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 西方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财富都要花本领、劳力和心计才能制造出来,只有两 种东西什么本领也不需要,那就是空气和水。水给我们提供许多可食的生物,还可 以载舟,无偿地把人和货物运向世界各地。陆上运输,单修公路和铁路就要付出很 大的代价。空气是一切动物和植物都不可缺少的“粮食”,没有它世界大概就不可 能存在了。这两样东西,过去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随便利用,不花一分钱。但现在 则不然了。江河湖泊和大海有许多已经被污染,凡有人住的地方,特别是在城市, 空气也被污染,造成许多奇怪的疾病。这是现代文明发展的结果。 大概没有人反对文明像现代这样飞速的发展。这发展是由人推动的。过去的许 多思想家和文艺家无不歌颂这些推动的人。我读到他们歌颂的文章的时候,也总是 深深受到感动。但造成水和空气的污染同样是人。再加之树木大量被砍伐,整个生 态失去平衡,地球正在走向末日。这是那些歌颂现代文明的学者和作家、诗人们所 没有能料到的事。我不是个复古主义者。但面临现代这个形势,不免有点“怀古” 起来。我的“怀古”就是我儿时所度过的故乡。 我儿时——也包括童年时代,在故乡所生活的空间,周围不过20 华里。 那是个丘陵地带。尽管那时农民的生活多么贫困——当然也有几家较富裕的大 户,但环境却非常宜人。我们的那个小村的后面就是一座小山,上面有许多古树。 它们据说从明代起就在那里生长,每棵两人合围都抱不过来。它们的枝叶交叉,形 成一大片自然天幕。夏天我们在那下面乘凉,不管天气多么炎热,我们都有清新之 感。大树的下边是一些灌木丛、野花和野果树。春天,每次夜雨后,我们早晨一打 开门,问山坡一望,处处都是盛开的野花,向我们微笑。 离我村两里地外有个乡镇。在两地中间有一个名叫“坟林”的远古树丛,占地 一亩有余。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坟”,而全是参天的老树。树之间密布着灌木林 和各种野花、药草。中间有条小路通向那个小镇。我每次到镇上经过它时总有一种 阴森的感觉。但林里却栖息着许多鸟禽——它们在这里也不知居住了多少世纪。只 有它们的歌声把这个阴森世界化为一个充满了幻想的小王国。我既喜爱钻进去玩, 但又怕遇见幽灵。我的大哥有次傍晚时经过它,看见一个裸体的小孩在灌木丛里玩 耍。他认为那是林里何首乌的精灵。 他吓得魂不附体,回家后躺了两个星期起不了床。但这个作为我村的屏障的 “坟林”却在我的脑子里孕育出许多幻想,至今仍在发生作用。 我十多岁时离开这个故乡后,几十年没有再见到它。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回去 过一次,但这一切都没有了。树木在大炼钢铁时被砍光了。大跃进时“坟林”改成 了稻田。鸟儿的歌声听不见了,花儿也销声匿迹了。这一切的消失都是为了一个 “现代化”的目的。但生态却失去了平衡,影响到“风调雨顺”和人们的生存环境。 那些推动“现代化”的人们忘记了大自然可能作出的反应。现在人类已经进入第三 次产业大革命,除微处理机、电脑、纤维光学和电讯、生物遗传工程和生物食品等 外,还有一个基本项目:生态平衡。“活到老,学到老”。我想,我们在满腔热情 推进“现代化”的同时,也应该让头脑冷静一下,了解作为“现代化”基础的信息 行情。贺年中的信息一年一度,在“元旦”快要到来的前一个月中,我们总要与亲 友交换些贺年片或新年与圣诞节共庆的卡片。我没有这个习惯,而且过去工作忙, 总把这件事忘了。我这一代人印象中的“新年”就是我们现在的“春节”。我真正 过这个新年是在儿时,那时热闹非凡,还能从长辈那里得到一些压岁钱。 这个节日我直到今天还忘记不了。现在的“新年”,与我小时在农村不同,没 有互访拜年,但却可以收到许多贺年片。收到时我这才知道又要换一年。 我因为没有寄贺年片的习惯,事后总要有选择地给一些朋友写封问候信,寒暄 几句过去一年的生活。今年我照例没有给朋友们寄贺年卡。本来三年前我正式离休, 再也谈不上什么工作忙,但不寄贺年片已成了习惯,我照旧不寄。 所幸我这次得了重感冒,找到了理由来辩护自己的偷懒。 倒是朋友们,特别海外的朋友们,照章办事,寄来不少圣诞节兼新年的贺卡。 他们的国家信奉上帝,圣诞节之热闹和欢乐,比我小时在农村过的新年有过之无不 及。他们有的很热情,除了祝贺新的一年外,还附来信。 其中有封信是一位丹麦女朋友寄来的。它意外地引起我的一些感慨。她叫苔娅· 莫尔克,是我早年在丹麦认识的。她原是个活跃的共产党人,左翼文化界中的一个 “突出人物”。她画画,作木刻,写小说,她的美术作品大都是以反帝、反霸和资 产阶级政治为内容,宣传鼓动性很强。最后她落实到写小说,成为一个专业作家。 她的作品被翻译成了许多欧洲国家的文字,获得了国际的重视,给丹麦带来一定的 声望。从80 年代起政府开始给她年金,以保证她安心写作。1988 年我应丹麦文 化部之邀,偕老伴前往访问。丹麦作家协会为我们在哥本哈根举行了一个欢迎的酒 会。她一进场就当着宾客们对我说:“你的夫人好漂亮!”作为一个东方妇女,而 且年已过花甲,脸上皱纹有好几条,她这种恭维,使我的老伴感到非常为难,不知 怎么应付好。她就是这样一个直来直往的女性。为了缓和空气,我只好当着那些愣 住了的宾客说:“苔娅是个红卫兵,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大家哄堂大笑,这才缓 和了当时尴尬的局面。这次她寄来的贺新年的短简,一开头就对我批评,不过语气 比较婉转——这大概是因为她已经进入了中年的缘故。这里不妨顺便提一笔:在西 方引用朋友信中的话是不合适的。但她是一个惯于“造反”的人,我这次打破常规, 想也不算失礼。信上开头的第一句话是: 6 月24 日,不折不扣的半年以前,你给我写了一封很好的关于你和你的境遇 的信——非常非常感谢你! 这句话既有批评,也有讽刺,但说来也奇怪,我却受到了感动,她居然把我去 年写给她的唯一一封信还没有忘掉,而且把日期还记得那么准确!事实上,我自己 早已把这件事忘得精光!接着就是关于她家的现状,这几句“家常话”打动了我的 心,使我回忆起一些往事。70 年代后期,“文革”结束不久,我再度访问了丹麦, 和她相聚,她带我去看了一般外国旅游者——也包括丹麦人——看不到的地方,其 中有一处是一批波西米亚型的艺术家和作家们居住的旧海军总部的地址。建立起他 们的“移民村”,村中还有旗杆,飘扬着作为他们“村”的标志的“村旗”。她在 那里有许多朋友,他们招待我在他们的“村”俱乐部接待室作客,敬我临时纸卷的、 大拇指那么粗的香烟。 她低声在我耳边说:“不要抽,那里面可能有海洛因。”她关切的私语,使我 深受感动。 那是我在哥本哈根最后一次见到她。那时她还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少妇。 现在八九年已经过去了,她正走向花甲。从她这次寄来的丹麦《尤宝晨报》1995 年11 月1 日发表的有关她们母女合写的长篇小说的评论的剪报上,我看到了她们 母女的近照。她的头发蓬松,虽然战斗气氛仍不减当年,但是风姿已经接近苍老了。 这幅照片也是我所能得到的有关她及其女儿的最新信息。我也真的想念她,也包括 她的三个孩子。三年前我害了一场致命的大病,现仍在疗养,不敢远行,今后见到 她和她的儿女的机会恐怕不会有了——除非他们来中国旅游。人生真有意思,虽然 我已进入暮年,但苔娅这封贺年信却在我脑海中掀起的一些与这海外数万里之遥的 一家的回忆,读后自然有点感伤,但心中却油然产生出一种新春的活力。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