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文苑精华” 1982 年11 月间,当我作为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的客人住在该院的时候, 一位教授给我带来一封简短的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 我刚从意大利回来,发现有件关于你要作报告的请帖。唉,我没有能来参加, 因为我早定好了要去别地。我想你的报告一定会取得很大的成功,同时我也希望, 你现在既然在英国,一定能到这里来看我们了。你什么时候有空?我的妻子渴望要 见你,我也是这样。 信下边的属名是昆定·贝尔(Quentin Bell)。所谓“作报告的请帖”是“英 王学院”(King’s College )寄发给英国各地一些知道我的文化界人士的,借此 也给我一个机会集中地和他们见面——他们有些人是我40 年代在英国的老朋友。 昆定·贝尔和我的关系就不仅只是老朋友了。他的哥哥朱理安·贝尔(Julian Bell), 一个颇有声望的年轻诗人,30 年代曾在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教过两年书,我曾从 他学习英国近代小说和诗,我们很快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1936 年春天,当西班 牙战争正进入紧急阶段的时候,他辞去教授的职务,奔赴西班牙前线,参加国际纵 队。当年7 月间他就在火线上牺牲了。他的死是他的母亲瓦涅莎·贝尔(Vanessa Bell)亲笔用信通知我的。那时我在东京被日本警察以具有“危险思想”罪名关上 两个月,刚被驱逐回国。上海“八·一三”的炮火已经在燃烧,这位很要好的朋友 又在西班牙失去了生命,我感到难以形容的痛苦,就是在今天一想起当时的痛苦情 况,我的心还要剧痛一阵。我和昆定·贝尔及其家族的友情,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建立起来的。我1944 年去英国,就应邀到他们家里去住过,对他们有了更深的了 解和感情。但我于1949 年回国后,由于种种原因就再也没和他们联系。和他们音 信不通,已经有30 多年了。只有到了1981 年,在伦敦《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 以近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篇有关我的近况的报道后,他才得知了我的地址,写了一 封信给我,在信的末尾他画了一幅有关他自己的速写,并加了一句说明:“我现在 就是这个样儿。”我现在读了昆定·贝尔的短柬,就在电话上和他联系。他不在家。 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我从没有和她见过面,因为他们是在我离开英国后才相互认 识而结婚的。但是我已经从昆定·贝尔知道了一点关于她的情况。她是出生于一个 “书香之家”,与英国专演莎士比亚和伊利莎白朝名剧著称的“老维克剧团”(Old Vic )的名演员劳伦斯·奥里维(Laurence Olivier)有亲属关系——她的名字就 叫安妮·奥里维(Anne Olivier)。她当然也知道我,而且已有精神准备,要在他 们家里接待我。所以她在电话里一听到我的声音,就立刻定下日期和我从伦敦维多 利亚车站乘车去他们家的车次。 他们的家是在英国南部、邻近英吉利海峡的一个名叫苏瑟克斯(Sussex)的县 份里。这个县又分做东西两部。他们住在东部。那里以农业为主,气候温和,风景 特别秀丽。这儿一个主要城市名叫路威斯(Lewes ),从这里到他们的家乘坐小汽 车大约需要一个钟头。我对这个小城并不陌生。30 多年前我从伦敦坐火车到这里 来看昆定的父母,就是在这里下车,然后坐公共汽车前往。那时昆定也是在这里的 车站接我。我现在又是在这个车站下车。我是下午三点钟左右从伦敦维多利亚车站 上车的,到这里天已经黑了。昆定照旧坐在车站的休息室里等我,和30 多年前的 情况一样。只是我们的人生起了一些变化。那时我们都很年轻。现在我的头发白了, 他也留了一大把胡子。至于我们所熟知的那老一代人,他们都早已经作古了。 这次我们没有坐公共汽车,昆定已经有自己的小汽车了,但我们仍然向过去所 熟知的那个方向开行。昆定一面开车,一面说: “我们现在住在一个不同的房子里,地点也换了,和老屋有一段距离。”“老 屋呢?”我问。 “留作纪念馆,由一个看守人暂时在那里照管,一时还来不及装修。”我们作 了这段简短的对话后就都沉默了。他似乎觉得我不能重睹老父母的故居而感到惋惜。 而我呢,在惋惜之余,还记起了许多往事,联想起我旧时在那里作客时的情景。而 且这个联想一开始,回忆就无法煞住。我已经有许多许多年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过 去在这里的经历和与这里的人交往,早已经在脑海里消逝了。现在触景生情,旧时 的情景都一幕一幕地涌上心来,好像就是昨天的事一样。我再也没有和昆定对话。 我已经沉浸到这些情景的回忆中去了: 老父母的房子是座落在一个叫做卡尔斯登(Charleston)的小村落旁边。 这是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朝式的村屋,只有两层,朴素而庄重。这里住着四个 人:瓦涅莎·贝尔、她的丈夫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和他们的朋友邓肯·格 兰特(Duncan Grant)。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英国被希特勒的潜艇所封 锁,年轻人不是去服兵役,就是在乡下生产粮食。昆定·贝尔就是在一个农场做生 产粮食的工作,不常回家,所以我在这个家里做客的时候,成员实际上只有三个年 纪较老的人。昆定还有一个妹妹安琪莉伽·贝尔(Angelica Bell )。但她那时刚 出嫁不久,已经离开家了。为了避免空袭,她也住在乡下,不过是在剑桥附近的乡 下,离此有好长一段路,不常到这里来。我认识她的丈夫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我住在 剑桥大学时的事。那时他们邀我到他们家里去作客。有时他们也到剑桥来,和我一 同到剑桥的“艺术剧院”(Arts Theatre)去看戏。 安琪莉伽的丈夫名叫大卫·加涅特(David Garnett ),是英国一个有名的批 评家和小说家。他任英国一个知识界的刊物《新政治家和民族》(NewStatesmen and The Nation)周刊文艺栏的主编,每周该刊都有一篇关于文学或艺术的评论,那就 是出于他的手笔。他的评论每篇都具有新意,对当时的创作界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我没有去英国前就曾经是这些评论的读者。 但我对他所感到兴趣的还不止此。他所写的小说也很吸引人,其中有一篇名《 淑女变成狐狸》(Lady into Fox )。英国的汉学家阿瑟·卫莱(Arthur Waley) 曾对我说,是在中国唐人小说的影响下写成的。在意境上,它有许多与蒲松龄的《 聊斋》相似的地方,只不过在这篇作品里,不是狐狸变成淑女,而是淑女变成了狐 狸。事实上,大卫是一个倾向“现代派”的评论家,但他的创作却从中国古典作品 中吸取营养,这也说明他的趣味多样,视野开阔。 这事实上也是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却是在他父亲的那一代 就已经形成。那一代人已经摆脱了岛国的狭隘性,不再是那么保守和夜郎自大,学 会“兼收并蓄”,放眼世界,我在大学时特别喜欢阅读约瑟夫·康纳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的作品。这倒不是因为他所写那些富有异国情调的有关海员的故事吸 引人,而是因为他的英文具有独特的风格,使人百读不厌——他被誉为英国的一个 伟大“文体家”。他就是大卫的父亲爱德华·加涅特(Edward Garnett)发现的。 他原是一个波兰年轻人,在英国的一艘海船上当水手,18 岁时才开始学英文。如 果没有爱德华·加涅特的发现和提拔,他做梦恐怕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英国20 世 纪初的一个伟大作家。 爱德华当时也是一个知名的评论家。他是这样发现康纳德的:有一次他乘船在 海外旅行,天气好的时候,常到甲板上坐在一张藤椅上看看书。康纳德是这条船上 的海员。他猜想这位旅客大概是一个文化人,于是他便走到他身边,和他聊起天来。 爱德华发现这个海员写了一部小说。他把稿子要来看,船到英国后,他又把稿子带 走了。过了些时这部稿子便以书的形式出版了。 这就是康纳德的第一部小说《阿尔麦耶的愚蠢》(Almayer ’s Folly )。他 从此也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爱德华的这种爱才,表现出一个伟大评论家的风 格。英国人在那以前是不怎么关心外国文学的,特别是被认为不是太“发达”的东 部欧洲国家的文学。但爱德华没有这个偏见,他的夫人康斯坦斯·加涅特(Constance Gar-nett)甚至还成为19 世纪的俄国文学的专家。 她学了俄文,翻译了旧俄19 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几个巨人的全集。我国五四 以后所译的旧俄现实主义文学,几乎都是根据她的英译重译过来的。在这个意义上 讲,她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也无形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他们不知道,我们也 没注意到这一点。 这个家族和贝尔家族结成亲戚关系,如果说这是“门当户对”的话,那也说明 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共同点和特性:他们都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和评论工作,而又不 完全局限于这个范围,他们的兴趣又扩大到政治、经济、哲学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的 部门——这从他们经常过从的朋友圈子就可以看得出来。瓦涅莎·贝尔是一位具有 独特风格的画家,她的丈夫克莱夫·贝尔也是一位独具创见的艺术评论家。邓肯· 格兰特作为一个画家,在他同时代的艺术家中,也是一个突出的人物。他们三个人 住在一起,而在感情上瓦涅莎和邓肯的关系又远远超过她与她丈夫克莱夫的关系, 他们居然能在一张桌子同餐,在同一个屋顶下相处,而且感情上都非常好,像兄妹 一样,见面时总是谈笑风生,这在维多利亚朝余风尚未完全消失的他们那一代人中 间,不能不说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现象,一种思想上的解放。这又是他们这一批知识 分子的另一个特点。 但他们的生活也不完全就是风平浪静。意外的波涛有时也无意中向他们袭来。 当我们的谈话有时涉及到文学创作、特别是他们那一代的文学创作的时候,我可以 发现他们的脸上也偶尔掠过一块阴暗的浮云。这是因为他们的长子朱理安曾在西班 牙前线早死。另一位死亡的人是他们常常见面的好朋友和亲戚,瓦涅莎的姐姐佛吉 妮娅,吴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 她离开人世还不是太久以前的事,因此关于她的记忆在他们的脑海里仍很新鲜。 她是把“意识流”方法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去取得成绩最大的一个作家。 在现代世界文学史上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她也可以说是近代西方文化中一个具 有代表性的人物。可是恰恰为了这个“西方文化”,她付出了她的生命。 那正是独裁者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在狼狈为奸、发动战争、进行全面毁 坏西方文化的时候。她的年纪老了,又是一个女性,她不能像她的外甥朱理安·贝 尔那样奔赴前线,与法西斯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她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离开了她认 为即将毁灭掉的“西方文化”,于1941 年3 月28 日,在她的故乡路威斯镇附近 的一条河里投水自尽。 她和瓦涅莎从小就是一对很亲密的姐妹,从小就培养起对文学和艺术的深厚兴 趣。这是因为他们的父亲莱斯里·斯兑芬(Lestlie Stephen ,1832—1904)是一 位很有修养的文学评论家和编辑。他所编辑的两个文学刊物《波尔美尔杂志》( Pall Mall Gazette),和《康希尔杂志》(CornhillMagazine)在19 世纪末和20 世 纪初英国文学的发展上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些名家如哈代(Thomas Hardy,1840 —1928)、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1811—1892)和爱德蒙特·高斯(Edmund Gosse ,1849—1928)就是在这两个刊物上出现的。在这种家庭影响之下,她们姐 妹俩就一个成了名作家,另一个成了名画家,她们成家后也住得很近,经常见面。 可惜我在那里作客的时候,佛吉妮娅已经去世3 年了,没有能见到她。但是她的丈 夫勒奥纳德·吴尔芙(Leonard Woolf ,1880—?)我却在卡尔斯登多次见到了。 卡尔斯登的圈子很小——这可能是因为这个村屋是位于乡下的原故。经常到这 里来聊天的人除了勒奥纳德以外,就只是凯恩斯(Maynard Keynes,1883—1946) 夫妇了。他们也都住得很近,几十分钟的散步就可以走到。他们每次来时,总是在 下午四点钟左右,那时他们当天的工作都已经做得差不多,需要休息一下,喝一杯 茶,吃几块点心,这里可以附带提一笔,他们喝茶的杯子,是我们四川茶馆里用的 那种粗瓷盖碗。那是1936 年暑假朱理安·贝尔和我一道到四川旅行时买的。他们 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艺术品。沏茶的办法也是按照中国方式,把茶叶放在碗里,然 后用盖盖上。这种“茶道”,再加之英国点心,确是别具情趣——至少我个人觉得 是如此。 勒奥纳德是一个政治理论家,但他并不做官。作为他的事业的是他所经营的、 以英国古典画家贺加斯( William Hogarth,1697—1764)命名的一个小型出版社, 专门出版与他们的文学艺术观点接近的书籍。他编了一个研究政治理论的刊物,名 《政治季刊》(Political Quarterly ),宣传他那种接近费边社会主义的政治观 点。凯恩斯则是人所共知的经济学家。他是搞经济理论,也从事实践,善于理财。 当他在剑桥大学“英王学院”任教时,他还兼任该校的会计主任,把该院的基金投 资到新兴的实业中去,使该院的经济实力空前地加强,但他却不是单纯的经济实用 主义者。在个人爱好上他的艺术气质却很浓。早在30 年代初,精确地说,在1930 年,当国际性的芭蕾舞领导者赛尔盖·加季列夫(Serge Diaghilev ,1872—1929) 去世以后以及与他有关的“俄罗斯芭蕾舞剧团”(Ballets Russes)解体以后,他 在英国组织了以法国名芭蕾舞演员玛莉·珈玛戈(Marie Camargo ,1710—1770) 命名的“珈玛戈学会”(Camargo Society ),提倡民族的芭蕾舞,创造新的节目。 现在英国学派的芭蕾舞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来他和“俄罗斯芭蕾舞团” 的名演员莉兑娅·卢波诃娃(Lydia Lopokova,1891—?)结了婚,并在剑桥建立 了“艺术剧院”,供各派的艺术家实验演出。他还参与创立了英国“音乐和艺术促 进委员会”(Council for the Encouragementof Music and the Arts)。现在作 为英国艺术活动的支柱的“英国文学艺术委员会”(Arts Council)就是从这个组 织派生出来的。凯恩斯一直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直到他去世。 所以以卡尔斯登为中心的这几位高级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职业虽然不一样,但 却有一个共同点,即对文学和艺术的爱好。我们在一起吃茶的时候,所谈论的题目, 除了市井新闻外,往往就集中在这个方面,我们很少谈论经济和政治。但在谈论文 学和艺术的时候,大家的兴趣也往往是集中在有关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一些轶事方面, 消遣的意味大于对他们的作品的风格及思想内容的探讨,因此也从没有过什么争辩。 倒是笑声不时会爆发出来,使室内的空气为之震荡。但这笑声却又与文学和艺术无 关,而是由凯恩斯的夫人卢波诃娃所讲的英语而引起的。 原来莉兑娅·卢波诃娃是一个根生土长的俄国人,1909 年毕业于圣·彼得堡 的“帝国芭蕾舞学校”,( Imperial Ballet School )接着就成了俄国“帝国芭 蕾舞剧团”( Russian Imperial Ballet)的一个演员。1910年她参加加季列夫的 “俄国芭蕾舞剧团”,在欧洲各地演出,再也没有回返俄国。她的英语没有经过专 门训练,不仅发音俄文的味道浓,她所用的语汇和语法也几乎都是按照俄语的结构 形成的。因此她的英语就与众不同,只要她一开口就有些字句要引起人愉快地发笑。 此外,她的口音和讲话的姿势有时也很滑稽,但活泼可爱。原来,她在加季列夫剧 团曾经是一个具有风格的“最伟大的喜剧演员”。当时关于她的表演的评论,艺术 评论家有这样的描述: 她身材轻巧。轮廓分明,各部分的比例非常匀称。她跳起舞来时充分利用她那 双富于表现力的小手,精神焕发,热情洋溢。她那金黄色的头发在灯光下闪耀,她 那对蓝绿色的眼睛射出火花,她那愉快的微笑,使整个舞台都相映生辉。(引自巴 黎Fer-nand Hazan 出版社出版的《近代芭蕾舞辞典》——Dictionaire du Ballet Moderne )。 现在她虽然已经过了中年,但她青年时的这些特点仍然保存得完好,在她讲话 时仍然自发地表露了出来,使室内的整个气氛也为之“相映生辉”。 所以茶桌上有她这样一个艺人在座,即使多么枯燥的谈话也会变得充满了情趣。 大家的谈话也并不是全然淡然无味。话题偶尔也接触到政治和经济,而且有时也很 严肃,但谈的方式却也是从情趣出发,有些类似“智力测验”。 我记得有个星期天的下午,当女主人瓦涅莎给每个在座的人斟满了茶以后,就 从靠墙一个桌子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封好了的纸袋,她把它拆开。原来里面是一搭信 纸。这是他们在头两个月各自写的有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发展的预言——那时 据闻美国正在作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她把这搭纸分给大家,让每人念出自己所写 下的判断。念完的结果,再核对当时战局和政局的实际发展情况,几乎没有人(包 括政治学专家勒奥纳德)把大局猜对,因为那时英美都按兵不动,在一旁观战,让 苏联独自与德军作战,谁胜谁负,苗头还不是明显。 在这个小圈子的谈话中,我作为一个东方人所能作出的贡献很小,只能坐在一 旁观察他们的表情和静听他们的笑声。可能我这种静听的神情使他们感到兴趣。— —特别对瓦涅莎和邓肯。也许这是因为他们都是画家。我发现他们不时在研究我的 外表特征和气质。于是有一天他们就很有礼貌地请我到他们的工作室里去“坐一会 儿”。接着他们便架起画板,挥动彩笔,大画特画起我的“肖像”来。他们要把我 在他们的画板上记录下来。我成了他们作画的题材。可是这一坐就不是“一会儿”, 有时可以拉长到两个来钟头。这确不轻松。在表面上看,坐着不动似乎是很安逸。 但正因为不动,说来也奇怪,不到半个钟头也就感到全身发酸,非常疲累。但看到 他们俩那种全神贯注、手不停挥的样子,我也只好克服困难,更不敢动。 当然,我的“肖像”终于是完成了,共两幅。由于我是一个没有经过训练的 “模特儿”,勉强从命,暗暗地吃了不少苦头,我对于这两幅作品,不仅不感到兴 趣,还有点恨意。他们说,这两幅作品他们将放置在一边,冷一阵子。回味一下我 平时的举动和特性,然后再进行加工。我呢,只要不再卷进他们的加工中去,就已 经感到很满足了。我再也不敢问这两幅“肖像”的下落。 我在这小圈子里的生活经验,至此可以说到了“高潮”,比这更富有刺激性的 东西就再也没有了。后来我迁进剑桥大学去住。这里的知识分子成堆,活动也多, 而且这些活动基本上都是由一些年轻人所组织的,因而也就更热闹了。卡尔斯登的 那种静恬的生活也就无形中成了历史。但是这段生活,三十多年以后,经历了好多 次社会上的变动和私人生活上的沧桑,现在在昆定·贝尔开往他家的汽车里面回忆 起来,虽然没有恍如隔世之感,但也有点类似梦境。那基本上是上一个世纪知识分 子所过的所谓文化生活,事实上是曾经被认为是一种“辉煌文化”传统的尾声。它 已经是一去再也不复返了——这更加强了我“梦境”之感。 因为天很黑,昆定·贝尔又是一个接近七旬的老人,所以他把车子开得很慢, 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由汽车前灯所照亮出来的前方片断公路,因此他也就让我沉浸 在“梦境”之中,什么话也没有讲。但忽然间车子颠簸了一下,把我唤醒,接着它 就停住了。我们已经到了昆定·贝尔的家,我下了车,走进现实中来。 这也是一个庄园式的宅第,在建筑上与卡尔斯登那栋村屋差不多——它们之间 地理上的距离也不算太远。我一走进去,第一眼印象就是屋子相当空旷,也相当陈 旧。很明显,它也是上一个世纪的遗物。开门接待我的是女主人——安妮·奥里维。 我过去没有见过她,但我们却一点也不感到陌生。这大概是因为昆定早已和她谈起 过我的原故。但我从没有想到过,我现在能成为她的客人,特别是在经过了许多运 动和“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以后。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意外。 当然这也说明,世界现在已经缩小了,更可观了。不管人们曾经怎样争取“光荣的 孤立”,与世隔绝,事物的发展到底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总是使人与人之间能 有机会建立起友谊和联系。这倒不是意外。 昆定有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离开了家,到别的地方谋生去了。这也是我 们阔别了三十多年间的新发展。我当年和昆定分手时,他还是个单身汉。那时他没 有什么人生的担子,他可以干他兴趣所在的事,而他的兴趣也非常广泛,从雕塑和 瓷器到人类的服饰——凡是与人间的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他都研究。三十多年前 我们告别时他最后送给我的一本新著,是《论人类的服饰》(On Human Finery )。 这是一个很偏僻的题目,但他却对它感到兴趣,而且还写出一本书来!这也是他家 族的一个传统:对什么都感到兴趣,“兼收并蓄”。什么日常的东西都可以成为他 们观察和研究的对象以及作画的题材。所以昆定和安妮在乡下的生活圈子虽然像他 上一代那样,显得很有限,但实际上却不贫乏。 安妮·奥里维忙着到厨房里去为我们准备晚饭,昆定和我就到客厅里来休息— —也就是在一起聊聊天,喝两杯酒。这是一个典型旧式村屋的客厅,既宽且高。除 了电灯以外,这里基本上还保持着我30 多年前所熟知的那种英国老式房屋的布局。 这里没有近代化的暖气设备,取暖仍是靠壁炉送来的一点微温,所以我们也按照老 规矩,坐在壁炉的两旁。这种旧时情景的再现,倒是似乎又是不可思议。这个壁炉 也是很旧式的,由几根铁杆所组成。煤当然是没有了,因为当局已经禁止使用它— —据说是为了防止空气污染。壁炉里烧的燃料自然只好是就地取材,取自附近倒下 的一些枯树。壁炉旁边也摆着一些旧式烧炉的家什:三角形的皮制手风箱、火钓和 火钳等。这也是上个世纪英国传统生活方式的再现。 但更加强这种生活方式的气氛的,是壁炉里那几块不太干的木柴所发出来的尘 烟。也许是因为烟囱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人清扫——扫烟囱的人,作为一种职业, 现在已经绝迹了,这些烟却不通过烟囱往外跑,而在室内迷漫起来。幸好这个客厅 的面积很宽,天花板也高,烟一扩散开来也就变得很稀薄了,不仅不呛人,反而把 这个客厅衬托得更为古色古香。我所坐的那张沙发很深,靠背也高,面子已经露出 线,也是上个世纪的遗物。客厅四壁沿墙角都立满了书架。但这些书架却与一般的 不同,架上都涂满了被当时大概认为是“现代派”的彩色图案,架内的书籍绝大部 分也都是羊皮装订的书——但羊皮已经干焦,有好多书脊已经裂口了。这些烟,这 些彩色图案,这种书籍的装帧,80 年代的英国,在一个普通人的屋子里真是不太 容易再见到的。 我和昆定坐在这个古老的壁炉两旁对话,为一层稀薄的烟所笼罩,倒也很像历 史中的人物——特别是我,经过一番剧烈的“砸四旧”运动,沉浸在这种气氛之中, 倒真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喝了两杯酒以后精神恢复过来了,安妮便喊我们去吃晚饭。因为我们一共只有 三个人,吃饭的方式也就按照传统的办法,这也就是说,坐在厨房里一张橡木桌子 旁,吃完一样菜就再从炉子里取出另一样菜,自始至终都很温暖。这是一种小家庭 的吃法,不仅舒适,还颇有人情味。安妮·奥里维是个知识分子。几年来她一直是 在整理佛吉妮娅·吴尔芙的日记。这是一件很艰巨的工作,因为这些日记牵涉到许 多人和事,佛吉妮娅本人对于当时事物的看法、她自己读书的心得以及有关文艺的 见解,当然还有她自己日常生活的记载、喜怒和哀乐,等等。编辑这样的日记,她 得做许多研究工作,查资料,作注解,把一些零碎片断的东西联系起来,形成一个 整体,以期能有系统地反映出佛吉妮娅·吴尔芙的生活和思想活动的真面貌。这是 一种经年累月的工作,但她已经做完了一半,出了四本厚书。还有一半只不过是刚 开始。而她还不是全部时间去做这项工作,因为她是家庭主妇,还得负担起所应完 成的家庭任务。所以时间对她说来也是分秒必争。 吃完了晚饭,我们又回到客厅去话旧,安妮·奥里维得留在厨房里,不仅要收 拾吃过晚饭后的碗盘,还要安排第二天的家务,然后再回到自己的书房里去,继续 做佛吉妮娅·吴尔芙的日记的编辑工作。这可能也就是现代知识分子妇女的生活常 规吧。虽然她们在理论上和男子平等,但实际上要扛起双重负担:家务和业务。近 代的人似乎也无形地视这也为“理之当然”,我和昆定也不例外,我们就把餐桌上 我们用过的那些杯盘和刀叉留在那儿,又坐在壁炉旁边继续聊天。安妮·奥里维就 当然不参加了。 我们聊的当然还是越不出以卡尔斯登为中心的那个小圈子的人和事,因为这是 我们共同所熟知的,再扩大一点,也不过是所谓“布隆斯伯里”(Bloomsbury)那 个学派中的人物——这个学派实际上就是以卡尔斯登这个圈子为核心而扩展开来的, 包括除了科学家以外的一小批从事各种脑力劳动的高级知识分子:除了这个小圈子 里的画家、作家、艺术评论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文学评论家、俄国文学研究 者和翻译家及编辑以外,那就是一些哲学家、汉学家、舞台艺术家和导演等等。他 们没有什么组织,也没有什么纲领,甚至也不一定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之所以 被称为“布隆斯伯里”学派,主要是因为他们曾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附近一条名为 “布隆斯百里”的狭小街道上住过,利用这个博物馆里的丰富藏书和艺术珍品从事 学习、研究和写文章。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学术修养,文 学和艺术的欣赏趣味比较高,对自己写文章的格调要求也比较严,因而他们也通常 被誉为是英国文化界的“精华”(élite)。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中间大多 数人都是在剑桥大学,特别是该大学的“英王学院”培养出来的。如果说他们之间 有什么组织联系的话,那就是这种同窗关系(School Tie)。 的确,就文学和艺术而言,他们这个“学派”与另外一批现实主义作家并列在 一起。可以说代表了英国19 世纪伟大传统的最后高峰。这后一批作家包括高尔斯 华绥(John Galsworthy ,1869—1933)、萧伯纳(Bernard Shaw,1856—1950)、 H·G·威尔斯(H.G.Wells ,1866—1946)和J ·B ·普里斯特莱(J.B.Priestley, 1894—)等人。这批作家在政治上有明确的主张。他们的作品忠实地反映了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社会生活的现实,而且根据他们的政治主张,他们对这种现实某 些不合理的方面,毫不含糊地提出了批判,并且还表示出对它要加以变革的希望。 当然这种所谓“改革”,实际上还没有越过“费边社会主义”理想的范围。 说来奇怪,这种“理想”,体现在英国工党的政纲中,倒起了缓和英国阶级矛 盾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国资本主义危机的恶性发展。在这一点上,“布 隆斯伯里”中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倒无形中和他们有共同之处,虽然他们 与工党没有任何组织关系。比如凯恩斯的经济学说及其英国经济政策中的实践,就 实际上起了缓和资本主义危机的作用。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的实力和 国际地位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也变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不得不逐 渐失去时效,虽然它在资本主义世界现在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昆 定毫不犹疑地提出这样的看法: “不可否认,凯恩斯的理论挽救了资本主义四十年。但是现在,世界的经济格 局已经有了重大的改变,如共同市场的产生,它再也起不了指导性的作用,除非它 有新的发展。”但怎么发展,谁来发展?凯恩斯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不 久就去世了。他的学说已经是“后继无人”——即使是后继有人,恐怕也无力再挽 回历史的潮流。他的学说是蒸汽机出现以后的产物,是西方老牌资本主义称雄世界 时期的经济指导原则。现在历史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工业技术突飞猛进和某些工 业国家经济力量的增长和膨胀,如日本、第三世界民族工业的兴起,这是凯恩斯形 成他的经济理论时所不可能估计到的。 “那么凯恩斯的时代应该说告一结束了?”我说,“他的学说已经退到古典经 济学的范畴,成为大学图书馆里的资料了。”“也可以这样说”,昆定说。“可是 他在英国文学艺术事业方面的一些建树,现在仍然继续在发生影响。”他所说的 “文学艺术方面的建树”是指英国“文学艺术委员会”和从“加玛尔戈学会”发展 起来的英国芭蕾舞剧团——也就是英国现在的芭蕾舞学派。前者一直到现在还是英 国文学和艺术活动的一个经济支柱。他曾为它弄到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基金,由 一个董事会来管理,英国一些民间比较有前途和有影响的文学艺术团体,都可以得 到它的资助。甚至英国笔会中心有些出版机构或其他国际活动,在经济短绌的时候, 也可以从它得到拨款。由于它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它现在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机 构,由官方来保证它每年的预算。甚至在凯恩斯去世以后,这个机构董事会的主任 委员还一直是从他的“同窗”关系中产生。上届的主任委员就是比我早好几班的我 在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的“同窗”爱得华·普勒菲尔(Edward Palyfair )。他 前几年才退休。现在与这个机构在财政上有密切关系的是凯恩斯的侄子、银行家斯 兑芬·凯恩斯。他也是我在“英王学院”的“同窗”,只不过比我晚几年——这里 还可以附带提一笔,他最近筹措了600 万英镑,支持导演彼得·蒙特农(Peter Montgnon) 拍摄一个介绍新中国的10 部连续电视剧——名字尚未最后定下来。 凯恩斯没有后嗣,只有一个弟弟,也就是斯兑芬·凯恩斯的父亲。但这位弟弟 并不是学院派人士,因此对于兄长的经济学体系也不感到兴趣。凯恩斯的著作及其 手稿全由他的母校“英王学院”保存,算是终于成了图书馆的藏书和资料。倒是他 的侄子斯兑芬似乎还在继承他在文艺方面的事业,虽然他的职业是搞金融活动,而 他在这方面的兴趣似乎还更广泛,从西方扩大到了中国。他对待朋友和“同窗”也 具有类似艺术家那样的热情。我去年(1982年)去过英国两次。头一次是在春天, 参加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第二次是在冬天,应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的邀 请去作报告。两次他都以“同窗”的友情招待过我。一次是在他办公的地方,和几 位电影导演共进午餐,那里的一切设施都非常近代化和豪华;另一次是在他家里吃 晚饭,这里情况为之一变,整个气氛是非常朴素和古旧,墙上叮叮当当地挂着一些 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零星古董,其中最新近收进的一件“珍品”是两函脱了线的焦黄 的古董《康熙字典》。它被陈列在他客厅的桌上,作为人类历史上“珍本木板印刷 术的一个标本”。另一件他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我在剑桥大学作报告时,他居然从 伦敦赶去听讲。这得花费他大半天的工夫。对于一个银行家说来,时间就是金子, 且不说我那篇有关文学的报告,对他的工作究竟具有多大的意义。 昆定和我聊了一阵有关这位西方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家族的情况后,就把话题转 到卡尔斯登那个圈子里的另一个家族:勒奥纳德·吴尔芙和佛吉妮娅·吴尔芙。这 对夫妇也没有后嗣。但是他们都留下了比凯恩斯更多的“文化遗产”。特别是佛吉 妮娅·吴尔芙。她继承了她父亲莱斯里·斯兑芬的衣钵,从小在家庭环境的薰陶下 就酷爱文学。但成长后,她在这方面的成就则远远地超过她前一代人。莱斯里·斯 兑芬只搞评论和编辑工作——当然也兼充当“伯乐”,不断发现文学新人。佛吉妮 娅则既写评论,又写创作,还当贺珈斯出版社的编辑。她在创作方面认真地研究了 欧洲整个的文学遗产,特别是19 世纪那些大师们的作品。她不满足于他们在现实 主义创作方法方面已取得的成就,另辟蹊径,探索表现“真实”的新的手法。经过 长期的实践,她创造一种新鲜活泼而又非常细腻和美丽,表现出一种高度文化修养 和艺术欣赏格调的新文体,来描述人的外部和内部生活——包括潜藏在下意识里的 活动。这就是文艺评论家所谓的“意识流”手法。它的运用丰富了文学艺术的表现 手段,为20 世纪上半期的世界文学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她所留下的文学遗产极为丰富和复杂。她不仅是一个作家和评论家,同时在某 种意义上讲甚至还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和活动家。她关心人,关心人类的文化, 因而也关心世界大事。所以她并非是生活在象牙之塔里、只醉心于文学技巧和表现 手法创作的人物——如果是这样,她就不会因目睹法西斯毁灭文化感到痛心而投河 自杀了。她的这种特点不仅表现在她的作品和评论中,也表现在她的日记和朋友的 交谈和所写的只言片语的便条中。要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进行研究,从而反映出 她的真实面貌,那确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而且不了解她的日常生活、工作习惯和 来往的朋友的人,也很难着手进行这项工作。这项工作之重要,不仅是总结一个重 要作家一生的历程,也是为了说明20 世纪上半期英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方面。 要把这项工作做好,昆定自然是主持这项工作最适当的人了。他是从小就在她跟前 长大的。 他也是卡尔斯登那个小圈子中的人物之一,非常了解她,虽然他是属于下一代。 客观的情势也给他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勒奥纳德和佛吉妮娅·吴尔芙没有 子女,昆定作为他们的侄甥,被指定为他们的继承人。佛吉妮娅作品的版权、书信、 手稿和一切其他的遗物,全都由他来继承和保管。因此他掌握了有关这位女作家生 平和创作的全部资料。多年来他就和安妮·奥里微分工:他写佛吉妮娅的传记,她 编辑佛吉妮娅的日记。昆定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已经初步告一段落。他所写的《 佛吉妮娅·吴尔芙传》(Virginia Woolf)两大卷已经先后在1972 年出版。这本 书一出版后就接连得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传记文学奖“詹姆士·塔特·布拉克传记奖” 和“杜夫·古柏传记奖”。 到1982 年3 月止重版了15 次。它成了一部畅销书,特别是在美国,这也间 接说明,佛吉妮娅·吴尔芙的影响之大和群众基础之广,这在所谓“现代派”的作 家中,是很突出的。 “佛吉妮娅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这特别表现在政治问题和人类文化前途的问 题上”,当我们谈到佛吉妮娅的性格和气质时,昆定这样说。“也许她是太严肃了。 这可能是西方基督教文化在她身上无形中所起的作用的结果——虽然她不信基督教。 如果她在气质上有点中国道家的精神,也许她的生活不致于发展到那么一个悲惨的 结局。”他所谓的“政治问题”和“人类文化前途问题”,在佛吉妮娅说来,是一 个问题的两面,是同一个东西。她珍惜西方的文化,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以后这个文 化所取得的成就——在文学、音乐、美术、建筑、哲学、美学、科学以及人文科学 其他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她,他为这个文化体系的产物,作为一个作家,也在 这些发展中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这体现在她 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许多作品。它们是西方19 世纪所谓反映“真实”的现实 主义的一个发展,这种手法在现代世界的文学中产生了影响。但现代这个世界本身 却在走向崩溃。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她所过的那种静恬的生活中,她把这次 战争理解为人类文化的毁灭,因而感到痛苦,终于导致她神经上的错乱。这是她生 命中所面临的第一次危机。虽然战后她神经上的震动逐渐恢复了正常,又继续积极 地从事创作活动,但30 年代后期法西斯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 的爆发,她的精神状态却再也不能保持平衡,其结果就是她在1941 年3 月间的投 河,结束自己的一生。 她的死亡象征着她所代表的那一个流派和那个文学时代的终结。以后虽然具有 与她同样创新精神的新秀辈出,但像她那一代具有才华和深厚欧洲文化修养的人就 不多了。 “我越深入研究她的一生,我就越觉得她的为人态度严谨”,昆定用结论式的 口吻说。“这不仅表现在她的治学和创作方面,也贯彻在她的政治行动中。你知道, 她是一个女权运动者。她一直是在为争取妇女的解放而斗争——不仅是在政治和经 济地位上与男子平等,而且也包括在灵魂上的真正解放。现在许多她在美国的崇拜 者还称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哩。”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我过去所未曾听到过 的论断。我当时思想上的直接反应是:如果她真的理解了马克思主义,也许她的生 命不致于走向那个悲剧性的结局,但这个问题我不好多谈,看来也无深谈的必要。 我们的“话旧”到此便告一结束。话题便转到昆定本人的生活和工作上去。 在我们别后的30 年中,他曾经当过纽卡索(Newcastle )“英王学院”(King ’s College )的艺术教育讲师、里兹大学的美术教授、牛津大学的美术教授和霍 尔大学(Hull University )的美术教授。他现在仍拥有苏瑟克斯大学艺术历史系 理论的名誉教授的头衔,同时也是英国皇家美术学会的会员和皇家文学学会的会员。 但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个退了休的人,同样在乡下过着一种类似他老一代人的那种恬 静的田园生活。但作为一个画家、陶瓷艺术家、作家和艺术评论家,他却是比在大 学任职时还要忙。据安妮·奥里微告诉我,他每天也是在分秒必争,劳动很紧张。 他的劳动纪律自然也得非常严格,悠闲的时间简直可以说没有。这大概是因为他觉 得他生命剩下的光阴有限,他想在这有限的光阴中完成他计划所要完成的事业。实 际上,这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的。没有人能够在他呼吸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说,他 已经完成了此生的工作,可以瞑目。但他还是得尽量抢时间。 那天夜里我是睡在楼上的一个小客房里。地板上虽然铺得有一张旧的地毯,但 走动起来仍可以听到它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这说明它也被磨损得相当老了。但室 内所有的墙上,每个角落,都有彩色鲜艳的、印象派式的简单图案和速写画以及其 他一些我们普通视为无价值的小物件,作为装饰。这整个布置,如果不是出自他老 一代人的手,那一定就是他本人的创作了。但它们所呈现出的风格和情趣,则代表 这个家族的统一的传统:新鲜、活泼而又略带一点天真。整个气氛都充满了青春气 息。这又使我联想起了许多有关这个家族及与其有关的那个小圈子里的知识分子— —即所谓的“布隆斯伯里”学派中的人物。我的思想又忽然活跃起来,毫无睡意。 只有到了午夜后三点钟左右,我才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但没有多久,楼下走廊旁 洗手间抽水箱的放水声却又把我弄醒。我想天可能已经亮了。我也没有看表,就连 忙穿衣跳下床去。 我拉开窗帘,天可是仍然漆黑。但楼下已经传来人的活动声。我步下楼梯,厨 房里已经有亮光射到外面。我推开门一看,昆定已经在那里做早饭。 但我表上的时针正指到六时稍过一点。昆定居然起得这样早!这在英国人中是 罕见的。我只好陪他吃早饭。吃完饭后,他立刻换上工作服,穿上一双荷兰式的木 屐,打开大门,走过草坪,进入他的车间。这里有作瓷器的泥土,有烧瓷器的电炉, 有设计瓷器的长桌,当然在墙四周的搁板上也陈列着各种风格和彩色的他所烧成的 瓷器。像他的上一代的人一样,他也在这种艺术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上次我来英 国时,他送了我一个小瓷盘,上面刻着他画的佛吉妮娅·吴尔芙头像。这次他选了 一个较大的盘子赠我,上面刻着一个介乎龙和凤之间的怪兽。像佛吉妮娅的小说和 他母亲瓦涅莎的绘画一样,这不是一件抽象派的作品,它的表现手法虽然有点异乎 寻常,但形象鲜明,一看即懂。 他院子里的草坪上立着他的一些雕刻作品,其中有一件立意新颖,使我想起了 我国古代的脚踏着一只飞燕的奔马。它代表一个仰躺在空中的女子,她的眼睛凝望 着天空,她的长发垂到地上——也就是这一把长发,作为她的支座,使她能浮在空 中。这种设计所产生的效果是惊人的。这件作品的手法是现实主义的,但它所表现 出的想象则接近“现代派”,还夹杂着一种传统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与佛吉妮娅· 吴尔芙写的小说、瓦涅莎及邓肯所画的画都属于同一个类型。这也可以说,他继承 了以卡尔斯登为中心那一小批文艺家的传统。这个传统现在即表现在他的创作上, 也表现在他的工作纪律上。 他既烧瓷器,又作雕刻,还要整理佛吉妮娅的手稿和遗物,自己又要研究美术 史和理论,他要作的事情确也太多。这也是为什么他早晨不到六点钟就起床,七点 钟就进入工作室的原故。据安妮·奥里薇告诉我,为了保证健康不致于崩溃,他每 天午饭后要睡两、三个钟头,下午四点钟左右又开始工作,直到深夜——他每天是 以这一半的时间集中写作。从技术上讲,这是一种非常枯燥的生活,在现代的人中 间,也是罕见的。在某种意义上讲,这还带有一点维多利亚朝遗风的味道——虽然 在思想上他早已离开了维多利亚朝的框框。这事实上也是他老一代人的工作方式, 是那小批高级知识分子在他们自己中间所形成的一种传统。昆定保持了这个传统。 这个传统给20 世纪上半期的英国文化增添了光辉,但现在已经成了历史。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