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代人 许觉民同志和我虽然同住在北京,但已经许多年不相见了。早年他负责人民文 学出版社的工作,我们还常有接触,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再也没有来往。 说不出任何理由,无非是“忙”和“病”。这两种平时不太注意的现象,不知不觉 间,把我们拖“老”了。两年前我正式离休。这说明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人生和社会 责任,是“自由人”了。但我已近八旬,又害了一场大病,有“自由”而不敢“自 由行动”,每次出外,家人不放心,总要找个人陪,这太麻烦了。于是我干脆少出 门,连朋友也不大看。倒是偶尔有些朋友来看我——大都是中青年。不料前些时许 觉民同志忽然光临寒舍,还带来一位年轻朋友。寒喧了几句,我才知道,这位年轻 朋友是为了来照相。 他与我不认识,故请觉民同志来“引进”。太隆重了! 觉民同志,他也是个老人,他不辞劳苦地到来,使我想起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的所谓传统“美德”:重礼貌。这又使我联想起两个月前我去上海参加中国作家协 会主席团会议的情况。正好我与九十高龄的黄源同志同住一层楼。我一在房间里安 顿下来,他就来看我。我比他小——他已九十出头,太不好意思了!觉民同志引见 的那位青年拍完照,就同他离去了,望着觉民同志的背影,我感动得好半晌说不出 话来。没有想到,他不久又寄来了一封信,我拆开一看,里面装的是《光明日报》 5 月10 日的《文荟》副页,上面有他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他那天引进那位年轻 朋友给几位老朋友拍照的事。他大概也有所感触,文章写了有关几位被拍照的老朋 友的近况:有楼适夷、严文井、韦君宜、戈宝权、卞之琳、陈冰夷、吕叔湘、张中 行和绿原(当然也包括我)。这几位朋友都与我的年龄相近,有的还要大一点。我 与他们也许多年不见了。这大概就是觉民把报纸寄给我看的用意吧。这些朋友有的 卧床,有的偏瘫,有的甚至说话都困难。但觉民同志发现他们的头脑都很清楚,而 且仍在思索——从身边琐事到世界的要闻。他们真不失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胸怀 世界,还不服老! 文里写道:楼适夷攘臂而呼:“我要与疾病作斗争!”韦君宜也是“与疾病搏 斗而不稍懈,护士说她每天要看报,速度不慢,可见她思维的运作依旧”。卞之琳 “正在编他的全部诗文集,重读旧作,斟字酌句,怀瑾握瑜,手不停披”。张中行 “今年八十有六,但精神矍铄,访他时正伏案疾书,对付着应不完的约稿”。绿原 则“正应出版社之请翻译歌德《浮士德》……读《浮士德》,我尚且有点望而生畏, 绿原兄不畏险途,毅然当此(重译《浮士德》),使我不胜钦佩”…… 我也不胜钦佩——不只绿原,而是觉民同志文中所写的这十位老人。他们都已 是八九十岁的高龄,但生命力仍然旺盛,事业(文学工作)心更是旺盛。“人生朝 露,文章千秋。”他们所追求的是某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 对这些老知识分子来说,“文学”具有永恒价值,正如对科学家来说“科学” 是不灭的一样。文学反映人生,当然也反映文学创作者对人生的体会。这是永远研 究不完的一门学问,人生虽然如“朝露”,但对从事这门学问的人来说,这“朝露” 中却蕴藏着永恒的青春。他们仍执著地在这条路上拖着步子行进,而不知“老之将 至”——事实上“老”早已经来临了!这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至 今还存在于老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他们一生经历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大动 乱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他们的肉体和心灵的折磨,但他们始终对人生没 有“幻灭”,仍执著地前进。 他们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又称“臭老九”)所具有的品质,也是中国优良文化 传统的结晶。由于有这种品质和传统世代相沿,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才没有 像古埃及、古拉丁、古希腊文化那样在地球上消失,而得以持续发展,不断翻新, 使我们这个民族能一代接着一代地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