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战争中的中国勇士 1994 年,我先后接到两封从美国寄来的信,寄信人我不认识,她也不知道我 的地址,信是由中国作家协会的传达室转给我的。信下面的署名是Hwei,无疑是位 华人——后来我才得知她叫倪慧如。她说她是从爱泼斯坦打听到我的名字的。她要 求我给她提供有关另一位华人张纪(译音)的情况。 张纪这个名字我并不生疏,是1939 年和1940 年我在香港时不时见面的一个 朋友——那时我与爱泼斯坦和一位借香港大学校址上课的岭南大学教授唐·艾伦 (美地下共产党员)住在一起,张纪常来聊天。 倪慧如女士之所以要询问我关于张纪的情况,是因为张纪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 战,为“国际纵队”的一名战士。西班牙内战是1936 年爆发的。西班牙原是一个 封建君主制独裁国家,1931 年西班牙的进步势力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共和国。 新政府力图实现土地改革和政治民主。但教会、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保皇派阴谋反 扑,导致1936 年7 月佛朗哥发动政变,4 天之内,他的叛军占领了西班牙三分之 一的领土。他的进展能如此迅速,是因为他的背后有大独裁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撑 腰。表面上这是西班牙内战,事实上这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国际战争,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序幕,与日本法西斯军队于“9 ·18”在中国的侵略遥相呼应。 世界一些关心人类命运和前途的人们,预感到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即将到来。他 们纷纷自发组成志愿军,赴西班牙与政府共和军并肩作战,不久又正式组成了“国 际纵队”。这个“纵队”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有工人、农民、海员、医生、护 士、教师、学生、作家……他们不属于某个特定的政治组织,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 信念:反对独裁,反对法西斯专政。他们的参战,主要是为了“保卫人类文明。” 我那时刚从武汉大学毕业不久,在国内找不到职业,东京一个朋友介绍我在一个外 语学校教英文。当时在国内与我经常通信的一个最亲近的朋友,就是我在武汉大学 外文系念书时的英国老师朱理安·贝尔。 这位老师教我当代英国散文和诗——当时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品种的 “朦胧诗”。他本人是当时英国现代派诗人中的一位佼佼者,年龄还不到30 岁, 已经出了好几本诗集。他的姨母佛吉尼亚·伍尔夫是意识流小说大师,母亲瓦涅莎· 贝尔是著名的画家,父亲是美学理论家克莱伍·贝尔,最近我们翻译出版了他的美 学著作。当时英国“中英庚款委员会”为了表明他们把庚子赔款用于文教事业,每 年招考几名中国研究生赴英国牛津和剑桥这类著名大学进修,另外给中国某一著名 大学送一位英国教授。朱理安·贝尔就是在英国应征获得这个位置而来武汉大学的。 他来的目的,不是想领略中国文化,而是想体会一下中国当时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 内战。所以第二年暑假,也是1936 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要求我陪伴他到大 西南作一次暑假旅行,兼当他的翻译。 我和他进入四川,沿着红军走过的一部分路程旅行。在这段艰苦的旅程中,我 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去了东京,我们几乎每周要通一次信。 那时西班牙内战正酣,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分别派了10 万和5 万大军,加上佛 朗哥的17 万摩尔人军队和葡萄牙军,配上1200 架飞机、4000 辆坦克和2000门 大炮,使西班牙成了欧洲法西斯实验新式武器的战场。朱理安·贝尔和我每周通信 的主题,基本上都与西班牙内战有关。他关心那里的战况,也在考虑自己作为一个 知识分子,在这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斗争中应采取的态度和立场。1947 年初,他 在一系列与我的信中坚决地表示,他要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投入战斗。在 同年3 月间,他毅然辞去教授的职务,起程回返欧洲。 这期间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由于我在日本与文化界的一些自由派人士有交往, 还参加了东京一些世界语者的活动,秘密警察早已在暗中对我进行监视。5 月末的 一天清晨,两个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鹰犬,闯进了我的住室,大肆搜查,收集了 三大包信件和书稿,把我押解到地区牢房。 我在牢房里一蹲就是3 个多月。到8 月上旬我被驱逐出境。我返回到上海,日 本法西斯攻打上海的“八·一三”战争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刻,我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写封信给朱理安·贝尔的母亲,询问朱理安·贝尔去西班牙战场后的情况。不 久回信来了:我的这位老师和亲密朋友,已经在西班牙德鲁尔前线阵亡,尸骨就埋 在那里。这简直像晴天霹雳,使我整个精神和身体都崩溃了。这年年底“国际纵队” 解散,队员离开西班牙。1939 年1 月,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占了上风,2 月,英、 法承认了他的政权,3 月马德里被占。这场国际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我感到难以言喻的悲恸。我力图忘记它,以便全心投入我们自己的抗战。即使在现 在我还尽量避免想起这段悲愤的历史。所以倪慧如女士从美国寄来的两封信我都没 有回答。我想已经被世人遗忘了的这段惨痛历史,现在没有提起的必要。 但没有料到4 个星期以前,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它就是来自倪慧如女士,她 说她现在就在北京,要来访我。我当时的反应就是推脱。我也以坚定的口气告诉她, 事隔数十年,那已经成了历史陈迹,不值得谈了,而且我现在养病,一般也不便于 接见来客。但她也用肯定的语气说她只来半个钟头,决不多打扰。 很快她就来了,还带来一位男士,他叫邹宁远,大概是她的先生。这位男士一 到我的客厅就架起录像机,于是倪慧如女士就开始问起我有关张纪的情况。 张纪是长沙人,复旦高中毕业,1918 年去美国,先后在加州大学和明尼苏达 大学读书,学的是矿业工程,并获得了这方面的学位。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和16 名美国志愿人员于1937 年3 月27 日乘“巴黎号”海船到法国,然后偷越比利牛 斯山,参加“国际纵队”。他被分配到美国志愿军的运输队服役,后来又参加军事 建筑的设计工作。1938 年4 月他负了伤,住进战地医院。就在这年下半年,西班 牙共和国军节节败退,国际志愿军死伤惨重。9 月共和国总理单方面决定撤除“国 际纵队”。张纪只好离开西班牙,10 月间辗转来到巴黎。他是从巴黎来到香港的, 大概是想到中国前方参加抗日战争。 但他到香港后就不能往前走了,因为广州早已失守,切断了去中国前方的通道。 西班牙的战争成了一种悲剧性的记忆,所以我们不怎么谈它。他也是如此,我们谈 到西班牙的时候,他只谈西班牙老百姓的生活和他与他们接触的一些掌故。他曾用 英文写过这方面的散文,在当时香港出版的英文杂志《天下》上发表。 我向倪慧如女士谈了这些情况后,邹宁远的录像工作也要结束了,但我对他们 好奇起来。他们是谁?他们看上去只不过三四十岁,讲的是台湾普通话。西班牙反 法西斯战争与他们有什么关系?我自然想与他们聊几句,虽然我们的交谈已经远远 超过半小时而接近3 个钟头了。果然不错,他们是台胞,长期住在美国。慧如女士 是位博士,和宁远先生同在纽约州的“氨基氰公司”工作,前者是该公司“肿瘤和 免疫研究部”的研究员。原来他们业余在做参加“国际纵队”的中国人的研究工作。 他们告辞时,给我留下他们的三篇文章,发表在1989 年一个叫做《人间》的台湾 刊物上,标题分别是:《震撼世界良心的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班牙内战 (1936—1939)》、《保卫人类尊严与自由的兵团》和《朵罗丽·伊芭如意(原西 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我们把她的名字译为伊巴露丽)的欢送演说》(即国际纵队被 解散、队员离开西班牙——1938 年9 月她在巴塞罗那市欢送国际纵队时发表的演 说)。从这几个标题看来,也可以察觉出作者对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态度和他们 研究“国际纵队”的中国队员的出发点。怎样来解释他们的这种努力呢?我想大概 是因为参加国际纵队这些人的理想感召了他们。他们是年轻的一代,与那场战争没 有任何牵连,但他们重视这场战争及其所给予人类的启示。 参加“国际纵队”的中国人有100 多名,他们大都是从欧洲和美国前去的。他 们的名字没有纪录,基本上都已被世人忘掉——连我们中国人也不知道!我们丝毫 也不知道他们在国际反法西斯前线曾作出过的巨大牺牲。“国际纵队”在美国尚存 的队员出了一个刊物《志愿军》,该刊1989 年第1 期和1990 年第2 期上,有两 页关于中国参加“国际纵队”志愿者的简介。除了张纪外,易东宏(译音)。当时 给他的美国同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从他名字的发音看,他来自广东。在去西班 牙以前,他在纽约华侨社团中是个活跃分子。1937 年6 月12 日他乘“乔吉克” 号海船去了西班牙。在阿尔巴赛特训练一个月后,就参加“林肯营”,投入战斗— —根据当时的战况记载,他于1937 年8 月参加第16 营15 支队的“美国连”, 参加反攻阿拉贡的战斗。 几天以后他又到昆脱作战,在巴尔启特负伤。他的右脚动了手术,在本尼卡生 后方医院住了3 个多月。他在1937 年12 月1 日写给纽约的一封信中说,他大概 一星期后就可以再赴前线。1938 年4 月间,他在冈德萨的战斗中牺牲,年仅27 岁。 另外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国志愿军是张阿金(译音)。当时“国标纵队”中 绝大部分中国队员都是来自欧美的华侨,只有张阿金是直接从中国内地去的,那时 他不过二十来岁。因为搞工人运动,被国民党当局追捕。当他快要被抓住的时候, 他溜进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艘法国货船。船上有一位来自越南的厨子收留他当助手, 还教他法文和当时的一些政治知识。他们分析了正在进行的西班牙战争,这位厨子 鼓励他去西班牙参战,但他自己却不能前往,因为他有别的事要去莫斯科。他们在 货船到达了法国后就分手了。张阿金偷越法国边境。到达西班牙北部。他在阿斯杜 里亚斯省参加了矿工的反法西斯部队。1937 年10 月法西斯军队占领了西班牙北 部,张阿金在密阿勒斯被俘,不久被转移到桑坦德尔,和一个名叫路易士·奥尼兹 的美国战俘关在一起。张阿金和他谈起来西班牙参战的经过,奥尼兹分析说,法国 货船上的那位厨子一定是胡志明。 还有一位与张阿金同样从东方大陆去的中国人,是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战士。 他是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朝鲜逃出来的。德国诗人爱里西·外纳尔兹的著名诗 篇《儿子们》中有三个人物,其中有一名就是他——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 痕迹。 在“国际纵队”的中国人中,有一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如严家季(译音), 他是一个骑兵营的指挥官;张叔生(译音),他毕业于装甲兵学院,是50 师195 分队的运输指挥官;刘京田(译音),他是一个救护队的队长,刘华丰(译音), 他是从巴黎去的,在贝尼加新后方医院工作。“国际纵队”的这些队员,在西班牙 反法西斯战争失败后,大部分回到自己所在的国家,但有极少数的人前来中国,因 为中国正在进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他们要到中国来继续作战。前面所提到的 张纪,后来通过越南回到内地,投奔了八路军。 来到中国的还有几位从西班牙退下来的外国志愿军,目的也是参加中国抗日战 争。但中国情况之复杂也不减于西班牙。进入中国后,他们就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 有的通过红十字会去了国民党的军队,有的则来到重庆,想找渠道去参加八路军。 但他们一到这个战时首都,要想前进,道路就不是那么通顺了。我以某种机缘在重 庆又遇见他们。那时我在乡下一个大学教书,偶尔进城就悄悄去看他们。他们与国 民党没有任何来往。他们住在一个姓谢的医生家里,是一座旧式的四川楼房。我记 得他们一共有三个人。与我交往较密切的是一个名叫傅拉多的波兰人,因为他是个 医生,有时为我看病。他们的名字无疑都不真实。 那位姓谢的朋友也是从西班牙前线下来的。他与这几位外国志愿军是亲密的战 友。他的妻子是一个外国人,讲德语,职业是医生,整个屋子的人都是以德语交谈。 我猜想谢大概是在德国留学或工作,而从那里去西班牙参战的。但在《志愿军》1990 年第2 期上,我看到一张3 个队员站在一起的照片。 左边穿着军服的是谢,中间穿着白大褂的是刘华丰,右边穿着运输大队队长工 作服的是张纪。根据这个刊物的描述,那位穿军服的名叫林庆舒(译音),出生在 华北,参加国际纵队前在瑞士念书。显然“谢”就是他回到中国后用的假名。我以 为他在德国留学,猜错了。《志愿军》杂志说他来自中国华北,也错了,因为他讲 的是一口地道四川话,他的身材比较瘦小,也像四川人的样子。总之,他们可能由 于政治的原因,不得不换姓名和籍贯。 谢是西班牙前线炮兵团的副官和反坦克炮兵连的政委。在1937 年8 月24 日 反攻亚拉贡的战役中,他负了伤,先在贝利卡生后方医院治疗了几天,接着被转到 摩尔西亚的一个医院。他在医院中遇见了7 名中国籍的纵队队员,他们都是纵队各 个部门负一定责任的军官。谢帮助在医院养病的德国队员起草了一份电报,于1937 年12 月2 日发给中国战场上与日本法西斯军队浴血抗战的士兵,表示他们的声援。 他被遣送到法国后,又与那7 名中国纵队队员联名写了一封信给纽约的《救援时报 》,报道他们被拘留在法国集中营的情况,以示抗议。我与他及其当医生的夫人, 和住在他那幢房子里的其他几个欧洲籍的纵队队员不时见面,话题主要是关于国民 党官员们贪污腐化、发国难财的情况。1940 年我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赴英国 做战时宣传工作。那时以英国为基地的英美军队正在准备在法国登陆,开辟第二战 场,国内在积极进行全民总动员,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了。我想他们迟早会进入 中国解放区,参加中国的抗战。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的确很巧。我往英国一去就是6 年。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夕,我从英国启程回国。1950 年初我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外事活动,不 意中见到了谢的夫人——那位讲德语的医生。她就住在北京饭店。 从与她的话旧中,我才得知她原籍苏联。更巧的是,在同年的一个外事活动中, 我又碰见了“傅拉多”。他已经是波兰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参赞! 但他在我的记忆中,仍然是那位在我战时穷困的重庆生活中无偿为我看病的“傅拉 多”。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