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精英——回首“布隆斯伯里学派” 最近一位美国学者突然访问了我,询问关于“布隆斯伯里学派”的情况。 这个学派由本世纪上半期英国的一代文化精英所组成,其著名人物有现代资产 阶级经济学大师凯恩斯、意识流大师弗杰尼娅·伍尔夫,以及画家、美学家、翻译 家、汉学家和编辑家等。当时我在英国,和他们有过一段亲密的交往。 我与“布隆斯伯里学派”的交往源于第二代诗人朱理安·贝尔。他原是1935 年中英庚款委员会送到武汉大学外文系的一位年轻教授,在英国诗坛属“现代派”, 很有声望,出过好几本诗集。我那时在武汉大学外文系读外国文学,他教现代诗和 散文,我们逐渐成了很要好的朋友。1936 年我大学毕业,那个暑假他要求我陪他 作一次旅行,沿着转移到四川的红四方面军长征的道路去松潘——但路途险阻,我 们到打箭炉(即康定)就已精疲力尽,无法前进,只好在那里结束。 旅行完后我回返武汉,随即去东京,在一个华侨学校教英文。我与朱理安·贝 尔通信不断,内容除了个人生活和对当时世事的一些感想外,主要是有关当时在西 班牙正打得激烈的反法西斯战争。他认为如果法西斯得势,西方文明就要被毁灭。 他以保卫西方文明为出发点,思路逐渐转向直接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我支 持他的想法。1937 年4 月,他毅然放弃教授职位,奔赴西班牙。那时我在东京被 日本秘密警察以抗日的罪名逮捕,正蹲在监狱里。8 月上旬我被驱逐出境,回到武 汉,我立刻写了封信给朱理安·贝尔的母亲,询问贝尔去西班牙以后的情况。她很 快回了信,说贝尔在7 月间已在西班牙艾斯古里埃尔前线牺牲! 从此我与朱理安·贝尔的母亲瓦涅莎也建立起了友谊,不时通信。1944年我应 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到英国各地巡回演讲,才得到机会去看朱理安·贝尔的母亲 并在他们家里小住,从而与他的家族和经常来往的朋友也建立了友谊。 贝尔家住在英国南部苏瑟克斯郡一个名叫路威士镇附近的乡下。他们的住屋是 一幢孤零零的村舍,有两层楼,为了邮递的方便,单独起了一个名字——也算是地 名:卡尔斯屯。它虽然是个孤独的村屋,但却是“布隆斯伯里”学派几个核心人物 的集合点。除了贝尔一家外,意识流大师弗杰尼娅·伍尔夫和她的丈夫莱翁纳德· 伍尔夫也住在两三里路之遥的一个村舍。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夫妇也住 在附近。他们每星期总要见面一次,聊聊天,地点就是在卡尔斯屯,场合是饮午茶。 他们不避讳我,什么都谈。有一次他们的闲谈涉及欧洲政治的动向,瓦涅莎便 从书橱里取出一叠打字纸。这批朋友中的每位成员,包括他们的子女,每人都在一 张打字纸上写下“时局预言”。这是他们在新年前夕预测的有关新的一年欧陆战局 的变化、同盟国的关系和英国本土的安全。每张纸上的内容都保密,彼此不得先看, 由瓦涅莎一人保管。现在他们兴之所至,就把这一叠纸取出来当众摊开,看谁的预 测符合实际形势的发展。 凯恩斯有一次在吃茶时,倒是直接提到一桩有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事,而且此 事牵涉到中国。那就是蒋介石在30 年代搞中国币制改革,即从银洋改成“法币”, 曾求教于英国的财政领导机构。凯恩斯在幕后提出了一些意见,使法币成为中国的 正式通货。“只可惜蒋介石的政治本领不高明,他的政权岌岌可危,法币也站不住 脚,一天一天变得不值钱了!”但他没有再发挥下去。他个人所感兴趣的倒不全是 钱,而是文化艺术。他是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的毕业生,对母校的发展很关心。他运 用他理财的艺术,把这个学院的基金投资到利润优厚的企业,使这个学院成为剑桥 一个最富有的单位。他还在学院附近建立了一个“艺术剧院”,英国的著名新剧差 不多都在这里首次上演——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是个“实验剧院”。 凯恩斯对艺术的这种热情与他的夫人有关。他的夫人洛波诃娃是俄罗斯人,为 旧俄的一个著名芭蕾舞演员。一次她随剧团到英国演出,充当《睡美人》的主角。 凯恩斯在观看首场演出时,就着迷于她的美和表演艺术,在她演出期间,找到机会 与她接近,最后两人成了眷属。她自然也欣赏他,认为他是个经济学“天才”—— 她也没有错,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及其所设计的措施,挽救了资本主义国家频发的经 济危机达半个世纪。贝尔家每星期的午茶,她必来参加,而且还是一个极为生动的 角色。 “布隆斯伯里”学派的成员中,有的是画家(瓦涅莎和邓肯·格朗特)、小说 家(如弗吉尼娅·伍尔夫和E ·M 福斯特)、政治家(如奈翁纳德·伍尔夫)、美 学家(如克莱夫·贝尔)、汉学家(如阿瑟、魏莱)、翻译家(如康士坦斯·加奈 特)、著名编辑(如大卫·加奈特)等。这个“学派”的成员大都毕业于剑桥大学 的英王学院,这样,同窗之谊又成为他们之间的纽带。 但凝集他们在一起的真正共同点,还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和实践:“生活的首 要目的是‘爱’、美学经验的创造和享受及对知识的追求。”这里所谓的“知识” 当然不是指一般知识,而是学术和哲学性的“知识”。他们在这方面的要求很高。 他们的专业和兴趣各不相同,领域宽广,从汉学到俄罗斯文学,范围超过了西欧, 而且每人造诣都很高。魏莱译的中国唐宋诗,影响了英国以至西欧近代诗歌的创作。 康士坦斯·加奈特译的旧俄大师如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 等人的作品,共两千多万字,还影响到了中国。“五·四”以后,解放以前,中国 所介绍的旧俄名著,大都是从他的英译转译的。 他们的政治观点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不保守,也不迷信权威,是对英国保 守传统观念的一种反叛,也是希腊人文主义和法国18 世纪的理性主义的一种变种, 但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与他们的先驱斯德芬有内在的渊源。 斯德芬反对资产阶级所推行的、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殖民主义的奴隶制度,在 宗教信仰上是无神论者。在传统的英国文化体系中,“布隆斯伯里学派”的这种主 张及生活方式和学术实践等于是一次革命;对维多利亚王朝的拘谨风尚的反抗,对 这个朝代所推行的一切清规戒律的反击,崇尚人际关系的自由探讨和发展。它的影 响遍及西欧和北美。在文学创作方面,弗杰尼娅·伍尔夫扬弃了高尔斯华绥这类大 师们着重反映生活物质表象的创作方法,而寻求表达个人经验中最敏感的感官颤动 的技巧,创造出一种印象派式的散文与抒情式的诗情相结合的小说风格,即所谓的 “意识流”手法。这在小说创作中也是一场革命,这种手法虽然模仿者甚众——甚 至现在仍有不少年轻作家模仿,但能真正成为艺术品的,仍然只有伍尔夫和乔伊斯 的几部小说。 这个“学派”是文学史上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现象,也是资产 阶级文化发展到了高峰期的一种异物。西方知识界认为它是西方文化的“结晶”, 前无古人,也不可能再有来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国法西斯以“闪电战”方式迅速占领了作为西方 文明的土壤的欧洲大陆,同时大规模轰炸英国。弗杰尼娅感到难以形容地情绪低沉, 1941 年她完成了《幕与幕之间》一书后,就投河自杀了。她的死标志着一个光辉 的文学时代的结束。这批大师们的第二代更锐敏地感觉到,在1929 年纽约华尔街 爆发资本主义经济恐慌的信号后,欧洲的文明的毁灭已经露出了端倪。而西班牙战 争的扩大则为他们的敏感提供了佐证。他们走出父辈们的学术圈子,进入了行动的 世界。于是朱理安·贝尔奔赴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欧美大量的年轻文学家和艺术 家,如法国的马尔洛和美国的海明威,也向同一方向前进。在英国,年轻的诗人和 散文家路贝尔特·康弗德(1915—1936,女诗人弗兰西斯·康弗德的儿子、生物学 家达尔文的曾外孙)赶到马德里前线,在保卫马德里的战斗中牺牲。 这新一代人已经否定了田园式的文士生活,而走向十字街头,转变成为保卫文 明和民主的战士。他们与上一代人的唯一共同点,是他们也都受过剑桥大学的学院 派训练(有少数出自牛津大学),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围绕剑桥大学毕业的诗人 约翰·莱曼编的一个文学丛刊《新作品》,而展开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这个丛刊 的视野从英国扩大到了整个欧洲,发表新秀的先锋派作品,同时也不时刊载其他地 域年轻进步作家的创作。30 年代和40 年代,我也在它上面发表过小说。英国当 代一些新派作家和诗人,如小说家易粟伍德、诗人奥登和斯本德,他们也是在这个 丛刊上初露头角,最后成为世界知名的作家。易粟伍德和奥登1938 年曾来过中国, 到前方抗日战场上作过一番巡礼,我那时正在武汉政治部第三厅做外事工作,曾接 待过他们。他们回去后写过一部书,名《战争之旅》。 但这一代人现在也大都作古,只有斯本德仍健在,1988 年我在伦敦时曾再度 与他相聚。我也是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的校友,与这两代作家有“同窗”的情谊—— 只是因为历史环境的不同,我的成长与他们大有区别,但是在文艺欣赏和人际感情 方面,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他们出生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盛的顶峰时期,维多 利亚王朝的繁荣给他们的先辈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使他们能够受到最好的教育。 他们成长以后,先辈们又能给他们留下一定的遗产,使他们得以过与世无争的名士 派田园生活,致力于从古希腊和罗马到维多利亚王朝西方文化的总体研究,从中衍 化出他们的一种特殊文士生活方式。直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连续袭击,使 他们的生活基础受到动摇,他们的第二代才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这个“学派”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但在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史上,他们作出了 独具特色的贡献,足以不断引起后人的怀念。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