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李约瑟 1945 年8 月中,两个法西斯国家——德国和日本——被盟军打败后,第二次 世界大战正式结束,我为英国战时宣传部所作的宣传工作也结束了。那时英国受了 战争影响而陷于瘫痪的各大学——因为学生大都被征去为战争服役——也积极准备 开学。我也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役”过,因而得到了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到剑 桥大学英王学院去研究西方文学。那时剑桥只有一个中国人,那就是我。事实上整 个英国,除了少数长住的华侨外,也见不到中国人。但第二年我在剑桥却遇见一个 中国年轻人,他叫王宁。我们虽然不是“故知”,但在他乡相遇,自然感到亲切, 不时见面。 原来,他在剑桥出现,是由于科学家李约瑟的关系。在战争后期,英国文化委 员会想恢复同中国的文化交往,就派两位学者来中国与中国学人重建关系。一位是 牛津大学的希腊文学教授道兹。另一位就是剑桥大学的科学家李约瑟。后者在中国 的居留不到一年,就发现中国的科学发明在远古时代已经领先于世界。这是他投身 于研究《中国科学发展史》的开始。但当时他还不谙中文,无法阅读中文典籍。他 就请王宁来当他的助手。王宁原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他停止了原职,成为 李约瑟开始写《中国科学发展史》的合作者,他为李约瑟阅读中国古籍,把有关中 国科学家发明的资料摘录出来,供李约瑟研究。李是剑桥大学凯斯学院的成员,与 我所在的英王学院为近邻。王宁对他提到我的时候,他乐意与我相识。 有一天,他请我到凯斯学院他的工作室去吃午茶,由王宁陪同。可以想见,我 们在大学的研究工作方面,道路完全不同,他是科学家,我搞文学。 尽管他在研究中国科学的发展,我们能谈得拢的话题不多,但中国的科学牵涉 到中国的哲学、道学和儒学,可谈的话题还是不少,甚至还能谈得有些风趣。道家 的炼丹,儒家的“极物穷理”,都是很有意思的谈话内容。理学家为了要“穷”竹 子生长的“理”,有的成天坐在竹子旁,看它如何生长。这代表典型的腐儒精神, 但它却说明一种做学问的严谨方式。科学家做实验难道不应该有这种精神么?但话 又说回来,正是因为缺乏科学的实际知识,理学家终于还是没有“穷”出事物的 “理”来。但中国“儒林”史上的这种现象对后人还是有启发:愚蠢中也不是没有 智慧。它使我们探出“劳而无功”的起因。所谓“进步”有时大概也需要一点形而 上学的刺激。 从这种宏观的角度来看科学的发展,我和李约瑟共同的语言就多了,交谈的内 容也就具有了一些趣味。我们之间,虽然专业不同,但思想交流的渠道还是畅通的。 有时我们在街上遇见,就到附近茶馆坐几分钟,寒暄几句。 他的夫人也是一个科学家,虽然不研究中国科学,但对中国人,中国人的思想 方法,甚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开始感兴趣起来。有一次曾昭伦到美国去参加一个 科学会议,转道来英国,在剑桥住了两天,主要是为看李约瑟。我请他到我的住处 来饮午茶,交谈不到半个钟头他就要匆匆离去。他所作的歉意的解释是:李约瑟的 夫人约他到她家去包中国饺子,当晚招待几位科学界的朋友。 就这样李约瑟的感情开始与中国接轨了,他对中国的文化和风物人情也开始有 了更深的理解。也许这就是促使他把后半生贡献给中国科学发展史的写作的动力。 从那时起,他写的这套书每隔两年就出一大厚本。他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创者。他也 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还无人与之比拟的成绩。到了1949年,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 重大变化,蒋介石的反共内战大军节节败退,我得知中国东北已经解放,就立即装 束返国,9 月间离开我住了5 年的剑桥,登上驶向东方的轮船,告别了母校,当然 也告别了李约瑟。从此我就难得有机会再见到他了。 但在中国解放后我却又见到了他。他已经是英中友好协会的负责人,不时来北 京,但主要还是与中英科学交流的事务有关。我一次出国时在机场上见到他。在新 的环境下相遇,我们自然感到莫大的喜悦,但是时间短暂,无机会谈我们对于世界 ——特别是新中国——的变化的感受。我们真正作离别后的长谈,还是在剑桥。那 是1982 年,我的母校英王学院请我回校小住,作两次报告。因此我得以不时在剑 桥与李约瑟见面。 李约瑟的家庭情况已经有了变化:他的夫人瘫痪,卧床不起,他的助手王宁已 经去澳大利亚教书,代替他的是一位中国女科学博士,名鲁桂珍——她就住在他家。 他在剑桥已经修建了一个三层楼房的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典籍中有关科学的论述。 除鲁桂珍外,所里还有另一位助手——是我在英王学院的一位朋友的儿子,一直对 中国文化有很深的感情。我被邀请去这个研究所作客。我在那里逗留的光阴也没有 虚掷:他们搬出一些线装书,要和我讨论其中一些他们悬而未决的文字解释问题— —由此我也略知他们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方法。 在我那次离开剑桥时李约瑟和鲁桂珍请我到一个饭馆吃了一餐饭。这是一餐便 饭,也可以说是工作餐,因为他们是午间下班时邀我去的,吃得很简单。作为饮料 李约瑟只叫了三杯葡萄酒,每人一杯。但使我感动的是在饭后,鲁桂珍另买了一包 三明治,为的是带给李约瑟的夫人,因为她卧床,不能做饭。另外,她还把桌上的 面包屑收到一起,仔细用纸包好,我问她收这些东西有什么用。 “约瑟的老伴爱鸟,”她说,“这些面包屑是专带给她撒给院里的鸟儿吃的。” 这句简单的话充满了无限的柔情,我很受感动。他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亲密无间, 很愉快。那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因为第二天我就离开剑桥,随后就回国了。此 后我再也没有机会遇见他们,但前不久听到两则关于他们的消息。一则是李约瑟在 老伴去世后,就与鲁桂珍博士结婚,另一则是最近李约瑟本人去世,享年90 多岁 ——而在此之前鲁桂珍已经先作古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