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斯特莱一家 近年来,在一些国际作家的会议上我常常遇见一些英国作家,今年(1982)2 月间,作为30 多年第一次,我来到伦敦,参加国际笔会的代表大会,又遇见了更 多的英国作家,他们大都是中年人。我在英国从事写作正是第二次大战期间的前后, 他们那时都在服兵役或者复员后刚上大学,对那时在英国文学界活跃的一些作家接 触的不是太多,因此他们就希望我能写点那段期间有关我所熟悉的作家的回忆。今 年(1982)3 月间英国笔会的刊物《阔页》(Broadsheet)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这样 的文章《啊,“这个英国”》(这个标题是引自莎士比亚的《约翰国王》),其中 有一段是这样的: “最后,但并非是不很重要,是J ·B ·普利斯特莱(J ·B ·Priestley , 1894)的家。我对它怀有深厚的感情。J ·B ·是一个典型的约克郡人。他为人爽 直、坦率、有话直言不讳。我知道在‘英国保卫战’的期间,他每个星期天要在英 国的广播电台上对英国人民作一次广播,以激励他们的士气,同时也鼓起他们的勇 气和必胜的信心。我是从一个正在进行救亡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中来到英国的, 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个英雄,我不能不为之感到钦敬,后来我就成为了他在怀特岛 (Islt of Wight )上的家里的一个经常客人。 我发现,他的性格中蕴藏着大量的柔情和诗意。因此我就更喜欢他和他的家庭。 我同时也感觉到他和他的妻子对我也怀着一种长者的情感。的确,他们在那个岛上 的房子当时对我说来,就像是我的第二个家。”这是1944 年和1945 年间的事, 那时我奔走于英国各地,也在做一种鼓励士气、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作准备的宣传 工作,天天对英国民众演讲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入侵的情况和救亡图存所作的努力。 我那时生活极不安定,体力也常常感到疲惫。但我能从他家中得到休息和温暖。他 虽然已是年逾花甲的长者,但因为我们都搞写作,共同的语言却不少,因此我们确 也感到像是一家人,无话不谈。只要是休息的日子,我就到他家所在的那个岛上去, 他的屋子也无形地像是我在异国的家。他家的每个成员,包括为他家料理家务的阿 姨,也都不见外,也几乎是和我无话不谈。 当然,战争结束后,我在剑桥住下来,到那个岛上去就不是那么方便了: 得换两次火车,还要坐轮船渡海,时间抓得紧,也需花一天的时间,不过他们 每次来到伦敦,总要通知我,找个机会到他们的公寓房里去吃餐饭。这种情况一直 持续到1949 年秋我回国时为止。这里可以附带提一句,普利斯特莱夫妇是我在英 国的作家朋友中最支持我回国的人。因为中国快要解放了,他们同意我的看法,作 为一个作家,应该回到自己的人民中间去,虽然我已经多年参与了英国的文学生活, 在那里可以做的事情也不少。 作为一个作家,普利斯特莱是属于上一代的人。从1918 年起他就开始发表作 品。从形式上讲,他的作品范围很广:他写评论,写小说,写戏,写散文,只是没 有写诗。在他的各种类型的作品中,小说和剧本最为突出,成就很大。他所写的一 些戏至今还在英国和世界的一些大剧场上演。像H ·G ·威尔斯(H ·G ·Wells , 1866—1946)和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 , 1867 —1933)一样,是一个典 型的英国作家——所谓“典型”,就是说他继承了19 世纪英国文学的传统,他所 写的题材也是以英国人民的生活为主,他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代表着普通的英国人 民。事实上,他可以说是这个伟大现实主义传统现存的最后一人。他是一个社会主 义者,但不是费边那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他的思想比较接近H ·G ·威尔斯和高 尔斯华绥这类的作家,也可以说是他们的直接继承者。所不同的是他把他的思想不 仅毫不含糊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也表现在他的行动上。他支持苏联早期的社会主 义实践,他的作品有不少被译成了俄文,他的剧本也经常在莫斯科大剧院上演,并 且也得到广大苏联观众的欢迎。他反对独裁和专制。在30 年代和40 年代法西斯 势力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一个坚决地反法西斯的斗士。他同时也是一 个爱国主义者,如上面提到过的,在英伦上空空战最激烈的时候,每个星期天晚上 9 点钟的新闻广播结束后,他总要在电台上作一篇“述评”。他以“炉边闲话”的 形式谈论战争期间英国人民的性格、意见和期望,表达出英国人民的思想和感情。 听众对他的“述评”感到非常亲切,因为他反映出了他们的心声。他以这种方式唤 起英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誓保他们的家园,他也就以此在人民的眼中成了一个朋友 和英雄,他的“述评”在人民中间产生了比任何宣传品都威力强大的动员作用。 他写的作品很多。在长篇小说方面著名的有《亚当在月光中》(Adam inMoonshine) (1927)、《良友》(The Good Companion)(1929)、《安琪儿人行道》(Angel Pavement)(1930)、《他们在城里行走》(They Walkin the City)(1936)、 《让人民歌唱》(Let the People Sing )(1939)、《格勒特莱的灯火管制》 (Blackout in Gretley )(1942)、《穿上新服装的三个人》( Three Men in New Suits )(1945)、《真妮·薇丽叶》(JennyVilliers )(1947)、和《明 朗的天》(Bright Day)等。在戏剧方面,最脍炙人口的有《危险的角落》(Dangerous Corner)(1932)、《我曾经到这里来过》(I Have Been Here Before )(1937)、 《他们来到一个城市》(They Came to a City )(1943)、《检查官的来访》 (An Inspector Calls)(1945)、《椴树》(The Linden Tree )(1947)、《 明天将会更好》(TomorrowWillbe Better )(1948)和科学幻想剧《约旦河上的 约翰逊》(Johnson overJorden)(1939)。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大陆上纷 纷出现各种文艺流派,英国的文艺界也被卷入这些新的潮流中去。但普利斯特莱始 终坚持19世纪英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按照英国人民所习惯的文学形式写作,因 此它的作品在群众中始终拥有广大的读者。1929 年,当全世界正受到经济恐慌的 猛烈袭击时,英国出版界一蹶不振,极为萧条,但他的小说《良友》却畅销全国, 印数达100 万册以上。这是因为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浓厚的英国味、为 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的原故。 但他也是老一代沿着英国现实主义传统道路创作的作家中的最后一个典型代表。 他创作的旺盛期一直持续到本世纪50 年代下半期——作为英国文学界的一位元老, 就是在最近他甚至还偶尔发表有关文学与政治和创作与自由的意见。但当代的英国 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表现形式,已经和他那一代的人大不相同了。可是在政治思想 方面,他仍然站在比他更年轻得多的作家的前列。也正因为如此,我作为一个从多 年来为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战斗的中国去的年轻人,很快就感到他与我们有许多在文 艺观点上共同的东西。当代的英国作家也发现了这一点。迈加尔·斯卡美尔(Michael Scamell )在他为1981年3 月10 日伦敦《泰晤士报》的《文学增刊》写的一篇名 为“布隆斯伯里学派中的一个中国人”一文中(见附录。“布隆斯伯里学派”是本 世纪上半期一个英国高级知识分子无形中所形成的学派,其中包括‘意识流’小说 大师佛吉妮娅·吴尔芙。)谈到我和他的交往时说:“他也结识了一些其他作家, 与这些作家相比,他的政治观点也许是更为协调,如J ·B ·普利斯特莱……”事 实上也是这样。 我于1949 年晚秋从英国启程回返中国。船得经过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和太 平洋,行程很慢。但“慢”也有它的好处,就是这给我提供了彻底休息的机会,也 提供了时间来总结自己在欧洲居留多年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以及思考回到即将诞生 的新中国后学习和工作的计划。因为离开英国时手头要处理的事情多,没有时间去 亲自和那里的朋友告别,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漫长的航行期间给英国和欧洲的一些朋 友们写信,通知他们我已离开了欧洲,正在回国的途中。事实上,这也是我最后与 他们的联系。回国后人民政府刚刚成立,就我个人而言,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和适应, 要做的事特多,我就再没有和他们通信了。因此我这次到英国后就决定在时间准许 之下,争取去看望一些朋友,特别是仍然活着而又多病的朋友,如已经半边瘫痪了 的小说家和评论家瓦尔特·亚伦(Walter Allen)。亚伦送给了我他新出版的回忆 录《写作生涯的回忆》(Memories of a Writing Life)(1981 年伦敦海涅曼出 版社出版),其中回忆到我的那一段,提到我在船上写给他的信。他这样说: “这是一封告别的信,他已经决定把他的命运和共产党中国结合在一起,他写 道,我们不一定再能相见。他说对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只字消 息。”那些信确是有“告别”的意思,而且也没有任何“后会有期”的暗示,因为 我们之间今后不仅是地理距离很大,就是思想距离恐怕也要逐渐拉远了。事实上, 我一到天津上岸(那时广州刚解放,到北京的交通还没有恢复),生活立刻就繁忙 起来了。首先我要习惯于新的生活和工作,接着就要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以及随后 到来的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等。就是对普列斯特莱这样一位交往很深的长者,我也 无法再与他通信了。此外,这里还有个小小的插曲,也使我觉得再没有通信的必要 :回国后没有多久,大概是在1950 年春,我在英文版的《苏联文学》——那时所 能看到的唯一外文刊物——上读到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和爱伦堡等4 人联名致普利斯 特莱、海明威和斯坦贝克等几个西方作家的一封公开信,指责他们过去表现进步, 为什么在当时的世界和平运动中一反常态,不站出来参加活动。这无异于公开揭露 他们的立场有问题,对于人民的和平事业和世界前途漠不关心。法捷耶夫和爱伦堡 也是我所尊敬的作家,而且在当时是被认为正确方面的代表,他们的指责自然多少 也改变了我对这些英美作家的看法。随后,普利斯特莱一家人的地址——也包括其 他我在欧洲的一些朋友的地址——也在几次运动中丢掉了。于是,“我们不一定再 能相见”,就成了定局。 但人生中意料不到的事情可也是很多,“定局”本身也会起“变化”。 我没有想到。30 多年以后,我居然能有机会又踏上英国的土地,到伦敦参加 国际笔会的会议。普利斯特莱,像H ·G ·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一样,曾经是英国 笔会的老会长。我现在在那里开会,理所当然地要接触到他。所以我到了伦敦后就 立即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给他和他过去的夫人珍妮(现在已改姓班纳曼(Bannerman ) 了,因为他们在20 多年前离了婚,不久又各自结了婚),告诉他们我来到了伦敦, 并向他们问好。 这两封信对这两位老人说来,会引起怎样的反应呢?至少应该说是“意外”吧。 就是对我自己说来,我已觉得这是“意外”。整整32 年不相见,在这期间,我一 直保持着沉默。为什么如此呢?也讲不出什么道理。由于我这次去伦敦是临时的决 定,事先什么朋友也没有通知,他们听到我突然在伦敦出现会有什么感想呢?作为 一个搞点文学写作的人,生活一般说来是平淡无奇,但面临这种在一般情况下不算 是什么为难的局面,我倒感到有点感情波动起来了。好在那几天开会的事特忙。一 忙感情的波浪也就被冲走了。 不等会开完,也就是说,从信发出去的第三天大清早开始,我就连续接到好几 个电话和好几封来信。这都是直接来自普利斯特莱的一家人:四个女儿和一个继女 及儿子。他们在电话中对我重访英国表示热烈的欢迎,也“热烈地”高兴重新听到 我的声音。自然,我也是如此。也许是由于长期不通讯,而我们也大都进入老年, 他们所表达出的情感,说实在的,比过去我们在一起的那些年月里还要热烈。原来, 普利斯特莱及其前夫人已经分别通知了他们的子女,要他们抓紧时间和我联系,以 便在笔会的会议结束后我留在伦敦等飞机的短短的几天内能安排时间和我相见。早 年我们在一起时候,他们还是学生或从大专院校刚毕业不久开始参加工作。现在她 们有的已经是祖母,各自成家立业,分散开了;有的曾经在外国、甚至在遥远的东 方住过,如大女儿芭尔芭拉(Barbara Priestley ),因为她的丈夫是检验飞机性 能的熟练飞行员,曾经作为一个英国空军的军官,一度任马来西亚空军的指挥,在 那里住了好几年。 也正是这位芭尔芭拉,她第一个来看我。一天她一吃完早饭就开着她的小汽车 来到我的住处。当然,第一眼我们很难相互认得出来。时间已经在我们身上发生了 作用,我们的生活境遇也发生了改变,她已经具有一个祖母的体形,比年轻时显得 丰满多了,眼角边也刻下了不少代表岁月流逝的踪迹。 她的声音可仍是保持着年轻时代的特点,低沉、但很温柔。我们一开始谈话, 许多旧时的记忆就又回到我的脑子中来了。不过我们没有时间话旧,只能简略地相 互介绍一下别后的情况,因为她想抓紧时间带我去看一下伦敦的新发展。事实上, 30 多年来,伦敦的“新发展”一个星期也看不完,何况是一天? 她所要带我去看的是个新区域。这个区域以一个新的庞大的、名“外堡中心” (Barbican Centre )的建筑群为其突出的特点。她原是一个学建筑的学生。我们 在一起的时候,她已经毕业,开始当实习建筑师了。她要带我去看这个建筑群的原 因是想要我体会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新兴建筑艺术的风格。这个区域在伦 敦古城墙的附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被德国飞机炸成一片废墟。我过去在伦敦 居留时,从没有到这里来过,因此从来也不知道,伦敦也曾经一度有过城墙。在这 个古城墙西门的外面还有古罗马人征服英国时所留下的一个炮台——据说它是1950 年清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轰炸留下来的废墟时发现的。“外堡中心”就耸立 在这里的近旁。这确是一组很特别的建筑物,与我们习惯中所理解的长方形或四方 形的大厦完全是两样。它们是不规则的,很高大,有好几层。它们包括音乐厅、剧 院、图书馆、展览厅;此外,伦敦交响乐团和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也是它们的有机组 成部分。当然这里还有餐厅和咖啡馆,停车房和散步台;从楼上向下边望去,还可 以看见水池、花坛和露天晒太阳的休息场。这些单位聚到一起,相互联接,成为一 个完整的体系。它们的外表粗犷,使人看起来起“震惊”之感。 这种建筑堪称不折不扣地“独具一格”,与它类似的东西只有巴黎的“庞比杜 中心”(Pompidou Centre )。不过那是纯不锈钢结构,虽然也有气魄,但所表现 的“力量感”就差多了。它们的共同点是:标新立异,互不雷同。 支持这个“外堡中心”的那些柱子,根根都粗得怕人,而且形状也都不规则, 但没有一根是圆的,整个风格给人一种“野性”的印象,但使人感到新鲜。 这种风格,据芭尔芭拉的介绍,名叫“野性主义”(Brutalism )。创造这种 “主义”的建筑师都是她的朋友,自然她最为理解;但不管她怎样阐释,我始终对 于“野性主义”的特点没有能消化得了。 我们在这里楼上的一个酒吧间吃午饭。事实上这是一个宽大的走廊,由高大的 玻璃窗围在外边,像是一层透明的墙壁。这天天气特别好,太阳照得非常温暖,所 以窗子全都开着,我们的座位恰好就在窗旁,一眼可以望见很远的地方,下边就是 上述的水池、花坛和露天晒太阳及休息的地方。事实上,有许多人就坐在下边那儿 的藤椅上,一面晒太阳,一面喝啤酒。整个气氛是悠闲而又安静的。这种气氛,我 们早年在怀特岛上芭尔芭拉家院子里的草坪上喝茶时,也曾经体验过,现在这情景 似乎又在隐隐地再现在我们的眼前,但其间的时间间隔却有好几个10 年!我们面 对面地坐着,偶尔对下边这种悠闲而又安静的场景凝视一眼,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只有取出照相机拍了一些下面的镜头,作为纪念。 我们吃完饭后,又坐了一会儿,然后到这个“外堡中心”的各个部分巡礼了一 番。有些部门的活动,如音乐厅和剧场,都还没有开始。只是展览厅还正在展览1975 年逝世的英国通俗作家P ·G ·吴德豪斯(P ·G ·Wodehouse )的作品和有关的 遗物。他的著作很多,消遣性很强,在英国拥有广大的读者。 1955 年他加入了美国籍,但1975 年英国女王却仍封他为“爵士”,仍然把 他的作品当作英国文化的一部分财富,因为这些作品全是在英国写成的。这也说明 一个古老英国的文化传统:它不轻易放弃在它的文化事业中做出过一些成绩的人— —甚至外国文学作品的优秀英文翻译,也被视为英国文学如费兹吉拉德(E ·Fitzgerald, 1809—1883)译的波斯诗人奥玛·加央(OmarKhayyam )的《鲁拜集》(The Rubaiyat) 和阿瑟·魏莱(Arthur Waley)译的中国唐代诗人的诗,现在都被视为英国文学, 因为好的翻译它也被认为是一种再创造,理应属于英国文学。 从规模和设施看,这个庞大的建筑物群不仅是一个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国际 会议和旅游的中心。它们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的典型产物。在现代化的一些国家 的首都,这样的建筑都在逐渐出现。巴黎有“庞比杜中心”;我在贝尔格莱德也参 观过一个同样性质的结构,不过规模略小一点罢了。后来我才发现,伦敦的这个庞 然大物本身并不是“光荣地孤立”,它还有“外围”作为陪衬,那就是用作高级住 房和金融机构办公楼的一些高大建筑物。 几天以后,我接到剑桥“英王学院”(King’s College )的同学、英国已故 经济学家凯恩斯(J ·M ·Keynes,1883—1946)的侄子、现任一些文化基金会董 事长之类的职务的斯蒂芬·凯恩斯(Stephen Keynes)的邀请,约我到他的办公室 去吃午饭。我发现他的办公室就设在这个“中心”的体系里面。 他在这里还有一套作为临时在伦敦住宿的单元房间。 离开了这个“中心”,我们驱车来到伦敦作家和艺术家的一个传统集中区域切 尔西亚(Chelsea )新区。这个新区在旧切尔西亚的对面,位置在泰晤士河的南岸。 所谓“新”,实际上是“旧”,只不过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飞机 也曾把这块地方炸成为一片废墟罢了。60 年代伦敦市政当局重新设计了这个区域, 竖起许多新的建筑。现在这里最大、最新、最现代化的一幢是“国家大剧院”(National Theatre )。这时它还没有开门,我们也无法进去参观。但从外面我们也可以得出 一个印象,它也是相当庞大、粗犷,在风格方面,虽然说不上是“野性主义”,但 离开英国传统建筑艺术已经是走得很远了。由于这一片地区都是经过新建,它与传 统的伦敦环境颇有些距离,自成体系,因而并不显得不太调和。这个地区狭长,沿 着泰晤士河伸展开来,现在就成为了人们散步的地带。我们也在这里漫步了一阵。 这里有树,有石雕,有随时可以坐下休息的靠椅。下边泰晤士河的流水,也不像从 前那样污浊,而是呈淡蓝色,给人一种清新之感。这种“清新之感”当然是与原伦 敦的那些维多利亚朝式的建筑艺术和市容的布局相对而言。其实,这是一种国际性 的现象,因为现在其他一些先进国家城市的设计和布局也都或多或少地给人这样的 感觉。这是一种“现代派”艺术在人们的印象中所引起的一种感觉。时代已经往前 跨了好大一步,由于生产技术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上层建筑中的“艺术”也变得 日新月异了。这种变化也是国际性的,古老的伦敦也不例外。 芭尔芭拉带我看这些东西也许由于她本人是一个建筑师的缘故。她大概对这些 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但对我说来,和我过去所熟知的伦敦相比,这已经是一场“文 化大革命”了——这个保守的帝国,到底还是顶不住整个西方所谓“时代精神”的 袭击,也在逐步“现代派”化了。但我们之间的友谊却仍然如旧。我们在一起过的 这一天把我们又带回到了属于另一个历史阶段的我们的青年时代。 第二天芭尔芭拉的另一个姐妹赛尔薇娅(Sylvia Priestley)也驱车来接我。 她来得很早。我一吃完早饭走到我住的招待所的门厅时,她就赫然地站到我面前来 了。伴着她的是她的丈夫迈可·果曼(Michael Goaman)。1946年夏天赛尔薇娅曾 在巴黎一位法国朋友家里度假,我那时也在巴黎,曾应邀到那家去吃过一次饭。我 就是在那里遇见迈可的——也只有这一次,事后我就把他忘记了。没有想到,他们 已经结成了夫妇。他还记得我。我们立刻就坐上了他们的小汽车,迈可成了司机。 他富有幽默感,为人亲切,考虑事情很周到,我们很快就成为了朋友。我们是向英 国南部的乡下开去——因此他们才来得这么早。“老妈妈珍妮”就住在南部滨海的 苏瑟克斯郡(Sussex)的一个小村里。她们就是专程来接我去看她的。不用说,这 次旅程也是“老妈妈”的安排——不,后来全家的人都来约我相会,大概也是她的 安排。她渴望再见到我。 苏瑟克斯郡是英国最美丽的一个地区;风景秀丽,有许多绿草如茵的山陵散布 在它的土地上,也有好几条温顺的河流在这些山陵之间流过。这里就是英国有名的 “砀斯”(Downs ),也就是山丘起伏、土地肥沃、地面空旷的意思。在英国的具 体条件下,这丝毫也不意味着“荒凉”。相反,由于英国多雨,这里地处英国的南 端,气候宜人,它常年呈现出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 这里是农业区,也是牧区。我还有一家最好的朋友贝尔家族(The Bells )以 及他们的朋友、英国文化界所谓的“布隆斯伯里学派”( Blooms-bury)的一些所 谓“超高级知识分子”,如“意识流”派的大师、小说家佛吉妮娅·吴尔芙和经济 学家凯恩斯等,也曾经住在这个地区。早年贝尔家曾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在这里度过 假,我也曾经被这里的风景所迷住过。我委实做梦也没有想到现在居然还有机会再 度来到这个地区,欣赏它的风景。到“老妈妈”的住处,得在公路上跑个把来钟头。 迈可故意把车子开得既不快,也不慢,使我能够比较从容地浏览久违了三十多年的 这里的乡村景色。 这天的天气特别好,阳光遍地,好像是对我这个远道客人故意表示好感似的。 这就使这里的景色对我显得更为亲切——同时说实在的,也只有在这里我才看到永 恒的英国。这里没有什么摩天大厦。由于基本上是农业区,也没有什么高耸入云的 烟囱。一眼望去,只见青青的树、碧绿的草、蔼蔼的山丘和山丘上在太阳光中放牧 的羊群。这和我读过的英国的19 世纪浪漫派的诗人的作品所联想起的意境非常吻 合。当然,我还不过只是坐在车里“坐车观花”;否则我还会有更多的体会。 我们边欣赏风景,边闲聊家常——聊得最多的当然是关于“老爸爸”和“老妈 妈”这许多年来生活的变化。在他们刚过了60 岁后不久,他们之间出现了一股波 澜:“老爸爸”和英国当代有名的考古学作家珈克达·霍克斯(Jacquetta Hawkes) 夫人发生了感情,要和“老妈妈”离婚。经过几番周折,离婚的协议终于达成了, “老爸爸”和珈克达结了婚。过了些时,“老妈妈”也与大英博物馆的一位老研究 员、鸟学专家般纳尔曼结成为夫妇。她也一直是对飞禽感到兴趣。过去,她和我在 怀特岛上一起散步时,总要带着望远镜观察飞鸟的活动。现在她和般纳尔曼先生结 合在一起,倒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了。般纳尔曼关于鸟学的著作很多,有了“老妈妈”, 他也算得到一个有力的助手。他们俩后来合写了好几部关于鸟学的书。 “爸爸和妈妈各自建立了新的家,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赛尔薇娅对我 说:“他们都生活得很愉快。不过般纳尔曼前几年已经去世了,妈妈独住在乡下, 得了相当严重的关节病,大部分的时间得卧床,但她的精神仍然很好。至于在怀特 岛上的那幢老房子,由于无人照顾,每次去时还得渡海,很不方便,所以也早已被 处理掉了;在伦敦那两个作为不时去小住的单元,也因为家庭结构的改变而放弃了。” “这个结构的改变确也不少,”我说,“你们姐妹们怎么应付这个局面呢?”“对 我们的影响不是太大,”赛尔薇娅说。“我们已经大多数独立了。 只有汤姆(Tom Priestley )弟弟年纪比较小,但那时他已经有了18 岁,也 可以完全照顾自己了。”普利斯特莱这一家,它的发展就这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人生的进程就是如此,虽然有时我们也可以对它做出某些计划,但在进程中所发生 的变化却是谁都难得预料。在我们聊着这些生活变化的时候,不知不觉之间,汽车 已经到达了终点。“老妈妈”的住处就在眼前。它是一个前后有小花园的庄园式的 小宅第,四周树木成荫,围墙上的一些爬墙植物已经开出了花朵,环境非常清幽和 安静。“老妈妈”住在楼上一间朝阳的房间里,下面就是她的老保姆活动的地方。 这个宅第里其实就只有她们两个人——英国老人的家庭一般大概都是如此,不是过 年过节或特殊场合,儿女是不常来的。我们向保姆问了一下“老妈妈”的近况,就 走上楼来了。 “老妈妈”因关节炎而不能行动了。她成天坐在床上,背后垫一堆枕头。 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接见我的。虽然许多年不相见,又没有互通消息,我们并 没有因此而突然变得感伤或激动起来。她很安静,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个表示满足的 慈祥的微笑。她素来就是这样。她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感情从不外露,话语也不 多,但这不是淡漠;相反,她总是以微笑表达出蕴藏在她心里的深厚的温暖。正因 为如此,她待人接物,处处都考虑得非常周到。我记得往常我从剑桥去她在怀特岛 上的家的时候,渡完海峡登上岸来,天就晚了。 照例我要先在码头上用电话通知她,她也总是嘱咐我不要等长途汽车,先到一 个茶馆休息一下,她立即亲自开车来接。这次我来伦敦,除了她和“老爸爸”外, 我并没有通知其他的人。一家姐妹和兄弟都来看我,这全是她的安排——尽管她是 在卧床。她现在的微笑不仅使我回忆起她的为人,也记起了她的性格。 光阴究竟是飞走了许多年,生活的起伏还是在她那微笑的脸上留下了痕迹。它 显得有些苍白,当我亲它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它的消瘦,甚至还似乎能领略到促成 这消瘦的人世的沧桑。但她是乐观的,开朗的。也许是因为我们隔绝的时间太长, 其间生活的变迁不知从何说起,她就干脆聊起她的爱好“鸟禽学”来。她介绍给我 不曾听过的般纳尔曼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同时还从床头边一堆书中取出他们 两人合著的有关这方面的好几本著作。她和这个丈夫也一同生活过了二十多年。日 子没有白过,他们做出了成绩——而且还是六十多岁以后作出的。早年她得抚养儿 女,照顾像普利斯特莱这样一个世界知名的作家的生活和社交。只有在儿女长大, 她自己又重新结了婚以后,她才能和一位同好做她兴趣所在的工作。这能不能算是 幸运呢? 她对现实生活是满足的。她脸上那个安祥的微笑一直没有消失。我怕她说活多 而感到疲累,便和赛尔薇娅走下楼来,到花园去散了一会儿步。我想领略一下这个 环境的幽静气氛。有一个园丁正在整理园里的花树。他是一个附近的村人,每天来 一两个钟头,保持这个小花园的整洁。这幢房子看上去也很古老,大概是上个世纪 的遗物。它和这里的整个乡村风景很调和。这也算是真正的永恒的英国乡村景色的 一个组成部分吧。这个园丁看上去有六十来岁,非常和蔼。赛尔薇娅和我想在这里 留一张照,作为纪念。我已调好了相机的光圈和距离,只需请他按一下快门就行。 但他拿着像机琢磨了好久,始终不敢动手,一直等到迈可到来才算完成这次摄影。 看来这位园丁是这里一个地道的乡民,也是这里永恒不变的英国固有景物的一个组 成部分。 我们在这里吃完午饭后又上楼去看了“老妈妈”。这次她谈了一些家常和感想。 她说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的家族和中国人竟发生了那么深的关系,因为除了我以外, 她有一个在香港工作的孙子和一个中国女子结了婚。这在传统的英国人生活中确也 算是一种不常有的现象,有点“偶然”,甚至传奇的成分。但这就是现代的世界, 它已经缩得很小了。谈到这里,她不禁又微笑了。正如来时一样,我们没有什么感 伤和激动就又分手了,因为她已经显得有些累,需要休息。 在回伦敦的路上,因为不需赶时间,迈可把车子开得特别从容。天气仍然很好, 我们走走停停,可以充分欣赏沿途具有英国南部特点的乡间景色。 过去我在英国居留时也不曾这样从容地在这里走过,因为那时没有这么多的私 人小汽车,到距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就只有乘坐火车了。现在行动倒确是灵活多了。 这也算是现代英国生活的一种变化吧。我们在一个树林旁停下车子,在树丛中散了 好一阵步。阔别了多年以后,现在忙里偷闲,能和年轻时代的朋友边谈边走,暂时 无忧无虑,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偶然”——但这是人生多么值得记忆的一种“偶 然”!我们到达伦敦赛尔薇娅的住所时,暮色已经开始下降了。这时我们也开始感 到有点乏,也有点饿,赛尔薇娅特别去泡了一壶茶,端来一些点心。 这幢住所是在伦敦边区的一个公园的附近。事实上它是和公园联在一起,只隔 一道矮墙。公园里的溪流从墙底下的洞口流进这个院子里来,甚至公园里的水鸟也 飞进院子里的这条小溪边来觅食。当赛尔薇娅去准备茶的时候,我和迈可就走进院 子里的灌木林间信步,无意中惊动了水鸟,它们就猛然向隔壁的公园里飞去了。这 是一个很清幽的隐居处,它的建筑也很古老,只有一层,大概过去是公园园丁的住 所。但它很适合迈可夫妇的口胃。因为他们两人都是画家。作为他们的工作室,他 们在楼上加了一个房间。迈可就带我爬上这个房间,去参观他们的工作环境。房间 不大,但四面是玻璃,阳光充足,非常开朗。他们就在这里从事他们的艺术工作。 但我没有看到他们的艺术作品——画。可是他们有一张又长又宽的画案,两旁 各放着一把椅子,显然他们两人是面对面地一起坐着工作的。原来他们已经放弃了 抽象的艺术创造(当代的流行艺术,为了标新立异,大都是抽象的),而转到实用 方面来。精确地说,他们日常的工作是设计邮票。他们为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 第三世界的国家设计邮票。而且他们接到的活也不少,够他们一天忙到晚,因此这 一天他们陪着我去看“老妈妈”,从收入上讲,还应该说是作了不少的牺牲。好在 他们是不折不扣的“自由职业者”,他们自己就是雇主,也是雇员,随时可以放假, 也随时可以加班,原则是“自负盈亏”。后来我才知道,由“纯艺术”而转到实用, 也是当前英国艺术界的一种“潮流”。 我们回到楼底下喝完茶以后,天就已经黑了。我们还有一个约会,那就是去见 赛尔薇娅的弟弟汤姆。他是普利斯特莱家族中最小的成员——但现在已经是中年人 了。他前两天给我来过一封很亲切的信,请我吃饭。他怕我把他仍当作一个孩子看 待,不重视他的邀请,所以在信的结尾还特别加了一句: “我已经不是你过去印象中的那个孩子了,我现在已经蓄了一撮胡子。”换句 话说,他现在大概是一位“可尊敬的绅士”了。不管他邀请与否,我一定要看他一 次。所以迈可和赛尔薇娅这天还得陪我到底,把我送到他的住处。 我们晚间7 点半钟左右就又开车出发了。 在我见到汤姆以前,我已经从芭尔芭拉和赛尔薇娅知道了一点关于他的情况。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知名的电影编辑了。像迈可和赛尔薇娅一样,他是一个不折 不扣的“自由职业者”,这也就是说他不属于任何影片公司或集团,而是一位超然 的电影艺术家。这种方式给他提供了极大的“自由”: 他不愿意编辑的片子,不管影片公司给他多少钱他也不干;他只编辑他所愿意 编辑的作品。因此经过他处理过的片子,质量总是很高,艺术性也强,因为他在片 子里投入了他的全部想象、感情和才能。他也就是这样抢救了许多片子:一些虽然 主题和内容好但表现手法和镜头平庸的作品,经过他的手变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艺 术影片。当然,这里面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影片公司的老板们不要对他横加 干涉。这也就是他要保持“自由”的原因。 但为了取得这种“自由”,他也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有时他和影片公司的合同 谈崩了,在没有和另一个影片公司订下新的合同以前,他得准备一个短时期的失业 ——虽然这样的情况不是太多。在这种情况之下,总的说来,生活不能算是安定, 但他对此也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他的对策是在生活上保持“独身”,减少“家室之 累”。我曾就此事问过芭尔芭拉:照他现在的生活境遇看来,他完全可以结婚。但 我所得到的回答是:“当一个人过惯了独身生活以后,他也就成为了一个根深蒂固 的独身者,即英国人所谓的Confirmed bachelor。”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看, 他作为普利斯特莱家族唯一传宗接代的男子,在生活上这样搞“自由”主义,这个 家族就要断后了。但对此事,这个家族所有的人似乎都不在意——他们尊重他的 “自由”。 汤姆的“寓所”是位置在一幢维多利亚式建筑的地下室,窗子开向外边的人行 道上。它一共只有一间房,长方形,但经他一设计,倒也很像一间两层楼的住室: 一进门的那个狭长地带,他垫得高些,他的生活用具,如冰箱、电炉、餐桌和其它 家具等都摆在这里;下边较低而又宽阔的那一部分成为了他的卧室、工作室和会客 室。他真不愧是个艺术家,空间利用得很调和和恰当,甚至还给人以华贵和有格调 的印象。这应该说是一个典型的无“贤内助”的“单身汉”的住室:既舒适而又不 须每天费太多的工夫去收拾。 参观了他的“寓所”以后,汤姆就带我们到他熟识的一家意大利饭馆去吃饭。 快要走到门口时,我们看到一个妇女的背影,先我们而进入了餐馆。 “那是玛莉,”(MaryPriestley )汤姆说。“瞧,她比我们提前到来了。” 我这才知道,玛莉是专门利用这个机会来看我。她是普利斯特莱家最小的一位妹妹, 但现在已经是50 多岁的中年人了。她原是一个提琴家。当她还是音乐学院的学生 时,她认识了一位学提琴的丹麦学生。她常常把他带回家来,有时晚饭后,他们两 人就拉起琴来。“老爸爸”普利斯特莱弹得一手好钢琴,便也志愿参加,拼一个 “三重奏”,开一个家庭的小音乐会。她毕业后就前往丹麦,和那个丹麦年轻人结 了婚。他们在丹麦一个歌剧院里工作,成为那里乐队的成员。1948 年夏天,我去 哥本哈根度假,他们为那里上演的一个当时流行的美国歌舞剧《奥克拉哈马》伴奏。 他们特请我看了这场戏。 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一别就是34 年! 吃饭的时候,我的位置被安排在她和汤姆之间,这样我就更便于和他们两人 “话旧”了。原来玛莉又回到了英国,定居在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 结构起了很大的变化,就我们个人说来,我们生活的结构也起了变化——这特别表 现在家庭方面。家庭已逐渐失去它作为社会组织的一个基层单位的功用。玛莉也和 她的丈夫离了婚,现在过着独身的生活。作为一个提琴家,她现在也不登台演奏了。 但她并没有放弃音乐;相反,她更深入地钻研,像迈可和赛尔薇娅一样,把音乐导 向实用的途径,用它来治疗和调整某些神经性的疾病。所以她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 夫——一种特殊的大夫,甚至还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人生多变——这种变化也许 给她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色彩。 但是她的性格没有变。她的话不多,像往常一样,但当她一开口的时候,谁也 料不到她会进出怎样辛辣的字眼来,可是她并没有恶意,只是道出你自己察觉不到 的某一个弱点,而不伤人。她对生活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而且她总是毫不犹豫地 把她在观察中所得到的感受真实地说出来。不了解情况的人听到也许要觉得尴尬, 但过一会儿就会感到她的爽直和可爱。可是这次她对我很厚道。她偶尔冒出的几个 辛辣的字眼,都是针对着她的姐姐和弟弟。 她是个严肃的人,从外表到内心都是如此。也许正因为这个原故,她把音乐也 直接用于一项严肃的工作:治病救人。 汤姆早年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人——沉默得有点近乎羞涩。但现在他却话很多, 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在我耳边私语几句我们过去在他家里做客时开过的一些玩笑— —他的记忆力真好!事实上,他那时只不过十五六岁,很腼腆,并没有直接参与这 些玩笑。但他也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他默默地把这些玩笑刻在他的记忆里,一字 不漏,在现在这样的场合又机密地灌进我的耳里,使我把许多忘记了的事和情景又 回忆起来了。这样,在这里喝意大利酒,吃意大利菜,听这些恍如隔世的玩笑,人 生就好像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梦。 这也说明汤姆这个“坚定的单身汉”和一般的所谓“老姑娘”是多么不同。他 的心境开朗,充满了幽默感,对于人生他抱有一种豁达的态度,因而在平常的生活 中也能找到许多情趣:他不愧是一个艺术家。 “你知道,我也是你的同学呀,虽然我在校的成绩不太好,”他低声地在我的 耳边说——原来他后来也进了我曾住过的剑桥大学的“英王学院”。 “我原是在校研读古典文学(即古希腊罗马文学)的,可是每次考试我的成绩 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得不到第一,甚至第二也达不到。学院为了保持它的声誉,劝 我改读英国文学。还不错,我毕业时成绩第二。”他从“第二等毕业生”的称号中 得到了安慰,因为他究竟避免了“○”蛋。他就是这样看待人生的。因此毫不奇怪, 凡是经他所处理过的影片都具有深厚的人性,能在观众心的深处引起共鸣。我看过 他处理的根据哈代的小说《杜贝维尔的苔丝》改编的影片《苔丝姑娘》。这原是一 个悲惨的故事,但影片中没有感伤,使人看了深表同情,而不流眼泪。文章写到这 里,我正好在北京接到他的一封来信。信上说:“我刚教完国立电影学院(National Film School )的课程,正在编辑根据格兰姆·格林(Grahame Green )的短篇小 说《骇人的意外事件》Shocking Incident )改编的一部短片。”他总是不停地工 作,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 这次请客是他做东。接着一天的下午他的姐妹中最年轻的一位拉琪尔( Rachel Priestley ) 来接我, 和她同来的是她的丈夫马克( MarkLittlewood )。这 次是他们俩请我吃饭。地点是一个塞浦路斯人开的饭馆。 这里的一切,包括陈设、桌椅和装饰品,都具有塞浦路斯的风味,菜就更不用 说了。事实上,这里没有什么主菜,只是一些具有东地中海和巴尔干地区特点的小 吃,如串羊肉、大葱、煎小饼和烤海味等。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被端上来,量很少, 和我们广东人上茶馆饮茶吃点心的做法差不多,每样食物只尝一点,因此可以坐很 久,大聊其天,我们也就聊起天来。 马克小时也是普利斯特莱家的一个经常客人,比拉琪尔大两三岁,我常看见他 在这家怀特岛上的屋子里度寒暑假。他们因为年龄相差无几,经常在一起,两小无 猜,一直很亲密。他们后来结成为夫妇,也是很自然的事。马克学医,毕业后成为 了大夫。他在一个国际石油公司的医务部门工作,带着拉琪尔去过国外的许多地方, 包括东方的一些国家。这时恰好他们被调回英国,我们因而也得以在伦敦相见。我 们能够重温的当然是早年的一些旧梦。 这些“旧梦”,如果没有我在他们中间出现,他们也不会记起来吧。旧的日子 像流水一般地逝去,把经历过的生活带走,而新的日子又总是充满了新的问题,而 新的问题又需要即时处理,因此谁也再没有闲情去记忆已经流走了的东西,但在现 在的这个场合,流走了的东西却又意外地回到记忆中来了。 我们不一定在嘴上谈论这些东西,但时间在我们身上所留下的脚印,总是很自 然地使许多过去了的情景又在我们脑子里浮现出来:那时我们的头发没有白,脸上 没有皱纹,自然心情也不一样。但现在——“待一会儿我们的儿子和儿媳妇也要来 了。”拉琪尔说。“他们没有见过你,你也没有见过他们。”当然没有,我连她已 经有了儿子这件事都不知道,因为她本人在我的记忆中也不过是一个女孩子。我从 没有想象过她会是一个母亲,而且现在还有儿媳妇,而且儿媳妇还是一个中国人。 看来很快她就要成为祖母了。她念书时的样子这时不断在我的脑子里闪过,好像是 昨天的事。也许人只有到了老年才会有这种感觉吧。那时记忆力衰退,而青年时代 的事情,却是返老还童,记得非常清楚。正当我作这些冥想的时候,从门那边走进 来了一个精神焕发的女性。在较远的灯光下她看起来很像一个喜欢交际的少妇,因 为她一瞥见我们就和我们热情地招手。马克特别在我旁边留下一个空位,他立即站 起身,把她迎到这个空位上来。她在我肩上拍了一把,我立刻看出,她就是安琪拉 (Angela)。 她原姓文丹—路威斯(Wyndham —Lewis )。这也就是“老妈妈”第一个丈夫 的姓。这个姓代表英国一个有名的画家。“老妈妈”和普利斯特莱结婚时,把她也 带了过来。所以她是在“老爸爸”家里长大的,成了这家里的一个成员,在这一些 子女中也就是最年长的姐姐。但她仍保留着原有的姓。她是学戏剧的,我认识她的 时候,她正是一个婀娜多姿的女演员。没有多久她就和一位当时知名的荷兰作家彦· 德·哈托格(Jan de Hartog )结了婚。后来因为怀有身妊,她就没有再登台了。 孩子生下来以后,由于家务事增多,她也就离开了戏剧界。她的家也在怀特岛上, 离“老妈妈”的房子不远,所以晚上和星期天,她也经常和丈夫带着孩子来聊天或 吃饭。我虽然不搞戏剧,但和她们却有不少的共同语言。有时我到怀特岛上去度周 末,总要和他们在一起聊聊天。 当然我离开英国后,和他们照样也没有什么联系,现在又能见到她,只有感到 说不出的愉快,其他的记忆早已置之脑后了。但光阴还是提醒了我们岁月的无情: 由于她就坐在我的旁边,我已经注意到了她不再是年轻了,眼角边已经露出记录时 间消逝的条纹,原来她已经是年过60 的人了。即使是坐在她斜对面的第四个妹妹, 现在也是5 个孩子的母亲了,而她现在却又重新登上舞台,而且据说还是演少妇的 角色。但她的精神一点也没有老。她当场给了我一张她新近的舞台剧照。她的风度, 她的脸形,几乎和她年轻时是一样,所不同的是,为了突出她的面部,她那原来闪 闪发光的乌发,现在已经染成了金黄。 虽然她的精神面貌仍很年轻,开朗,但她并不是没有遭遇过一些生活的坎坷。 当我们谈到我们不相见的那些逝去的年月时,她低声地对我说她早已和彦·德·哈 托格离了婚。我知道这对她这一代妇女说来意味着什么——尽管这对当代的年轻女 子算不了什么事情:她们干脆就不要家庭,随时和“心爱的人”同居,当然也随时 散伙。我不便再问她的孩子和其他生活细节。看来她现在是把她的全部精力灌注到 舞台艺术中去,在这种她喜爱的工作里重新找回她失去了的青春。 在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中,看来心中最满足和心境最平和的是拉琪尔和马克。 他们的生活一直过得很安稳,儿女满堂,而且他们新结婚的儿子头天刚带着他的爱 人从香港来到伦敦,现在就在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些老一代的人的集会。我当然也为 他们的新婚感到高兴。他们是第二代,而且还跟中国人直接发生了关系:这位妻子 是我们的香港同胞,除了广东话外,还能讲些国语,这就使我们更感到亲切,也给 这次集会增加了意外的情趣。我们这一代的人重逢也无形地像是对他们新婚的庆祝, 整个气氛非常欢快。但“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快近半夜的时候,我们终于要分 手了。汤姆从一个纸袋内取出一张他与“老爸爸”及赛尔薇娅合照的照片,把它连 同他自己画的一张画送给我作为纪念。他不是一个画家,所以这张画也有一点业余 作品的味道,但画面很生动,因为他是以他自己为主题:他穿着一件长睡衣,悠闲 地躺在一张长沙发椅上,像是在睡觉,又像是在冥思——这是一个典型单身汉的形 象。画背面他写了这样一句话: 给君健作纪念,庆祝我们久别后的重逢。 汤姆·普利斯特莱 1982 年3 月于伦敦 他把我们的“重逢”看作是值得“庆祝”的事。这“庆祝”两个字包含着的意 义很多,各人可以作不同的理解。他是电影艺术家,天天在与人生的悲欢离合打交 道。他对这两个字作何理解我无法知道。但这次在这个塞浦路斯小饭馆里别具一格 的小酌,倒也很使人感到欢快。我想这是经过思考而安排的。我很珍视这个晚上, 因为这样的场合一生难得有几回。我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他们作为纪念,只把我那篇 在英国笔会刚出版的刊物《阔页》上发表的、有关英国40 年代文坛的第一篇回忆 录赠送给他们。他们说这篇回忆录他们要复制出来,分给全家人保存。这本是极为 平常的事。但不知怎的,他们的话倒使我感到相当激动。 接着的一天赛尔薇娅和她的丈夫迈可又开着车子来了。他们要接我再度下乡, 目的地是莎士比亚的出生地斯特拉斯特福(Stratford —on—Avon),因为“老爸 爸”J ·B ·普利斯特莱就住在那里附近的一个宅第里。这里离伦敦相当远,坐小 汽车需要3 个多钟头,所以他们又是一清早就来了。这次旅行也是他们姐妹和兄弟 所安排好的。由于和我一同在伦敦参加国际笔会的杜宣同志没有看过莎士比亚的故 乡,所以在他们通知我这次旅程的时候,我特别提出请他同往。除此以外,他也希 望拜访一下普利斯特莱这位老作家和戏剧家。我得到的回答是,“老爸爸”及其夫 人珈克达·霍克斯都欢迎他去,所以这次他也同行。 斯特拉斯特福是在英国的中部,位置在沃温克(Warwick )郡的境内。这是一 个富饶的地区,伯明翰(Birmingham)和柯文垂(Coventry)这样的重镇都位置在 这个区。这里既有轻工业,也有重工业,出产钢铁,也出产煤,制造日常的生活用 品,也制造飞机和汽车。但从伦敦到斯特拉斯特福这条地带却是以农业为主,有山 有水,风景宜人。这天的天气特别好,所以这次旅行也等于是同时欣赏一番英国中 部的风景。我们中途经过牛津郡。这里有一座18 世纪初建筑的布伦恒宫(Blenheim Palace)。它金碧辉煌,在周围大自然的山水衬托下,看上去似乎比伦敦的白金汉 宫都要美丽。我们在这里停留了一会儿,在它的周围和庭院里作了一番巡礼。 我们到达斯特拉斯特福时,已经是中午过后了。由于晚上我们在伦敦还有约会, 而赛尔薇娅当晚又不回伦敦,为了不敢失约,我们一到这个城市就买了回伦敦的长 途汽车票。然后我们就转到市外,开到普利斯特莱的住宅。 这是一个独立的房子,周围没有邻居。虽然四周的树木不少,但它的视野仍很 开阔,在大门前可以一眼望见很远的景色。这是一个理想的写作环境。据说普利斯 特莱和珈克达·霍克斯结婚后就搬到这里,已经有20 多年了。他在这里也写了很 多书。仅在70 年代的这10 年间,他就出版了10 部新书,平均一年一部,是个 一直勤于写作的老作家。 我们走进屋子时,第一个来迎接我们的是他们的管家帕朵克(Padurck )女士。 她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因为当普利斯特莱一家还住在怀特岛上时,她就在那里照 顾他的家事,包括安排每天的伙食,那时我们吃完饭后总要到厨房帮助她洗涮餐具, 有时也和她聊聊天,所以我们的感情还有一定的共同劳动基础。她一生没有结过婚, 把她的生命献给了这一家。也可以说普利斯特莱得以安心写作,她也做出了一定的 贡献。30 多年前我的突然离去以及以后长时期的沉默,对她说来也可能不会引起 什么不寻常的感觉。至于我呢,我想人事倥偬,普利斯特莱一家既然有了那么多的 变化,她的生活也不可能没有什么变化吧:她可能早已离开了这个家,或者结了婚, 建设起了自己的家来。说实在的,我把她忘了。这次重逢,对我们两人说来,都是 意外。正因为是“意外”,我们的感受也特别深。我们也像久别了的朋友,拥抱了 一番。 普利斯特莱和珈克达·霍克斯接着也出来迎接我们,前者精神矍铄,除了腰围 略有扩大以外,外形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后者我过去从未见过,虽然早在报刊上 读过她的作品,却无法想象她是怎样一个人。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虽然年已过 60,她的笑容仍隐隐地闪着青春的光彩。她使人感到亲近。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酒, 就请我们一同到客厅来,共饮一杯。我们任何感伤的情绪也没有。在此景此情之下, 时间的间隔已不存在。我们就好像前天还曾见过面一样。 芭尔芭拉曾告诉过我,说普利斯特莱记忆力很好,过去的事情,他讲起来如数 家珍,非常清楚;但当前的事他转眼就忘记了。“有时他到外地去旅行,住在旅馆 里,总是把房间的号数忘了,而找不到休息的地方。”但我这次却发现,他和过去 却没有什么异样。他的头脑反应仍然很快,具有他过去精神旺盛时期思路敏捷的特 点。我向杜宣介绍说他是个有名的“剧作家”(Playwright),他立刻就纠正说, 他是个“戏院艺术家”(Dramatist ),意思是说他的身份比作为一个单纯写戏的 人要高得多。这是他的幽默感,其锐敏的程度丝毫也不减当年。迈可看到我们谈开, 觉得如果按照已买好的回伦敦的汽车票上的时间离去,恐怕不太实际,也有损于这 次难得的会见。他立即主动去查明回伦敦的火车时间,安排一个上火车的适当班次, 然后为我们退掉汽车票,以便我们可以在这里多留一阵,并去看一看莎士比亚的故 居和纪念他的剧院。他的周到的考虑,也说明他也珍视和理解我们这次的重逢及其 意义。 我们吃了一餐丰盛的午餐。这也要归功于帕朵克的周到的考虑,主菜是烤牛肉。 普利斯特莱是约克郡人。这个郡是英格兰的一个最大的地方行政单位,人口占英格 兰和威尔士联合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土地面积在各郡中也算最大。这里是英国钢铁 工业的中心,有大型的重工业;农业也非常发达,盛产羊毛和奶制品,所以这里的 人非常实际,但泼辣,有魄力,有想象,甚至在性格上也颇粗犷。他们吃的饮食也 很结实。烤牛肉是他们心爱的菜,而这种烤牛肉还只能半熟,切开时还必须带血。 前几天芭尔芭拉请我在“外堡中心”吃午餐时,她叫的就是这种烤牛肉,切开时不 仅有鲜血,而鲜血还在直流。这种烤牛肉就是约克郡的家乡菜。当然这次帕朵克没 有让它带有更多的血,但保持了“家乡风味”。像往常一样,作为家长,普利斯特 莱总是亲自切肉,分给大家,这次他仍然是如此。他的手丝毫也不颤抖。他的身体 仍然很扎实——这也是约克郡人的特点。 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普利斯特莱似乎更欣赏这个“家乡菜”。他的胃口好,饭 量和我们几乎没有两样。看到他是如此健康,我也感到莫大的愉快。 在我这次没有到英国以前,我在剑桥的老学长爱地·布勒费尔( EddiePlayfair) 曾在信中告诉过我一点关于普利斯特莱的消息,因为他知道我和他家有很深的交谊。 他说:“普利斯特莱使人惊奇地还在活着。”现在使我感到更“惊奇”的是,他还 活得非常健康。事实上,他仍然精力充沛。就在这次笔会举行会议的期间,大会散 发的一份关于英国的作家、诗人和演员们为了救济一些流亡作家筹款而举行的文艺 义演的节目单上,他作为英国文艺界现存的唯一元老,还特别写了一篇前言,号召 文艺家支援正在困难中的同行。他不仅没有停笔,而且还在参加世界作家的活动, 他的生命力仍然旺盛。 饭后在我们喝咖啡时,我问了他今年的岁数。 “88 岁了。”他说。 看来他可以创作到100 岁。他在精力方面也表现出约克郡人的特点。 办事细心的迈可和赛尔薇娅没有忘记,我们到莎士比亚的故乡来一次并不容易, 特别是杜宣——他也是一个写戏的人,他得看看莎士比亚的故居和他埋葬的地点。 所以他们又驱车把我们送到斯特拉斯特福镇。这时正是下午三点来钟,明媚的春光 达到了高潮。世界各地来的游客使这个古老的小城市显得分外年轻。我们也随着人 潮参观一代文化巨人莎士比亚所留下的一些遗迹。要不是时间紧,我们就是在这里 再徜徉一整个下午也不为多,但我们得赶火车回返伦敦。这里去火车站还有相当一 段路程,而开车的时间已经快到了。 我们又匆匆回到普利斯特莱家里来。珈克达·霍克斯已经准备好了她自己的车 子,并且把车子开到门口,准备送我们前往车站。我们只好和这位“老爸爸”普利 斯特莱告别。他还没有休息,专门等我们回来。他送我们出来,站在大门口,手举 得高高的,像个巨人。我拥抱了他好几次,总还觉得不够,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是否 还有机会再见面。他望着我们,直到我们的汽车在大路上消逝为止。 珈克达·霍克斯亲自为我们开车。她知道火车即将到站,剩下的时间不多。她 有些焦急,因此她开足马力,拼命赶路,怕我们误了晚间在伦敦的约会。她的热情, 她的关心,使我也觉得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在快要到达车站的时候,我从她 的谈话中得知她是剑桥大学专为女子而设的葛登学院(Girton College)的毕业生, 从广义上讲我们也算是“校友”。但使我对她感到更亲切的则是因为她是普利斯特 莱家的、对我说来是最新的一个成员。 我这次来到英国,这一家所有的人都出动了,在我留伦敦的极为有限的几天里, 一一安排与我相见,共庆“重逢”。这种感情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任何其他“世俗” 的考虑。在这个不是太理想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偶尔能建立起这样一种友谊,超 越了时间和地域的距离,这也说明人生还是有它可爱的一面,在我们平凡困扰的生 活中也还蕴藏着一些美好的东西。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