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有幸”质疑 华鬘兄: 好长时间未通音信了,遥想一切佳适。 昨天,从西安开会回来,见到编辑部所寄《衮雪》今年第1 、2 期合刊号,真 是亲切得很。犹记得10 年前,刊物创刊伊始,我正在西安作家协会读书班学习, 大概是从宋文杰同志那里看到第一期,浏览一过,顿生爱慕,也就冒昧寄稿。兄不 以文拙,陆续发表了几篇。以后,精力旁鹜,和《衮雪》的关系也就疏淡起来。但 一提到汉中,就想到《衮雪》。前几天在西安,在一位朋友那里见到两册刊物的合 订本,如见故人一般地欣慰和感慨:时间一晃,就是10 年。在出版界严肃图书的 出版、严肃作品的发表都不景气的时候,《衮雪》在兄及诸位编辑的努力支撑下, 依然坚持出版,依然保持着健康向上的格调,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啊! 这期刊物之所以奉寄,可能就因为题为《校对过鲁迅先生文章的农民》这一篇。 兄素知我比较留心这方面的史料,让我先睹,盛情可感。昨晚,一看标题,就亟想 细读,可刚回来,又赶写了几封信,备极疲累。今天休息时节,全篇通读,然后又 返回来着重看了第二节“三生有幸”。华鬘兄,恕我直言,我真怀疑这节文字的真 实性了。或者说,这节文字有相当大的杜撰性,几乎无一可以经得起史实的考证。 “三生有幸”写的是1935 年到1936 年间,所谓“校对过鲁迅先生文章的农 民”张涤尘与鲁迅先生的交往,其中涉及到张静庐(文内把“庐”全部写成“芦”, 看起来特别刺眼,按理说,是完全不应该写错的)、鲁迅先生和郁达夫。现在我可 以据行文顺序,谈谈这“纪实文学”的不实之处。 “当时(1935 年),明华印刷厂承印着金仲华先生主办的《中国导报》…… 同时还承印着《鲁迅全集》”。且不说承印《中国导报》的事。即承印《鲁迅 全集》一端,就大错特错。《鲁迅全集》第一次编印是1938 年,3 个月时间,由 编辑到校对到印刷装订,把洋洋600 余万言的26 卷《全集》印了出来。 印刷厂是不是明华印刷厂呢?蔡元培、许广平合写的《鲁迅全集序及编校后记 》中写道:“承揽排字印刷工作者,一为大丰制版所,一为作者出版事务所。前者 主持人为徐寿生先生,后者主持人为朱础成先生,皆不惜减低成本,为文化界服务。” 此文写于1938 年7 月7 日,当然是绝不会不实的。 “三生有幸”又说,明华印刷厂的“厂老板叫张静庐,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先 生同乡。鲁迅先生经常去张静庐那儿聊天,喝绍兴黄酒,吃五香豆腐干之类下酒。” 又错了。张静庐是浙江慈溪人,不是鲁迅先生的绍兴同乡,这在任何出版史料上都 能查出来的。张静庐也从未当过什么“厂老板”。1924年,张静庐与友人沈松泉合 办光华书局。郭沫若在《创造十年》写道:“《聂莹》写成后,我把连同以前发表 过的《卓文君》和《王昭君》两篇一道集合起来,成为《三个叛逆的女性》交给氤 氲中的光华书局。这书店是沈松泉和张静庐合伙搞的,但据我所知道,他们所合的 伙可以说是干股……1921 年我最初由日本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在泰东图 书局的编辑部……他们由泰东所得到的报酬,自然也是很有限的。”以后就挂牌另 立了光华书局。到1927 年,张静庐又与友人合办现代书局,既出书又出刊物。1934 年,张静庐创办了有名的上海杂志公司,成为专营杂志的专业书店,同时又出版十 数种进步刊物,惟独没有去开印刷厂,当什么“厂老板”。至于张静庐经常与鲁迅 聊天,吃酒,更是想当然耳。查《鲁迅日记》,记载张静庐的凡两次:1936年4 月 10 日,“上午得振铎信,附张静庐及钱杏村信”;同年5 月7 日,“得张静庐信, 即复”。鲁迅先生与张静庐之疏密,不用多说了。“三生有幸”中不就写道,张静 庐“刚从绍兴归来,拿出一包礼物,有绍兴老酒,金华火腿等”,让张涤尘给鲁迅 先生送去,但又不知道鲁迅先生的住址,又让张涤尘找郁达夫打听吗?关系既然亲 密到经常在一块儿聊谈、吃酒,却连鲁迅先生的住址也不知道,这说得过去吗? 还有更离奇的。“三生有幸”说:“一次,头儿让张涤尘把校好的《救亡日报 》上一篇文章送老板那里。他去后,见老板张静庐同鲁迅先生喝酒聊天(又是喝酒, 难怪有人说鲁迅醉眼蒙眬——高信注)。见他来,老板说: ‘这位先生要看校样。’”“这位先生”就是鲁迅;而“校对过鲁迅先生的文 章”的农民张涤尘,也就是因此而几十年来“心里仍热呼呼涌上股暖流,觉得单凭 这点,也称得三生有幸,足慰平生”。可惜,全是子虚乌有。《救亡日报》何时创 刊?创刊于1937 年8 月24 日。此时,鲁迅先生逝世已经整整10 个月了。虽然 《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鲁迅先生也不会死而复生为它写文 章,而且还用的是笔名,也不会亲自到张老板那里聊天喝酒,看校样了。更不会对 张涤尘说:“这小鬼,来喝一杯。”更不会邀张涤尘入座,听张涤尘打趣“怎么没 有茴香豆?”之后,说上一句:“那我们都成了孔乙己。”甚至还“抚掌大笑”哩! “三生有幸”中又写道:鲁迅先生逝世后,“明华印刷厂老板张静庐特地送去 花圈”。史实是:鲁迅先生逝世后,治丧委员会下成立有办事处,办事处有专司登 记丧仪礼物的办事人员在,当年“丧仪礼物登记册”两本,“送殡者登记簿”四册,保 存至今,刚好又在新近出版的《上海鲁迅研究》第三期揭载。其丧仪礼物登记两册, 共记录355 项,举凡流水号、赠者姓名、品名、备序,登录得完整清楚,我一一核 查,却并无张某送花圈之记载,足见这一节又是子虚乌有。“千年文书会说话”, 当然比编排得有板有眼而经不起查考的“纪实文学”可信得多,虽然它不是什么冠 冕堂皇的文学。 写到这里,已经不想一一批驳“三生有幸”的屡犯常识性错误的虚构了。 但张涤尘又煞有介事地在那儿津津乐道地奢谈起郁达夫来。所以再写几句,作 为余兴。张涤尘说,他校对过《郁达夫自选集》(应为《达夫自选集》),因此对 郁达夫“也是非常钦佩”。但《达夫自选集》初版于1933 年3 月,比张涤尘到什 么张老板的明华印刷厂做校对尚早两年,你校对什么?张涤尘说张老板让他到大陆 新村找郁达夫,给鲁迅先生送礼。其时,达夫早已迁居杭州的风雨茅庐,偶尔才到 上海来。来上海也不住什么“公寓”,仅在朋友家小住,张老板连这些也不清楚么? 更何况与鲁迅先生那么亲密的张老板,岂有不知鲁迅先生就住在大陆新村,偏偏给 了小校对一个会见郁达夫的机会,使张涤尘“见到的是一位削瘦、头发蓬乱、满脸 烟容的中年人,这可跟他那些浪漫传闻大相径庭啊!”老天保佑,虽然“他还曾见 过茅盾、成仿吾、胡风、黄源、巴金、邹韬奋等许多上海文化名人”,到底没有一 一写出,大概再编排起来,太得吃力,这倒也好,省得我再作些无聊的考证了。 华鬘兄,您知道,我是不搞文学创作的。对这几年兴起的“纪实文学’也没有 多少拜读的兴趣。但我却记得鲁迅在谈到文学创作时说过的一段话,大意是,文学 创作,不怕假中见真,只怕真中见假,它易于使读者生幻灭之感。“纪实文学”, 既然“纪实”,起码不能凭空虚构吧!即如这“三生有幸”,无乃太得假了,它使 读者产生的,又岂是“幻灭之感”? 几年来,没有读过《衮雪》,偶尔读了这一期的头题文章,就写了这样一封信, 确乎有负兄之雅意盛情。不过,也只是谈这一篇文章,而且又只是谈这一篇中的一 节。也许这一篇中的其他各节,都是真实的也说不定。也许,我孤陋寡闻,资料不 足,把“三生有幸”中的史实并没有搞清,反倒把真的认成假的。如果张涤尘或别 的同志出来指出我的谬误,那也实为我“三生有幸”的事。 “友直、友谅、友多闻”,是传统的交友之道,兄与我,虽都在陕南,但也是 经年难得见上一面,但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之所以不惴冒昧地秉笔直书,畅所欲言, 也正在于此,谬误之处,望兄教我。 祝《衮雪》办得更好。 顺祝 编祺 高信 1990.9.20.商州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