅先生有笔名曰“隼”或“旅隼”,当年查过词典,知道《诗经》“笺”谓:“疾 急之鸟也,飞乃至天,喻士卒劲勇,能深攻入敌也。”鲁迅先生是深知“隼”的习 性和威力并对它的劲勇欣仰备至的,故在《半夏小集》中有谓:“假使我血肉该喂 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不给癞皮狗们吃。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 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里,打死制成标本,也令人看 到神旺,消去鄙吝的心。”关于“隼”的迅猛,我只能从纸上得来。它猛到如何程 度,有着怎样的“伟美壮观”以至于使鲁迅先生神旺不已,确是含混得很。“纸上 得来终觉浅”,对于“隼”,我所知道的确是浅之又浅啊!也许没有这次随意的闲 聊,我对“隼”的了解将停留在由“笺”得来的粗浅认识上;假使我也有“谈话不 得超过5 分钟”的“安民告示”,我的友人的谈话很难达到天山雪线之上;假使我 以5 分钟、10 分钟作为我的谈话“宪法”,我势必会心不在焉地虚与委蛇搪塞应 付,从而自我取消许许多多受教获益的机会。 创作要贴近生活,理论得联系实际,倘若这创作和研究的主体索居独处,封闭 套中,如何行呢? ( 1986.9.14) 书斋十记·跋 1984 年,写了几十篇现代文学札记,总名为《北窗书话》。《书话》发表后, 有的朋友很表赞赏,他们早就不主张我固守鲁迅研究这块阵地,以不变应万变了; 但也有朋友大摇其头,以为我研究鲁迅是“六根未净”。好歹搞了20 年,却竟然 跳出圈外,莫非也要“向钱看”么?其实,我倒有个固执的想法。我认为,在研究 之余,写一点与研究相关的文字,也未尝不可,只要不放弃游于斯、钓于斯的主攻 方向就行。岂不知,笔一写滑,就不容易收拢。到1986 年,又把研究范围拓展到 艺术领域和随笔写作方面来。当然,在制定计划的当初,也有过详细考虑。这就是 :用两年时间,研究一下半个世纪以来漫画界的40 位耆宿骁将,借以展示这一历 史阶段中国漫画发展的轮廓和他们的历史功绩。这工作,不仅对昨天,对今天和明 天都是有裨益的,更何况,几十年来还没有这样一部著作问世。开笔之后,倒也顺 利。但这种研究总和现实有一段距离,而自己又觉得还有余暇对现实发言,于是, 就产生了写一点随笔的念头。好在,既然是随笔,写起来就用不着查考资料,也不 用苦心孤诣地构思,信手拈来,展纸挥毫就行。当然,随笔,说起来容易,作起来 也难,弄不好就会写出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成不了系统。得有个总的规范来约束 才行。为避免信马由缰,自我“约法三章”谓:其一,每篇千字左右,练一练在桌 子底下玩把式的功夫。找觉得,读者都忙,没有功夫听你絮絮叨叨地瞎扯淡,写得 短一点、精练一点,对读者有益,对自己呢?也不致沾染罗嗦的毛病;其二,言之 有物,有感而发,不故作激昂,不矫情作态,这也是我自己对无病呻吟、扭怩作态 的所谓抒情散文模式的反动;其三,以书斋为重点,谈的总是书斋里的书人书事, 聊的也只是阅读中的所思所感,记的也不外是治学之乐、求知之苦。开初写这类文 字,有浓重的自娱性质,后来,几家报纸刊物来信约稿,相继为我开了《书与人漫 抄》、《书斋絮语》、《书话坛》等专栏,情况就有了改变:定期交稿,按时发表, 不能爽期。这无异于自套枷锁,中途逃脱也不行了,于是就常常处于被逼状态, “自娱”的轻松感荡然。惟一的好处是,只能进不能退。一年下来,就有了60 多 篇这类千字之文去灾梨祸枣了。现捡出10 篇,总名为《书斋十记》收进“商洛文 艺丛书”《文学卷》,以留文笔生涯中的雪泥鸿爪。 (1987.8.4)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