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和凌叔华 近年来有许多朋友相继离开了人世。他们都是我的多年旧交,如胡风、萧军, 沈从文和孙敬修等。“四人帮”倒后,国家基本上安定了,我个人也跨过了花甲之 年,可以不上班,过去长期想做而没有时间做的事——如创作,现在可以做一些了。 但余生有限,赶着做就变得空前地忙起来。有的朋友,明知他们年事已高,应该去 看看,甚至还暗自定下了日期,但到时又有别的事耽误了。于是,在意想不到的时 刻,忽然飞来一纸讣告:某某朋友过世了! 要看也来不及了。这是自然规律,徒唤奈何,不过在过去,不等这个规律发生 作用,有人也就提前走了:有的朋友刚一进入中年,贫病交加,就离开了人世,如 抗战时期的王鲁彦和万迪鹤。他们都是有才华的作家朋友,不应该去得那么早。我 总想写点文章纪念这些朋友,但一提起笔来又不知从何说起——因此也就没有写了。 前不久逝世的一位朋友是凌叔华——照一般的说法,她应该是我的“师母”, 因为她的丈夫陈西滢是我的老师。我在30 年代就认识了她。那时陈西滢在武汉大 学当文学院院长,我是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的学生,直接上过他的课——“欧洲小 说”。他不时请我们班的同学去他家喝茶,吃点心,主要是“联络情感。”那时他 们唯一的女儿陈小滢还是一个三、四岁的孩子,非常活泼,我们常常在一起逗乐。 但凌叔华和我们接触的机会不多,因为她不教书,找不到共同的话题。我和她不时 见面,在一起聊天,是当我们系里来了一个年轻的英国教授朱理安·贝尔(Julian Bell)以后。 这位教授是个诗人,出版了好几本诗集,属于当时席卷西方文坛的“现代派”。 他们围绕着另一个现代派诗人约翰·莱曼(John Lehmann)编的《新作品》丛刊在 英国文坛产生了影响。英国的一些著名新派诗人和小说家,如戴·路易士( C.Day Lewis )、奥登(W.H.Auden )、麦克尼斯(Lou isMackniese )、斯本德(Stephen Spender )和易粟伍德(Christoph Isherwood ,卞之琳译过他的作品),以及当 时活跃在欧洲文坛的一些现代派作家都在这个丛刊上发表作品——从1937 年起, 我也在这个丛刊上发表作品和翻译文章,直至1948 年我准备回国前最后在那上面 发表一篇故事《三兄弟》为止。 这些诗人和小说家与现代的“现代派”不同,大都出自文艺世家,不是毕业于 牛津大学,就是剑桥的高材生,所以英文都写得漂亮。他们之所以成为“现代派”, 就是因为他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摆脱了19 世纪的那些框框,在解释现代人的心态 和行为方面,应用了弗洛伊德和荣格(Karl Gustar Jung)的心理分析方法。其实 这也是现代文学发展的一种正常现象,加上一顶“现代派”的帽子,只不过是便于 称谓罢了。 这些作家和诗人,虽然都出身望族,但受了1929 年在美国爆发的世界性的 “经济恐慌”的震动,再加上法西斯兴起,都感到旧世界在崩溃,人类文明在毁灭, 所以他们在政治思想上都成了左派,有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后来还奔赴西班牙参 加反法西斯的“国际纵队”。中国那时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势力正在进行反对 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英国的中英庚款委员会要选一位英国文学教授来武汉大学教英 国文学,朱理安为中国当时的革命浪潮所吸引,就应征这个位置而获得通过,终于 来到中国。他的父亲克莱伍·贝尔(GliveBell )是著名的美学家(中国近年正在 翻译他的美学著作),母亲瓦涅莎(Vanessa )是著名的画家。凌叔华作为一个画 家,与他认识后就经常见面。 我那时写些小说,作为我的英语作文,交给他看,他感到兴趣,因此也和我成 了朋友,常与我交谈文学和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就在他那里不时碰到凌叔华。 凌叔华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们所谈的主要是绘画和美学方面的问题,我对此也受到 吸引,坐在一旁静听,这自然也使我加深了对她的理解。她是一个极为温存的人, 有中国传统的所谓“大家闺秀”之风。她作为陈西滢的夫人,我对她的观感这时也 为之一变。 “陈西滢教授”——这是鲁迅赠予他的一个称号——在我的印象中是个“反动 文人”。在我刚刚对文学感到兴趣的时候——也就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极为 活跃的30 年代初期——鲁迅和这位“教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无情地批驳 他的文学观点。陈是英国留学生,对英国正统派的文学深为感佩,他的文学价值观 可说是完全英化。他以此来衡量当时中国的进步文学,就认为这种文学“幼稚”, 是政治的“应声虫”。他自己虽然不写作品,但在当时高层次的知识界中,他的论 点却在起一定的作用。他是当时“现代评论派”和“新月派”中的一个重要成员。 这两个同人组织中有不少是在全国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和作家,如徐志摩——他们绝 大多数都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在日本法西斯已经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蒋 介石大规模“剿共”的时刻,鲁迅对这种“学术思潮”进行抨击,完全是国家民族 的需要,而陈西滢就成了一个对象。 那时鲁迅所扛起的担子确是不轻。他要在四条战线上进行战斗。除“陈西滢教 授”外,他还要反击国民党在文化界所施行的“白色恐怖”、暴露“鸳鸯蝴蝶派” 所起的精神腐蚀作用和痛斥以《黄人之血》的作者黄震遐为首所推行的、旨在为支 持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所谓“民族文学”,稍后还有“第三种人”。鲁迅的笔锋犀利, 所向无敌。在他声势浩大的批判下,他的对手都先后偃旗息鼓,消声匿迹了。“陈 西滢教授”也很快地沉默下来,不参与论战了。 我到了武汉大学以后,得知陈西滢是文学院的院长,就主观地推测到院属的 “中文系”、“外文系”和“历史系”的内容一定也很反动。但是在正式开课、与 他正式接触后,我发现情况并不是如此。课程是当时的“教育部”定的,教授们也 不是他的亲信,他也没有在学校或课堂里,甚至在与同学的谈话中宣扬他个人的文 艺价值观和政见。最初我以为他崇尚英国的文化,故意保持一种所谓的“英国绅士 风度”而不表态。后来与他接触多了,我发现他还是一个相当羞涩的人,说话有时 还显出一点脸红,虽然他在语气中也常表现出某种英国绅士的冷静、“幽默”和讥 诮风,道出一两句颇具风趣、貌似充满哲理和聪明的俏皮警语。他是一个与中国现 实脱节而沉湎于英国旧文化(英国大学的英国现代文学课程只教到乔治·艾略特为 止,当代文学是不能进入大学课堂的)的人,更谈不上是战士。 据我所知,他只出过一本文学作品——散文集《西滢闲话》。从风格和内容上 讲,这些“闲话”深受英国17 世纪末18 世纪初两位散文大家斯兑尔(Richard Steel ,1672—1729)和亚狄生(Joseph Addison,1672—1710)的影响,以闲话 的心情纵谈上至天文下及苍蝇的人世闲事。日本人的侵略、蒋介石的打内战和老百 姓的饥饿,对他说来似乎都是身外事。鲁迅特别强调他“教授”这个头衔,恐怕就 是出于这个原由——因为那时“教授”在知识界中工资最高,可以过闲适的生活。 也许在陈西滢的思想中,这种心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因为在英国文学史中早 已有了在大动荡中保持“闲适”心态的知识分子的先例。当拿破仑把欧洲搅得一团 糟,掀起纷飞的战火,人民颠沛流离的时候,简·奥斯汀(JaneAustin,1775—1817) 却可以在英国南部她的故乡巴斯安静地写她的《傲慢与偏见》,描写那些中产阶级 中偏向上层的青年男女和小知识分子间的爱情纠葛、悲喜交杂的世态、使人唏嘘而 失笑的趣事,还夹杂着一些有风趣、貌似聪明、富有哲理性而实际上却是矫揉造作、 平庸的对话和隐语。可惜中国已经处于大难当前、国破家亡的境地,陈西滢却沉浸 在一个多世纪前的英国文人的心态中,这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应该说是一个悲剧。 我于1936 年夏天离开武汉大学,不久就去东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陈西滢和 凌叔华了。只有朱理安·贝尔在给我的来信中偶尔提起过凌叔华。但到了第二年春 天,他忽然中途放弃教书的职务,匆匆奔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与佛朗哥的 法西斯军队作战。不久他就在厄斯古里尔前线牺牲了。我再度见到陈西滢的时候, 是1944 年秋天在英国。那时,我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邀在英国各地巡回演讲中国 人民抗击日本侵华法西斯军队的事迹,以配合英军准备在欧洲登陆开辟第二战场的 国内动员活动,我每次到伦敦时总要去看看他,因为他是我的老师。他先我而来英 国,据我表面上的观察,他是在做“中英文化交流工作”。这大概是当时国民党政 府的外交部长王世杰给他安排的。王也是英国留学生、北大教授、“现代评论派” 的一员、武汉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深,对英国文化的景仰也不相 上下。王派他这个差事完全可以理解。但陈西滢不善于当文化官,据我们了解他在 这个岗位上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他所醉心的那种英国文化,与战时的英国文化已经 大相径庭了。因此他与当时的英国文化格格不入,做这项工作不能称心如意。 他早就了解我的思想和创作倾向,也知道我对他的看法。但我们是师生,又是 在异国相逢。所以我们的交往相当频繁。只是我们既不谈文学,也不聊政治。有些 国际文化活动,他找我临时去参加,我有时也出场一下。但1946年下半年以后,国 内的内战已经露出苗头,我就不再常去看他了,他也不再找我。我住在剑桥,以后 的交往纯属应酬。但后来凌叔华从国内来到伦敦,我才又不时去看他——其实是去 看凌叔华。他们这时正式在伦敦安家,准备在英国长期居留。有凌叔华在一起,我 们谈话的话题就多了,而且接触到文学——不涉及国内政治的所谓“纯文学”。和 她聊这些问题也是一种愉快。 1948 年秋天,我接到法共几位知识分子毕加索、居里和亚拉贡的联名来信, 约我去波兰参加他们发起的“世界知识分子保卫和平大会”。“世界和平理事会” 就是在这个会上产生的,我欣然前往。那时,“冷战”已经开始。 开完会回到英国后,有些英国朋友认为这个会是苏联操纵的——大会的执行主 席是法捷耶夫,对我参加这次会有些看法。陈西滢和凌叔华也了解到我的这项活动, 但我去看他们时,他们只字不提此事,仍像往常那样,谈些适合师生情谊交流的身 边琐事。在那次大会上我遇见了新华社驻捷克的代表和从我国解放区哈尔滨去的一 位观察员。我从他们那儿得知我国即将解放,回英后便定了回国的船票。我开始忙 于结束我在剑桥的研究工作和创作计划,就不再常去见他们了。 1949 年9 月我束装返国。临行前我去与陈西滢、凌叔华告别。作了一番寒暄 以后,我就委婉地向他们介绍了一点国内局势的新发展,意思是在适当的时候他们 也不妨回国去看看。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陈西滢说了两个字“但是……”,就 把话带住了。我猜想他可能在下意识中想起了他与鲁迅的那场论战,在进步人士中 形象不太好,有所顾虑,就不愿意谈下去了。两天以后我就到苏散卜敦港乘船回国。 陈西滢特地从伦敦乘火车到船码头送我。 他没有说太多的话,因为他在气质上是存在一点羞涩的人,船进入地中海接近 苏伊士运河时,我从广播上听到新中国已经宣布成立。一个多月以后,我在天津上 岸,祖国已经换上新颜了。 从此,我与陈西滢、凌叔华的交往,已经属于“海外关系”了。我们没有通过 一次信。1956 年春,我在北京的办公室忽然接到凌叔华的电话,她已经来到北京, 住在北新桥华侨招待所。那时一系列政治运动,如胡风批判,肃反和审干还剩下些 余波,但我仍然在一个晚上去看了她。她也似乎察觉到当时知识分子心中所残存着 某些余悸,所以说话也很有分寸,但旧情仍然是一如既往。会见虽然短促,但很愉 快。她回到英国后,我们又失去联系了。 1979 年以后,我国对外开放,与世界一些文化组织逐渐建立联系。我常被派 往国外参加一些国际性的文化会议或应邀到国外一些大学去讲学,单英国就去了4 次。每次我到伦敦总要去看她。 我从她那儿得知陈西滢已过世。但遗骨没有运往台湾,而送回到故乡无锡安葬。 从和她的谈话中我察觉到她仍极为怀念故国,但我一暗示她可以回到北京安度暮年 时,她就把话带住,而谈一些有趣的往事,也就是我离开英国不久发生在她友人间 的事。那是1982 年秋天,我应我的母校剑桥大学英王学院之邀,偕爱人苑茵回学 校做关于中国文学以及英国文学的报告的时候,逗留的时间较长,可以与她作多次 长谈。她有一次请我们吃饭,她的健康状况和情绪很好,谈锋很健,她以戏剧化的 口吻讲了一个发生在我离开英国不久的友人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地质学家李四光,也是“现代评论派”的一个成员。那时李四光 和夫人住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他本人因某种学术方面的问题临时去了巴黎。当时中 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宣布李四光为全国政协委员。消息传到海外后,国民党政 府急了,连忙汇了一笔款子给它的驻英“大使”,责成此人立即找到李四光,敦促 他去台湾。“大使”不知道李四光的行踪,就责成陈西滢和凌叔华找到李,转给他 这笔钱,要求立即启程前往台湾。陈、凌马上通知了在巴黎的李四光,也转告了在 英国的李夫人,但是没有将李的确切地址即时告知那位“大使”。李立即通过长途 电话请夫人赶快前往巴黎。 不久,他们就双双在北京出现了。 从这个故事中也可以看出,陈西滢和凌叔华的灵魂深处还深深地潜藏着对祖国 的眷恋。但凌叔华没有将他们内在的感情讲出来。她送了我一本她1969 年在伦敦 用英文出版的书,名为《古老的旋律》。我后来翻开读了一下,出版者是贺加斯出 版社。这是意识流大师佛吉妮娅·吴尔芙和她的丈夫勒奥纳德·吴尔芙创办的一个 出版社,在性质上属于英国所谓超高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布隆斯伯里”学派。这使 我联想起我们的共同朋友、在西班牙反法西斯前线牺牲了的朱理安·贝尔。贝尔是 佛吉妮娅·吴尔芙的亲侄甥(他的母亲、画家瓦涅莎·贝尔是佛吉妮娅的亲姐妹)。 凌叔华大概是通过这个关系与该出版社建立联系的。 果然是这样。《古老的旋律》原是凌叔华用中文写的儿时回忆,背景是北京和 天津,后由她自己译成英文。贝尔牺牲后,可能是由于对他的怀念,她开始与佛吉 妮娅通信。在1938 年——1939 年间,当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以后,她写了一 系列给佛吉妮娅的信,并把她的英译稿陆续寄给佛吉妮娅看。佛吉妮娅读了她的译 稿,给她提出了这样的忠告——这忠告我想对于我们现在从事中译英或用英文创作 的人也有参考价值。我现在把它译成中文: 我现在写这封信告诉你,我非常喜爱它(指凌的回忆散文)。我觉得它充满了 巨大的魅力。当然,一个英国人最初读它,可能会感到有些困难。这里面有些不协 调的地方:人们不了解那几位小老婆(凌的父亲是民国初年北平的市长,有好几个 小老婆)她们是谁,讲的一些什么。但是过了一阵,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我发现这 些特异之处很迷人,我觉得那些比喻既奇特又富有诗意……你继续写下去吧,自由 地写下去吧,不要管你的英文是多么直译。 事实上,我倒要忠告你,在风格和意义上尽你一切可能保持与中文贴切。生活 的、房子和家具本身的自然细节,你喜欢写多少就写多少。写的时候,你就好像是 完全写给中国人看那样。在一定的程度上,它可以由一个英国人在语法上作些调整。 我想保存它的中国味,使英国人可以读得懂,又能尝到它的异点。 这是关于写作方面。关于英文的翻译,我觉得佛吉妮娅的一段意见,特别是对 于现在我们从事用英语翻译中国文学作品、“面向世界”的人,也值得参考: 我觉得如果一个英国人把你所写的加工成为正式的英语散文,那么这整本书的 感情就要被破坏了。当然,就它现在的这个样子,英国读者可能感到理解它的全面 意义有困难……但是我已经从中体会到了足够的享受和魅力。 这大概是凌叔华最后留下来的一本书。它表现出她作为一个画家和写儿童生活 的作家的特点:既是儿时回忆,又配有她自己画的插图。对于这本书,伦敦《泰晤 士报文学增刊》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叔华夫人安静地、轻松地把我们引进一个在古老文明背后隐蔽着的院落。这个 文明现在已经被扫得荡然无存,但是那些爱羡它的人仍然能从中寻得情趣。她给英 文的读者介绍了一个中国意境的新鲜世界。当那些高昂的调子变得消沉了以后,《 古老的旋律》仍然会逗留着,发出愉悦的声音。 这段评论也说明了凌叔华的文艺创作的特点和个性。这样一个作家和画家,我 觉得仍然以回到中国来为好——至少可以重新享受这个古老文明所能给予她暮年的 某些愉悦,因为它并没有被扫得“荡然无存”。我向她提出这个意见后,她也颇为 之心动。我回国后就和冰心、武汉大学在京的校友和武大的领导交换过有关她回国 的意见。她本人也直接和冰心就她回国定居的问题通过信。问题的核心看来是房子 问题。就此事找曾向武大的领导反映。他们说,如果只是住的问题,武大可以为她 腾出陈西滢在当文学院长时住在珞珈山上的那幢小洋房,让她在东湖旁边安度晚年。 我还计划请在伦敦我驻英使馆工作的武大校友帮助她收拾行装,送她上飞机回国, 再由武大在京的校友到机场去接。但她下不了决心。 我最后在伦敦见到她时是1988 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那时她的腰已经有些佝偻 了,行动很困难,但她还要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女儿小滢在爱丁堡工作,也不能 来陪伴她。我仍劝她即时回国,因为国内请保姆方便,还有一些老朋友健在,生活 也不会太寂寞。正好这时小滢从爱丁堡打来长途电话,由我代接。小滢也恳切地希 望我还在英国的时候,敦促她下决心回返北京,看来她并不是没有动心,但她环顾 了一下房里的那些书籍和绘画,又似乎有所犹豫。我在她的住室里逗留到夜深才离 开。这算是我在异国与她的最后一次会见。 去年(1990)春天,我忽然得知凌叔华已经回到北京并且住进了石景山医院。 虽然我知道她年事已高,住进医院情况一定非同寻常,但我们在京的武大校友仍非 常兴奋,校友的代表先后到医院去看望了她,我也和李锐同学及我爱人苑茵去向她 致意。她的精神仍很好,头脑也极清楚,记起了许多往事。但是没有多久,不料她 的病情急转直下,我从医院的负责人那儿得知,她可能不久于人世。小滢也多次给 我来电话,商量她的母亲千古后,我们如何作些表示。中国作家协会的有关同志、 武大的校友代表、文学馆的舒乙、医院的领导和小滢在我家共同协商,成立了“凌 叔华教授治丧小组”。果然,凌叔华于1990 年5 月22 日与世长辞了。亲友们和 她最后告别的仪式于6 月6 日在她住的医院举行。巴金寄来悼念的信,冰心和邓颖 超也送来鲜花。告别仪式很隆重,事后小滢护送她的骨灰回江苏故乡,与陈西滢合 葬在一起。 他们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页——这大概永远不会消失。 凌叔华在病危时曾提出希望看看北海公园和她在北京的故居史家胡同甲54 号。 医院派了10 位医生和护士,携带各种必要的抢救设备和药品,开着救护车来到北 海公园。她躺在担架上在前湖的东岸边——这里的视角最好——眺望了白塔。她喃 喃地说:“山湖美……柳树美……白塔美……”说完后她禁不住凄然泪下。20 多 分钟后,救护车又开进史家胡同。她的故居已经成了幼儿园。孩子们列队夹道欢迎 她,还向她献花。作为一个曾经为儿童写过作品的人,她应该得到了满足。她离别 人世前所作的这两次短暂的“旅行”,也表示出一个在中国古老文化的熏陶中成长 起来、而又深谙西方文化的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态。由这种心态所产生的她的 这个愿望,终于得到了满足,她可以瞑目了。由此,我不禁联想起了马思聪、甚至 胡适这样的中国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走到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的时候,也可 能产生过同样的心态,但显然,他们并没有能得到满足。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