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友 10 月间(1992),我正病得严重的时候,家人带来了一封信。是韩素音从她 在瑞士洛桑的住处寄来的。信上说她10 月18 日就要来北京,当然希望见到我。 这是惯例:她每次来京,总要先给我一封信,为的是我可以安排时间和她见面。我 总要很快地回复,说明我是否届时在北京。这次我在北京,但是躺在病床上起不来, 无法回复了。我托家人带去了一个口信给将要接待她的单位,说这次我虽然人在北 京,但无法和她见面。她的活动多,也望她千万不要来见我。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我估计她不会来见我了。 但我总免不了感到有点歉然——这次见不到她了!我的家人后来告诉我,她的 接待单位把我的信息转过去了。我的老伴还郑重地说,医生也不同意让我见客。把 理由推到大夫身上,这种谎话也使我起了一种罪过之感。最使我不安的是,我把老 伴牵连进去了。但她也有难处:我住的是个普通病房,有三个病人,连张像样的椅 子给外宾坐,医院一时也做不到。我想她的接待单位一定也会用最好的言辞阻止她 来。这样,我也就安心了。 没想到,她到北京的第二天下午,就在我的病房里出现了,与她同来的有她的 丈夫陆文星。他们长途旅行,连时差都没有调整过来,就来看我,我真不知说什么 话好。我躺在床上,也无法起身迎接他们,病床前只有一个小矮凳子。所幸别的病 友床边还有两个凳子。他们每次到中国总是作为贵宾,接待日程满满的。我是个平 凡人,这样占据他们的宝贵时间,真不知说什么话好。我们确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 情可谈,无非是话旧,再由旧时的感情所引起的对世局变化起的一些无关重要的感 想。 我们的友情是青年时代结成的。那时她在伦敦大学医学院学医,我在剑桥大学 做研究工作,生活都很拮据——特别是她,还要抚养一个孩子!我们的这种友情, 主要还是在与生活搏斗的隙缝中挤出来的一点副产品。这点副产品,几十年后,当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变了,有了很高的威望,早该置之脑后了。我有些年轻时代的朋 友就是如此——虽然这样说来未免显得不厚道。 但她没有变。对此我过去没有感觉到。她在特殊的情况下来看我,我才发现她 的友谊很不平凡,超越了时空和长期桎梏着我们心灵的社会世态的限制。 于是我忽然感到兴奋起来,好像病顿时有了起色,身上似乎也有些气力了。 我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也就真的和她话起旧来了。 在话旧之中许多旧的回忆又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我是1949 年冬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匆匆从英国回到祖国的,我从此就没有再见到过她。 因为这牵涉到“海外关系”,我也不便与她取得联系。事实上她却在逐步向中 国靠近——迁到香港来了。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于是1956 年的夏天她忽然间在 北京出现了。我是在郑振铎家里遇见她的。郑振铎曾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她是燕京 大学的学生,郑就是以校友的身分请她在家吃晚饭的,特邀请了夏衍和我作陪。 我真是喜出望外,她终于回到解放后的中国。从此她每年回来一次,我也每年 都见到她。我在国外参加一些国际文化活动,也不时见到她。她与我有许多共同的 文化界朋友,如巴基斯坦、印度、南斯拉夫、英国的作家。她虽然改变了国籍,但 她的心,她的灵魂仍留在中国,而且对中国的感情比什么时候都强烈——也许这是 因为中国已经获得了新生的缘故。她在灵魂深处一直是一个中国人,她的文化背景 也是中国。她盼望中国强大,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抗战时期她匆匆从比利时留学 回返中国,就是为了抗战。她知道中国老百姓的疾苦和屈辱。自从1956 年访问中 国后,她就放弃了写那些收入颇丰的爱情小说,而尽全力介绍中国人民在建设新国 家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斗争和所作的努力。对此有些国外的所谓中国通不无微言,说 她成了中国的宣传员。 宣传新中国有什么不好?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受的委屈太多了。好不容易 他们现在站了起来,洗掉了长达一百多年的耻辱。发奋图强,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这对人类也是一项重大的贡献!我支持她的这项努力。也许就是这一点,给我们 年轻时代所结成的友谊增添了新的意义。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她在长途飞行的劳累后, 还没有休息过来时就到这个普通病房来看我的缘故吧。 她坐在床旁,我们没有谈什么天下大事,仍然是话旧和一些身边的琐事。 她告别时,我当然无法起床送她。她也很理解,似乎一点也没有受到慢待的感 觉。她只是回过头来,说了一声:“我还要来看你!”我也只有向她摇摇手,意思 是说:“你这样忙,这样挤出时间来看我,已经使我非常感动了,不要再来吧!” 没有想到,在她离开北京的头一天下午,她又在我的病房里出现了。这次她单独来, 她的丈夫没有同来——大概是临行前夕,事情很忙。陪同她来的只有接待单位的杨 志敏同志,我感到非常难过:我这个无事干、躺在病床上百无聊赖的人,又白白地 浪费她忙碌的时间。但她却是兴致很高,谈笑风生,聊了一些我们在写作方面常常 出现的笨拙、甚至缺乏常识的败笔和笑话。 但她在谈笑的时候眼神却一直停在我的病容上,只是她没有接触到这方面的语 言。她是一个含蓄的人,正如她的文章一样,最后她坐到床上来,挨近我拍了一张 照。我穿着带条纹的病人衬衫,头发蓬松,面容枯槁,倒真像阎王爷即将要拖走的 一个囚犯。我真不敢想象,她回到瑞士,冲出这张照片,看时作何反响。过去几十 年中,我从没有以这种形象在她面前出现过。她离去以后有好半晌我感到惘然。 她回返瑞士,很快就来了一封信。信写得很简单——大概她很忙:“请给我写 一行字,说明你现在的病况(我在这里附了一个信封)。”这是与以往不同之点。 这附来的空信封上面她写好了她的地址。大概她估计我的病情也许恶化,动作困难, 我只须在一张随便什么纸条上写一行有关我的病况的字,装进信封就得了。这种苦 心,这种关注,实在感人。在这关注的下面她又加了两句话:“你是我最伟大的朋 友之一,忠实和诚恳。你作过一番很伟大的事业,而且你是一个杰出的富有创造性 的作家。”这种话她从来是不对我说的——她不是喜欢说这种应酬话的人。她在此 刻说这种话,正如我的老伴前些时在我的病情危急情况下对我所作的安慰一样: “你看你多幸福,你的儿女,你周围的人,你的朋友,对你是多么好!”这实际上 是在强颜欢笑下对我所作的挽歌,其用意是使我安心地告别这个世界,不须有什么 顾虑和遗憾。啊,好心的人!这种感情实在可以催人泪下。是否阎王爷也受到了感 动,让我仍留在人间,以便我现在能把这纷扰的人间中闪灼着的这丁点儿稀有的感 情记下来?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