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中国作家 芦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我正蹲在东京的牢房里已经两个多月了。与我同时被囚 禁在东京其它市区拘留所的,还有十多名中国留学生,罪名与我相同: 抗日和图谋不轨。到了8 月上旬,我的“案情”已经“审讯”得差不多了,找 不到什么实际行动的证据,只好把我放出来。事后我体会到,芦沟桥事变日本早已 有预谋。在事变前把我们这些“顽固抗日分子”关起来,是为了防止事变发生时在 东京引起骚乱。我与日本的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有交往,后来我进一步得知他们也同 时被抓起来了。但我出了班房后就被勒令即时离开日本。 我是1937 年8 月11 日回到上海的。上海空中已经战云密布。看来日军攻打 上海已经迫在眉睫了。在东京班房里被折磨了三个多月的我,身体情况已经接近崩 溃。第二天我就立即买了招商局轮船的船票,回到武汉。我还没有到达这个城市, “八·一三”的战火已经在上海烧起来了:日本在攻打上海。我一到武汉,不用说, 抗日气氛正在高涨,我全身的疲倦感也顿时消失。 我想现在我要真的干抗日工作了。我生活在我们的人民中间,可以放手投入反 东方法西斯的洪流。 武汉这时成了军事、政治和文化的中心,热气腾腾,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 所关注的一个城市。八路军在这里设了办事处,地点就在前日租界、日本侵略中国 的头头的一座邸宅里——日本人已经都逃走了,好不痛快!办事处敞开大门,接见 来访的爱国人士。办事处的主任是我的小同乡董必武。 我有时去向他求教,他总是亲自接见,熟悉的乡音,热情的态度,使人感到非 常温暖和鼓舞。过去只是隐蔽活动的文艺界朋友们,如冯乃超、张光年和孔罗荪等, 现在也公开举起抗日的旗帜,组织作家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过去散居在各地——特 别是北平和上海的作家,也陆续汇集到武汉,声势浩大。 把大家组织起来,形成一支文艺大军,与日本法西斯展开战斗,成为当时文艺 界的一个重要任务。 我在武汉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于1936 年毕业后去东京,就用许多笔名—— 最后落实到“马耳”这个名字,在武汉的报刊上发表过许多短文,特别是在孔罗荪 编的《大光报》的副刊《紫光》上。这个副刊当时已形成了武汉一些作家表达心声 的一个园地,也成为推动文艺家组织起来的一个媒体。与我同时活动和广泛接触文 艺界朋友的还有一个年轻诗人蒋锡金。我们在为组织一支文艺大军摇旗呐喊,制造 声势。在冯乃超、张光年和孔罗荪等人的策划和组织下,终于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 没有先例的全国性文人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或“文抗”) 露面了。这是芦沟桥事变后不到三个月的事。 在这年年尾这个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它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指 导下,正式公开活动。在共同抗敌救国的总方针下,不管哪个派别和信仰的文人, 只要接受爱国抗日这个总目标,都可以参加这个组织,团结一致,携手前进。这也 就是说,所有愿意抗战的文艺家都是这个组织的一分子。 事实上,30 年代期间,相互有意见、彼此“论战”、甚至敌视的作家,如鸳 鸯蝴蝶派、新月派、现代派、国民党的C ·C 派,在抗日的大目标下,都成为这个 组织的成员。甚至如前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被捕后投靠C ·C 派的姚蓬子(姚文 元的父亲),也成为这个组织的“积极分子”。当然起实际领导作用的还是30 年 代即开始在文坛活跃的进步作家,如上述的冯乃超等人。这个组织就是他们发起的。 我也成了发起的一员。 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声势浩大地公开活动,也并非易事。谁来站在前面正式 举起这面大旗?经过广泛的协商,终于选出了老舍为总干事长——也就是秘书长兼 主席。国民党对此也提不出异议。老舍也精明强干,顾全大局,欣然受命。在他的 领导下,这个抗敌救国的组织也就轰轰烈烈地展开活动,组织作家们挥动手中之笔, 掀起群众抗日的热潮——同时也肩负起对外文艺宣传任务。当时武汉也是个外事活 动的中心。各国的外交使节都迁到这个城市,访华的外国记者和文化人,来访问战 时中国或前往战区——延安,也都要先来武汉,呼吸中国抗战的空气。许多中外作 家和新闻记者,都愿意与中国作家接触。组织和安排的工作,一般都由协会出面。 协会开始活动不久,也就是1938 年初,作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个公开机构,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也成立了,郭沫若任厅长。“协会”最初的发起人冯 乃超、张光年,也参加了这个厅的工作,我也在这个厅的对外宣传处——即第七处 ——成为一名少校科员,专门从事外事工作,从口译、笔译、对外广播,到接待外 国来的文化人,几乎什么都干。这与我为“协会”做的工作不谋而合。事实上“协 会”有些对外国文化人的接待,三厅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如中国作家与美国革命作 家史沫特莱座谈会的口译,就由三厅派我承当。如果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 做出了一些成绩的话,这个时期它的成绩就做得不少,它的影响面波及的很广,延 安也成立了分会。 随着战局的急转直下,日本侵略军继南京之后,向武汉推进,1938 年8 月间 它已经攻到武汉外围田家镇。武汉的各机关向战时大后方重庆疏散。“中华全国文 艺界抗敌协会”也不例外。事态紧迫,我个人也得作出紧急决定。 我在三厅工作的顶头上司朱伯琛已经先作了安排,只身去了香港,展开新的对 外工作。我是外语干部,撤到山城重庆,我那点外语所能发挥的作用甚微。 于是我也决定前往香港。我与“协会”的关系,自然也就中断了。 但到了香港,又另有一批作家在那里工作。楼适夷也是从武汉撤退的,到那里 编一个华侨画报,戴望舒原来就在那里的《星岛日报》编一个副刊,徐迟在那里一 个银行任职,袁水拍也是一个银行的职员。此外还有五·四时期的一位老作家许地 山,在香港大学当教授。茅盾也在香港作短暂的居留,编一个文字刊物《文艺阵地 》。没有多久,一批进步的新闻工作者还在那里办了一个“香港中国新闻学院”, 陶行知也在九龙设立了一个文化学校,其目的很明显,就是给当地长期处于殖民地 统治下的同胞和某些新加坡来的华裔青年输送一点抗日思想和进步文化知识。这两 个机构都是在晚间授课,我也利用这个业余时间在这两个机构讲授文学,这当然有 助于在这个殖民地掀起抗战和进步文学的气氛。确也有不少的青年作家出现。但成 立一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香港分会?殖民地当局会“关注”,对这类 活动很敏感。我们打消了这个想法。但“集会”还是有的,不过人数非常少,一般 只有三几个人:戴望舒、楼适夷和我,偶尔也有徐迟参加。地点是在许地山家里。 许夫人好客,每次总饷我们一顿美餐。这也大大地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生活。 但我们不满足于这样一些活动——至少我个人是如此。香港是一个对外的窗口, 我们得利用这个天时地利,对外做些我国的抗战文艺宣传。我翻译了一些战时小说 成世界语和英文,向外扩散。其中一本是世界语的中国抗战小说集,名《新任务》, 收进了张天翼和姚雪垠等人的小说十多篇。我译成英文的一些作品,则寄给英国的 《新作品》,美国的《小说》和苏联的《国际文学》等刊物发表,最后收成一本书, 名《中国战时小说集》,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些工作中我积累了一些对外 介绍中国的经验。于是我想我们可以编一个英文刊物,文字在香港印刷,向世界发 行。戴望舒和徐迟也有同感,原来他们说早有这个想法,只是没有人力,(如编辑 翻译和出版发行工作)当然也没有钱。我当时就答应,第一期我可以承担全部工作。 只要创刊号出来,以后的事就比较好办了。 于是戴望舒出面,向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请求支援,并建议把 这个刊物作为“协会”对外宣传的机关刊物。总会欣然同意,接着就汇来500 元钱, 作为刊物的印刷费。这样,刊物的架子就搭起来了。我们把它名为《中国作家》 (Chinesewritess),总编辑为戴望舒,我为主编,冯亦代负责印刷和发行的工作, 编委包括总会的几乎所有领导人。于是我便走马上任,从编辑到翻译和校对工作, 样样都干。我还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长文,介绍中国的新文学,名为《二十年的中 国新文学》(Two Decades of ChineseNew Literature)即1919 五四新文化运动 到1939 年中国的抗战文学。 果然不出所料,这个刊物一发行到海外,立刻就引起了强烈反响。那篇长文所 介绍的中国文学自从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发展情况,自然与某些在海外驰名的中国的 “文化人”有关中国文学的描绘不同。在他们的笔下中国文学“古色古香”、稀奇 古怪,这可以满足外国人的猎奇心理,但与中国文学实况无关。以六种欧洲文字出 版的《苏联文学》和美共的机关刊物《新群众》(New Masses),立刻转载了这篇 长文,报导了这个刊物的创刊。曾经以描写古色古香的中国农民而得了“诺贝尔文 学奖”的赛珍珠,不知何故,也来信要求订阅这个刊物。 但由于物质条件和人力的限制,这个刊物还是不能定期出版。我个人还有其他 的任务在身,也不能全部时间投入,而且不久还因事去了上海孤岛一趟,刊物就由 戴望舒和徐迟、冯亦代接过去办了。他们也面临着重重困难,重庆的总会也无法再 作财政上的支援。刊物出到第三期就停刊了。那时我虽然已从上海回到香港,但我 自从1938 年秋撤到香港后,与内地脱节已经两年多,很想去重庆看看,呼吸一点 战时空气。 我于1940 年夏天绕道印度支那去重庆,但到了昆明,朋友们告诉我日机正在 重庆上空持续地大轰炸。他们建议我暂时留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有些朋友, 如沈从文、卞之琳和穆木天等;也希望我在这个文化城逗留一阵。云南作家、任职 于昆明商会的白平阶还特别在迤西会馆给我弄到一大间住室,环境非常安静。这样 我也就在昆明住下来了,直到九月末,重庆雾季开始、日机不能轰炸时,才首途前 往重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虽然不像在武汉时那样活跃,但它仍 然存在,偶尔还开小型的工作座谈会。我在重庆的友人,得知我的到来,通知我去 参加这么一个会——也应该去,因我得汇报香港方面的工作情况。 那次会由老舍主持,参加的人不多。老舍提醒我,汇报的内容要“扼要”,越 简单越好。从他的语气中我隐隐地察觉到,重庆的空气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热烈: 国共第二次合作可能接近尾声了。果然不错,没有多久,皖南事变发生了。蒋介石 终于露出他的本来面貌。特务遍地横行,文艺界人士成了他们监视的对象。根据我 的记忆,“文协”此后再也没有正式活动了。有少数的作家还被捕失踪,大部分文 化人都蛰居在乡下,不便于会面,更谈不上在一起开会了。除了延安的“文协”分 会仍存在外,“文协”总会实际上停止了活动。此后没有多久,日本法西斯偷袭美 国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蒋介石的国际地位,也以此有所提高。他也 就真的以中国的“抗战”领袖自居,明目张胆地搞起独裁来。进步的文化人都成了 迫害的对象。 我再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事实上任何活动已经不存在了。我退到大学里去, 以教书为业,直到1944 年夏我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去英国参加与开辟欧陆第 二战场有关的英国国内宣传动员工作。一年后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我去剑桥做西方文学的研究工作,一呆就是5 年。 1949 年12 月我到达北京,形势大变,中国文艺界已开完了第一次全国文代 会。中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时代。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