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1945,一个文化人在英国——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 1943 年冬天,苏联红军在朱可夫、科涅夫、彼得罗夫和马林诺夫斯基几位大 将军的指挥下,向德国入侵军队展开了反攻,从不同的方向朝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 勒集中,解除了对这两个城市的围困。德国军队顶不住,开始败退。几乎在此同时 英美联军攻占了意大利半岛东端的西西里岛。墨索里尼的政权摇摇欲坠,不久便崩 溃了。法西斯阵营断了一只胳膊、东方的日本也被中国的抗日武装拖得精疲力竭。 整个法西斯“轴心”逐渐走向分崩离析的境地。那时我在重庆中央大学(即现在的 南京大学)外文系教书。系里来了一位英国牛津大学的希腊文学教授陶德斯,作短 暂讲学。我那时虽然是教授,但还不到30 岁,可以做些招待他的工作,我们渐渐 熟了。我发现我们对西方现代文学的观点很接近。在他离去前往其他大学讲学之前, 他给了我一封信,介绍我去英国驻华使馆接洽,赴英国做一项战时工作——宣传中 国人民如何拖住武器精良的日本法西斯“皇军”。 原来英国作为西欧盟军的基地,正准备在欧洲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中国虽然 也是盟国,但属于“官方”,要与中国老百姓关系较密切的知识分子接触,开展交 流,得派学者来。因此英国文化委员会就派来了牛津大学人文科学方面的教授陶德 斯、剑桥大学的自然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的一些大学“讲学”。实际上他们是想 来了解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情况,同时如果可能,恢复被战争中断的中英文化交 往。陶德斯教授的推荐,我自然接受,因为我想在一场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做 点工作。我费了许多周折,终于弄到了一张国民党政府发的护照,于1944 年夏天 成行,奔赴被德国潜艇层层封锁的战时英国。 我从重庆起飞,坐的是美国军用飞机,目的地是印度加尔各答,坐位是英国使 馆安排的。那时正规的交通工具和交通路线全由战争形势所决定,随时变动。我一 坐进飞机就已经察觉到战争的气味。机舱里装的主要是与战争有关的物件,只剩下 一点空隙可以坐人。开飞机的是美国空军的飞行员,他们也以战争的姿态来操纵这 架交通工具。飞机离开重庆没有多久,就在崇山峻岭上颠簸,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高的时候使人的脑袋发晕,低的时候肠胃要呕吐。飞过喜马拉雅山脉的那段时间, 舱里另外一位客人就真的吐起来了。我虽然没有吐,但我的五脏六腑却在翻腾,直 到飞机在印度大吉岭上暂停时才恢复常态。大吉岭酷热,一下飞机就暑气袭人。机 场上的地勤人员都身材矮小,是当地典型山民的样子。他们打着赤脚,在火烫的地 上与其说是行走,还不如说是跳跃,因为脚一落地就得马上抬起来,不然脚板上会 烤出泡来。我幸好穿着皮鞋,还能在飞机旁站一会儿。这里没有海关之类的设施, 因为平时根本没有旅客和货物在这里经过,但远处却隐隐显出军队的哨所,而且还 似乎有人在巡逻。这可以理解,因为它接近缅甸——它已经被日军占领。在这样一 个孤零零的山区,也摆脱不了战争的气氛。 黄昏的时候,飞机到达加尔各答。这是当时印度一个重要的空运港口,是与外 界联系的一个枢纽。但出乎我意料之外,机场却冷冷清清,既无海关,也无检查站 ——大概也是因为没有旅客和货运进出的原故——这是战争气氛的另一种表现。印 度当时还是由英国人统治。机场只有一个英国工作人员,他站在飞机出口的扶梯旁 边。我一下飞机他就把我的护照要去翻了一下,马上还给我。这就算办了入境手续, 连戳子都没有盖就放行了。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虽然可以自由行动,但举目无亲, 怎么办?这位英国人看来很有同情心,他看我有点茫然,就说:“出了机场,向右 拐,走过一条街有个中国人开的旅馆,你的同胞会接待你。”他的话没有错。我就 在那个旅馆住下来了。这个旅馆没有单人房,全是“统舱”。这也就是说,一个大 房间睡七、八个人。我睡的那个“统舱”,除了我以外,全是美国兵。他们的兵营 在市外,休假时就来加尔各答游逛几天。他们在入伍前都是普通人,很和蔼,我们 很快就成了朋友。当晚我们聊了大半夜。第二天我持重庆英国使馆新闻处主任的介 绍信,去见英国战时宣传部印度分部驻加尔各答的办事处主任。这是个矮个子英国 人,很机灵。他已经接到重庆英国使馆有关我到达加尔各答的时间的通知,他看了 我的介绍信之后,说了几句客套话,就告知我去英国的旅程在战争时期很困难,很 复杂,得由新德里的总部安排,接着他给了我一张去新德里的火车票,还支付了一 点生活费。 我第二天就去新德里,这样,我就正式成了英国战时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开始 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的具体工作。 在去新德里的火车上,我睡了一天一夜,因为两天前在喜马拉雅山脉上飞行, 驾驶员按照美国空军的方式操作,已经把我折腾得筋骨松散,在车厢里一躺下来就 再也醒不了了。印度的天气酷热,窗户都开着,车顶上还转着电风扇,当时风吹得 很舒服,但第二天到达新德里时我就感到腿没有劲了。 英国驻印度的战时宣传部分部派一个人来车站迎接我,领我到它的招待所住下, 临别时他对我说了这样一句安抚的话:“去英国没有正规的渠道,您耐心地等着吧, 好好休息一阵,有办法我就立刻通知您启程!”在重庆长期营养不良的生活,加之 飞行的劳顿,再额外在火车上吹了一夜风,我一躺到床上就起不来,但是睡得很死, ——事实上是昏沉。第二天上午,服务员来收拾房间,发现我滚到地上,没有知觉, 便大叫了一声。我惊醒了。我感到全身忽冷忽热,我知道我病了,便请服务员赶紧 去找个医生来。不一会儿,一位英国医生来检查我的身体:我患了烈性疟疾,身体 很亏,得休养一阵。我真的可以“耐心地”等待交通工具了。 这一等就是个把月,最后我终于接到通知:“可以起飞赴英国了”。 飞行的第一站是卡拉奇。这里的天气比新德里还要热。我在卡拉奇港口被换上 一架水上飞机——那时叫飞船。一登进机舱,我发现里面的空气不仅更热,而且还 特别闷。原来,这是英国空军的一架军用飞机,里面堆满大小包裹和木箱,装的东 西可能属于军事秘密,我无从知道,同行的还有一位英国绅士——大概是一个什么 官员。我们两人就面对面地蹲在一块空地上,开始了去英国的航行。这段航程,与 在喜马拉雅山脉上的颠簸相比较,当然要轻松得多。从卡拉奇起,我们一直在海上 飞行,在白热的阳光和深蓝色海水之间缓缓前进——这里说“缓缓”,是因为空间 太广阔,飞行的速度显得迟缓,给人一种安静之感。 但这种感觉只飞到开罗为止,埃及当时还没有独立,为英国所控制。希特勒的 军队,在隆美尔统帅下,曾进入北非,一直打到埃及的阿拉曼。英军集中兵力,向 德军反击,才保住埃及免于被占。但整个非洲却不安静了。我们去英国的飞机,从 开罗开始,就得飞越不安静的北非。非洲的上空不时有德国的侦察机巡逻,我们乘 坐的那架孤零零的飞船,如果与德机遭遇,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在那广漠的非洲 沙漠上,我们坠落到什么地方,恐怕都没有人知道。一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一种奇妙 的感觉:尸骨躺在这样一望无涯的“沙场”上,算不算是“英雄”? 当然这是在那寂寞的航程中脑子所起的怪念头。广漠的沙漠清净无云,但并非 单调。炽热的阳光从炽热的苍穹照下来,在那默默无言、极目难尽的黄沙上引出种 种颜色的反光,创造出一个特殊的世界。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静止的,但又多彩多 姿。这像是个童话世界,只有我们几个人在它上面孤飞。 谁能想象得到,德国的法西斯,日本的军国主义,已经形成一个“轴心”,在 西方和东方“并肩携手”来摧毁这个世界,屠杀无辜的百性,毁灭人类的文明。 当我作这些遐想时,前舱的飞行员一方面在驾驶飞机向安全的方向前进,一方 面在机警地注视周围的天空:有无德国的侦察机或战斗机在窥视。 德国的“远征”部队虽然从这片沙漠上彻底退走了,但他们不会让西方的英国 与东方的领地保持正常的联系,空中的遭遇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我不敢想这个问 题,我只好让我的思绪在白日梦般的航行中胡思乱想,把命运完全交托给飞行员。 看来这些飞行员与德军在这片荒漠的空中捉迷藏,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他 们在不断地探索安全的航道——当然也在不断地调整路线。我们没有一次遇到意外 ——如果真的遇到了,我现在也不能写这篇回忆了!我们像长途跋涉的孤雁一样, 在黄昏到来前一般总落在一块不知名的海滩外的水上,在附近的海滩上宿夜。滩上 总有一个帐篷,作为我们栖身之处,招待我们的一般是一个黑人,他给我们提供简 单的饭食。无疑这是英国空军设的交通站。 站后面的广大地区就是荒凉的海滩,没有飞机到时,这里那位孤零的黑人如何 打发他孤寂的时间,我无法想象。 我们乘坐的这架孤机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向英国方向飞行。由于它是飞船,速度 慢,又由于要避免遇到德国侦察机,它得拐弯抹角地前进,费的时间特多。伦敦与 北京的直航,现在只需九个钟点,但我们那次从卡拉奇飞往伦敦,却费了八天时间。 只有三次我们在城市落脚。这三个城市,除了开罗外,就是巴林和直布罗陀,巴林 是波斯湾里的一个岛屿,离阿拉伯的阿尔哈萨海岸不远。这里在当时是个世外桃源, 由英国统治,以石油和采珠业著称,市面很繁荣。我在这里洗了一个澡,饱食了一 顿晚餐。另一个歇脚的城市是直布罗陀。它是英国的殖民地,在地中海南端、西班 牙的一个尖子上,只有两平方英里宽,很像香港。不知什么缘故,西班牙的佛朗哥 不敢碰它,德国当然也不便派兵来占领。这里的市面很热闹。我照样在这里痛快地 洗了一个澡,也痛快地吃了一顿晚饭,还痛快地睡了一夜。 我们离英国本土已经不远了,只有一天的飞行路程。但要到达英国,我们要转 向北飞,越过法国,这已经是德国占领的地区了,也是最艰险的一段航程。 飞行员显然是足智多谋,也熟悉这个危险地带的环境,精于随机应变。 我们从早上起飞,仍是以过去几天不慌不忙的速度,沿着大西洋东面、比斯坝 湾上空飞行。很幸运,没有遭到任何意外。傍晚我们到达英国南端、面临大西洋的 一个小城普尔。我们登岸的时候,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最后落下来。 我终于到达目的地——英国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摧毁德国法西斯的唯一西 线据点。登陆处谈不上有什么海关或移民局,因为英国被德国潜艇层层封锁,根本 没有什么旅客过境。我是唯一的外国客人。只有一位约莫三十多岁的、穿着海军服 的中年妇女看了一下我的护照,就向我发出一脸微笑。她用友好的语调说:“欢迎 你来英国。我们很抱歉,我们的政府曾经一度封锁中缅公路,给你们造成困难。” 这虽然是客套话,但直接联系到战争——席卷东方和西方的世界大战。 但这也说明英国人有很锐敏的战争感。她大概也猜测到,我作为一个年轻人, 到英国来也是为了参加战争,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年轻人都在做与战争有关的工 作,不会有其它的任务作这种艰险的长途航行。 我当夜就在普尔镇一个小旅馆宿夜,第二天将坐火车转赴伦敦,向英国战时宣 传部正式报到。天色慢慢地暗下来了,这个小镇是一片漆黑,只有在黑暗中闪亮着 的手电筒的微光。这说明镇上的夜生活仍很活跃。我进入旅馆的房间,见到一片光 明,但为什么外面是那么黑暗?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原来窗上紧紧地罩着漆黑的 幕帘,不让一丝光线透到外面。我这时才意识到,我已经正式进入了战争状态。英 国居民是在战争中生活,随时准备德军的空袭,而英国空军则在英国的领空上与德 国入侵的飞机作战。这种空战早在1940 年8 月到10 月间就已经打得非常剧烈。 德国的飞机数以千计地飞到英国上空展开“闪电战”,英国空军迎击,真可谓“大 闹天空”。包括伦敦在内的几个大城市被炸得遍体鳞伤。于今我也不由自主进入了 这个随时可以出现战斗——现在主要是在夜间进行——的空战场,是偶然,也是必 然。 我在伦敦住了五天,了解英国战时宣传部的情况及我所应完成的任务。 这个宣传部是战争的产物,为全国整个战争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爆发后才成立的,对内是动员民众,群策群力,作出最大的战争努力,争 取胜利;对外是宣传英国所采取的反击法西斯的措施,报道战争的进程和英国人对 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必胜信念。 至于我的具体工作,那就是到英国各地向英国民众巡回演讲日本法西斯军队在 中国犯下的暴行,中国人民所展开的坚决抵抗,重点是:中国装备落后的人民武装, 如何与日军周旋,拖住他们,在有利的时机消灭他们的力量,在他们的战线后方建 立根据地,扩大游击战,作持久的抗击,直到最后胜利。 这种安排的主要意图是向英国听众解释,辽远的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 也是盟国反击法西斯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拖住了日本,也就等于是抵消了法西斯 “轴心”在东方的一翼,使英、美、苏的军力得以先集中力量,全面歼灭欧洲的纳 粹武装。 从第六天起,我就做这项工作,先在伦敦开始,向一些战时机构——如消防队 ——做些报告,由负责宣传的有关工作人员试听报告所产生的效果,“验收”合格 后,我就到外地巡回演讲,我的具体日程及演讲路线和地点由宣传部的“宣讲处” 具体安排,工作量是每天演讲两次或三次,每趟巡回为两周,从伦敦出发,然后再 回到伦敦休息两天。每次出发前,直接安排我的行程的是一位处长级中年女性。她 给我一个小本子,所需乘的火车或公共汽车的发车时间,所去的演讲地点,都有详 尽的说明。火车及公共汽车不通的地方,有“小轿车”在指定地点接我,直接把我 送到会场。 “会场”,也就是演讲的地点和听众,面非常广,几乎涉及英国群众生活的各 个领域。这里面有群众团体、工厂、兵营、工商界的集会场地,有中学、甚至少年 劳教所,只是没有机关和政府部门。每次演讲的时限由25 分钟到40 分钟不等, 外加一刻来钟的听众提问。到工厂去作报告,一般是在工人吃午饭的时间,他们在 大餐厅吃饭,我在台上讲话。“时间就是金钱”,特别是在战时的生产单位,得有 效地利用每一分钟。有时我到教堂去作报告,一般是牧师讲完道、群众散会前的二 十分钟。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演讲”必须简洁扼要,能满足他们对有关东方“盟 国”战时“信息”的要求。这跟我们在国内一作报告就是两三个钟头的作法相比, 实在无法想象。 每天这种嘴唇的劳动,再加上花在交通工具上的时间,基本上把我的精力和时 间全耗尽了,好在我那时刚三十来岁,还顶得下来。我所讲的题目,从我国战时生 活到装备落后的人民武装与“皇军”周旋的故事,面也非常广。 但讲的次数多了,我可以见机定调,不须作任何准备。宣传部也不审查我的报 告内容,也不划框框。只有一条规则是我必须自觉地遵守,即内容必须能激起听众 的兴趣,加强他们战胜法西斯的信心。因此中国的抗日武装如何拖住日军以及如何 在他们的战线后面建立游击区、甚至人民政权,就成为他们最关心、也最感兴趣的 内容。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敌人就盘踞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而且德军的 飞弹,即所谓V2,随时都可能从那边发射过来,一般是在夜里,在居民中制造恐怖 心理。我们老百姓如何应付这种紧张的局面,也可以为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作参考。 但我自己却免不了有为难之处。我没有实际的战争经验,也没有机会在敌后游 击区活动,但现在我得谈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而且也应该谈,谈我们国内有关领导 指导群众活动的有效战略和战术思想——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与现代化的法西斯兵 力抗衡的战略战术思想。所幸我在这方面曾经无意识地做过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 1939 年和1940 年间我在香港时曾翻译过这方面的有关著作——由中文译成英文, 由当时在香港做地下对外宣传工作的同志就地或拿到马尼拉去出版,让国外读者了 解中国抗日斗争的实际情况。这些著作当然是由香港地下搞宣传的有关同志转来的, 原在我国解放区出版,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论 》的前身)、《论联合政府》(最初的本子)等。我还译了些记述敌后根据地如晋 察冀地区国民党跟共产党闹磨擦的一些书籍和小册子——它们也是在解放区出版的。 这些著作的内容很生动,描绘了如国民党军阀张荫梧不断给聂荣臻将军制造麻烦、 尽量抵销我们抗战力量的故事。 为了把这些著作的内容正确地转化成英文,以便于国外读者理解,我曾绞过一 些脑汁,阅过一些参考资料,因此印象很深。现在这些印象自发地回到我的脑海里 来,解除我的困境。针对英国朝野上下争取团结一致、全力对外、在欧洲开辟第二 战场与德军作最后较量的思想动员,我开始发挥宣讲中国人民如何坚持抗战的一整 套在战略和战术方面所发展出来的理论及其在对敌战斗中的实践。我用通俗的英语 阐述我在这方面的体会。听众对这些报告的内容感到非常新鲜,也悟出了为什么一 支装备落后的人民武装能与先进的日本“皇军”作战而对最后胜利满怀信心的道理。 以此为鉴,英国加美国和苏联的力量,没有理由不能最后消灭德国法西斯。 通过这些斗争经验的交流,我和我的听众逐渐建立起了友好的感情。英国在地 理上是一个小国。3 个月以后我已经走遍了英伦三岛。在以后的时日里,我不断重 复我走过的城市和村镇。我与英国各地普通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了。他们在我的空 余时间请我到他们家里去作客,甚至留在他们家里过夜,与他们的孩子、亲戚和邻 居聊天。我发现英国民众尽管忍受着生活的艰辛和不便,但却团结得坚如磬石,并 且在作极大的努力,争取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成功,直捣希特勒的巢穴。我想附带提 一笔,英国战时食物配给非常严格,除面包不定量外,每人每周肉2 两,蛋1 枚, 油2 两,糖半斤,奶每周半磅。 人们基本上吃素。那1 枚鸡蛋总是留在星期天早餐享受,那2 两肉作为中午的 主菜。这种伙食定量直到1949 年秋我离开英国时还没有取消。 事实上英国全民(总人口不到5000 万人)都在为争取战争的胜利而在作出最 大努力。我很少在街头看到青年男女——男的不是在服兵役就是在干其他紧要的战 时工作,女性不是当女兵就是在工厂做工。其他服务行业,如邮递员、司机、餐馆 和旅店的服务员等,都由中年妇女来承担。我在乡镇巡回作报告时,不少场合得坐 汽车,司机几乎无例外都是中年以上的妇女,而且车子也都是她们的私产,她们实 际上也是在为战争“服役”,连她们的车子也在被“征用”。她(他)们的私人汽 车都在政府有关部门登了记,来个电话,随叫随到,政府机关只贴一点汽油费。 这种全民参战的观念和实践,都在英国民众的思想上扎下了坚实的根,大家毫 无怨言,心甘情愿。这里面有它一定的政治基础。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原是一位 反共的顽固派。十月革命后,他曾参加过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武装干涉。但现在 在他的领导之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与苏联却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希 特勒。在国内他放弃了他的保守党的一党专政,把工党、自由党、共产党请进他的 内阁,搞“联合政府”。在野的政党领导人都分得了部长一类的职位,如工党的头 头当煤炭和劳工部长,自由党的头头当商业部长,共产党搞宣传——附带提一句, 分管我的工作的顶头上司就是一位左翼人士。但战争一结束,丘吉尔马上就在美国 富尔登发表演说,号召英美联合起来反对苏联,展开“冷战”,他真不失一个顽固 反共分子的“英雄本色”。但也是一个有魄力的政治家,在紧急关头他以国家的利 益为重,团结全民和各党各派,全力争取战争的胜利。 1945 年春夏之交,胜利终于接近了。1945 年2 月到4 月间,西线对德军的 总反攻开始。西方盟国的六路大军,由英国一个军,美国三个军,加拿大一个军和 法国一个军组成,趁苏联红军在东线节节胜利的契机,沿着莱茵河向德国腹地推进, 作最后解决法西斯政权的总攻击。胜利的消息不断从前线传到英国,民众开始沉浸 在兴奋之中,有时喜讯从电波中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做报告,报告会也就成了欢庆 会。但我站在讲台上望着听众欢欣鼓舞地议论战局的情景,总不禁遥想辽远的东方 :中国哪一天能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消灭? 一次,在我沉浸在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焦急情状中的时候,我正在一个教堂做 报告,这时一个富有刺激性的消息传来了:德国的特务头子希姆莱宣布德国无条件 投降——但只向西方盟国投降!我终止了报告,又看了看群众的反应。有些听众脸 上显出迷惑的神色:苏联也在向柏林推进,为什么德国纳粹提出单独向西方盟国投 降?这显然是离间西方盟军和苏联红军共同作战的关系。德国法西斯到灭亡时还要 耍手段!但不等这个阴谋实现,5 月1 日汉堡电台突然宣布希特勒的死亡,由邓尼 茨接替他的领导职位。原来苏联红军已经接近柏林。第二天红军果然正式进了城。 就在这天,德国的第19 军宣布投降,5 月3 日德国第六军团也宣布投降。战争真 是在急转直下。5 月7 日德国全军在莱姆宣布无条件投降,从8 日午起正式生效。 在5 月9 日这天夜里,盟军正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西线的战争结束了,德国彻底地崩溃了。但我心头却有了一种更强烈的悬念和 焦虑。 日本的“皇军”仍在中国的土地上逞凶。什么时候能消灭它?这场战争已经持 续八年了!但我仍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支持我在英国各地奔走,向英国群众断言,在 欧洲战场胜利的鼓舞下,中国人民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 的确,在我公开作这些“断言”的时候,英美和苏联的军队已在东方战场上开始大 扫荡了——二次世界大战仍未结束,盟国仍须努力。马来西亚、印度、新几内亚、 布甘维尔的日军的驻点,盟军已经开始了扫除工作,战争在逐步移向日本本土。大 规模的轰炸也在日本本土、主要城市和工业中心的上空进行,其剧烈程度不亚于在 德国上空的大轰炸。接着,8 月6 日,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上空落下。在这头一天, 我恰好刚从外地回到伦敦,作短暂的休息。我在早餐桌上看到这个消息。那时没有 传真照片,只有文字描述:这颗原子弹一下子就把广岛4 平方英里的面积顷刻间化 为废墟!同桌用餐的人都傻了眼。 接着在8 月8 日苏联正式向日本宣战,第二天苏联红军开进了我国东北,在我 八路军的配合下,横扫从1931 年“九·一八”就开始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 军。就在这一天的下午我离开伦敦,继续去外地作我的巡回演讲。 这次我是第三次去苏格兰。我的听众比任何时候都热烈,盼望日本“皇军”尽 快滚进历史的垃圾堆。接着,在8 月9 日,第二颗原子弹从长崎的上空落下,一眨 眼间把这座城市夷为平地。我不由记起,1936 年我第一次去日本,上岸的地点就 在这个城市。那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个日本城市,相当热闹,老百姓也很和蔼,给我 的印象很深。但现在它也化为乌有——在日本军国主义及其“皇军”征服世界的美 梦中化为乌有! 8 月15 日,我从外地回到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准备休息一晚,第二天再出 去巡回演讲。旅馆的休息室有各种当天的报纸,我仔细翻阅了一下,称雄一世的日 本法西斯头头已经在发出哀鸣。日本法西斯政客和将军们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准备 投降。他们只好要求盟国宽待“天皇”,不要剥夺他的“君权”。就在这天较晚的 时刻,“天皇”本人也争取主动,播出投降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电波把这 个消息传到我下榻的旅馆时,我还没有上床休息。窗外大街上已经是人声鼎沸,市 民都走出家门,在大街上唱歌跳舞,我也走出旅馆,参加他们的行列,尽情欢庆。 第二天,世界大战就正式结束了。我对祖国的悬念和焦虑也消失了。 接着的一天,我在旅馆吃完早饭后,英国战时宣传部在苏格兰办事处的代表专 程来看我。他说伦敦总部有电话来,要求我当天即返回伦敦,不需要再作巡回演讲 ——事实上我的战争“服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结束了。当天我坐晚车 回到伦敦,第二天上午去总部,我的顶头上司向我证实了这个决定。战时宣传部本 身也将解散,它也完成了它对战争所应完成的任务。我的关系当时就被转到英国文 化委员会,作为一个文化人由他们作战后安排。我来英国前是中央大学外文系的教 授,他们给了我相当于教授进修的费用去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继续我的研究工作,像 英国许多大学里中途辍学、去为战争服役的青年仍回学校继续读书一样。英王学院 是英国最古老的、有很高声望的学院。我在那里研究我的本行,即西方文学。没有 想到我在剑桥一住就是5 年,直到1949 年秋天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我才整装赶回 祖国。 我在英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作的整整一年的工作,正是在这次大战最关键的 时刻。我能直接参与英国人民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所作的努力,并为此付出了一点 微小的力量,很意外,但也很幸运。这对我作为一个作家也是一生中难得的一次特 殊生活体验。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