倥偬生活中的小插曲 6 月又到了。在北方这正是农忙的麦收季节。但我却坐在家里,吃完晚饭,捧 着一杯茶,在电视《新闻联播》的节目面前舒舒坦坦地看各地农民抢收麦子。我说 “舒舒坦坦地”,是从电视上的镜头而联想起的一种感觉。六月间雨多,收麦子要 抢时间,不然碰到一场阵雨,麦子发了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就要糟蹋了。我看到 农民忙得满身大汗,同时又心急如焚,我心里开始感到不安起来,因为我是过来人, 能够想象得出他们的心情。现在我已年过八旬,离休了,还闹过一场大病,正在养 病,大概再也不会参加麦子抢收了。但关于麦子抢收的回忆,却涌上心来。 那是30 年前的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没有多久。我已年过 半百,白发苍苍。那时“群情振奋”,革命的气氛轰轰烈烈。我所领导的那个部门 里一些由我培养过的编辑和翻译们,一夜之间,成了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闹起革命 来。我也决心随大流,跟在他们后面“学习”。有一天我所属的那个机构的走廊上 贴出一张覆满了半面墙的布告,通知大家到展览馆剧场去参加一个批判大会。我想 我也应该去接受教育。下午我按时去了。会场里人声嘈杂,满满一堂,一千余人。 我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空位,不声不响地坐下来。但不到十分钟,我 精心培养了数年的一位年轻编辑走了过来,他一反常态,厉声地对我说:“滚出去!” 他摇身一变,已经成了一个革命派头头。我看了这个架势,知道不“滚出去”会有 更难堪的场面出现,我乖乖地走出了会场,但是没有灰溜溜地低着头。我昂起头, 东张西望,想看个究竟。迎面开来了一辆卡车,从上面拖下来了几个人。在这几个 人中有一名我看得比较清楚,因为他个子高,但骨瘦如柴,很吸引人的注意。我立 刻认出来了。他就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也是我业务上的一名领导邵荃麟。 我常常与他见面,有时还到他家开会。 他平时是靠打补药针维持工作能力的。看来他这次是被批判的主要对象。我马 上就联想到,他在台上站一个下午,由“革命群众”指手画脚地对他批斗,他如何 支持得了?正当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被推进了会场,我只好趁机赶快走 开。这时我却主动地低下了头,我感到很难过,心情沉重。 自从那天起,我正式“靠边站”,而且被划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 第二天“革命群众”——事实上是我的部下——为我开了一个专场的批斗会, 给我戴一顶正式帽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加“党外走资派”——因为我虽然没 有入党,但我是部门业务的绝对领导,而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是指向“党内走资派”, 既然要批斗我,就必须名正言顺,加上“走资派”的领导头衔。 但不能说“党内”,只好加个“党外”的定语。这是革命群众的天才创造,我 也就这样正式被“专政”。 但我没有被下放到外地的农村去改造思想,因为我所主管的是一个对外的文学 刊物,用英、法文编辑出版,对象是海外的洋读者。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按国 家的规定,没有停办。我从它一创办起就一直是它的定稿人和清样的终审者。这是 一种外语的专业活,而且是一种高层次的外语专业活,因为这是个文学期刊,文字 水平必须有点“文采”。所以我的被专政就打破了一点常规:刊物每期的清样必须 仍由我看过,才能送印刷厂上机器。这样,我的被专政和劳动改造只有在机关里进 行。但我每年得下乡去劳动一次,那就是六月间在本机关“革命群众”的监督下, 去京郊农村抢收麦子。 我是属于“牛鬼蛇神”的这个范畴的人物,抢收麦子就与农村和城市去的“革 命”群众不同了。干活我得打头阵,由两名青年的革命同志在旁监工——当然他们 也劳动,只不过自然、松快得多。除了小便不得不短暂离开场地外,稍一懈怠就要 受到申斥:“资产阶级投机取巧的劣根性又发作了!”我马上得调动体内所有精力, 作出竭诚决心改造思想的劳动表现。我什么都干:割麦子,晾麦子,打麦子,背麦 秸上垛,等等——那时还没有联合收割机,一切都是用手操作。我当然愉快地接受 这种方式的思想改造——不过这里面有些装假。我终于每次都顶过去了。幸好我先 天性的血压低,没有出过生理上的事故。至于“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我倒有些收获。 “革命派”对我不时的申斥,再加之偶尔飞到脸上的一掴巴掌,启发了我许多 思路,发现许多人生问题——中外许多大哲学家不曾提到、甚至也不曾想到过的一 些问题。即在响当当的“革命词句”下所引发出的“人的尊严”问题。“人”究竟 有没有“尊严”?这个问题使我苦恼。但转念一想,既是“牛鬼蛇神”,也就谈不 上什么“人”的“尊严”了。作为“低等动物”,自己事实上“狗屁不值”!这个 结论在脑海中一闪现,苦恼也就不成立了。 这不是“阿Q 精神”。阿Q 挨了打,还有一种精神胜利法:“儿子打老子”。 我连这种想法都没有了。倒是中国的传统哲学——“既来之,则安之”多少在 我的情绪上起了镇定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每天在下工后,我在“专政队”的押解下回到村子里来吃饭时, 村里的顽童们就站在路旁看热闹,就对我喊:“老白毛!老白毛!”“白毛!”指 的是我头发。村里也有白发老人,但这些小家伙心目中所想的却是我这副狼狈、倒 霉、罪犯相。事情既然如此,我觉得心里也不应有什么波动。我拖着我那已经有些 酸软的腿,旁若无人地走进村子,抓紧时间吃点什么,因为晚饭后我还得调动我剩 下的一点精力干夜活——抢收。 到了午夜,一天的活总算告一段落了。回到村里再没有孩子们观赏我。 这时我已经累得什么也不想了。我们一般是五六个人睡一间农民腾出的家里小 房,“革命派”和“牛鬼蛇神”,只好混杂在一起睡。我是我那个小房里的唯一 “反动派”。虽然大家平时在一起工作,商量工作,但现在形势变了,关系也变了, 我们什么话也没有说的,只是暂时和平相处,没有申斥——大概他们也累得够呛, 革命的“义愤”也暂时消退了。我也不声不响地在一个角落里躺下来。这里当然没 有床,只是在地上铺一条毯子,我同样也因为累,一躺下就呼呼地睡过去了。我的 罪犯感也同样消退了,一觉睡到天亮,又开始下地“抢收”。 这样的麦收过程一般持续三到四个星期,在“文革”时期每个夏天都是如此, 我都被押解去参加。只有到了“文革”中期,“革命派”的朋友们为了争夺单位的 领导权——他们真以为爬到领导地位就可以坐江山了!打起派仗来,自己也不再下 乡去支援农民“抢收”了。我也就被扔到一边。甚至平时申斥我的人也投入夺权的 战斗,不再理我,晚上我也可以回家了。我这才算松了一口气,但不无遗憾:几年 的宝贵光阴白白地流失了。在感到惋惜之余,我便对我的生活安排私自另起炉灶。 “革命派”的派仗越打越酣,甚至到闹出人命的地步。他们没有工夫再来抄我的家 或检查我的住房。多年来第一次我享受到了“清闲”——当然只有在晚间——白天 仍得干打扫厕所和办公室的卫生工作。我便利用此时间开始写起我多年想写而因为 当了“领导干部”无机会写的长篇小说来。从1974 年下半年开始,我每晚回到家 来,猫在我那睡房兼书房里,由我的老伴放哨,开始干起“人类灵魂工程师”工作 来。 每晚我可以偷偷写两千字到三千字,到1976 年“文革”结束时,我的《土地 》三部曲已经初具雏形了,约一百万来字。 我在这次伟大的运动中,平心而论,表现平平,只有这三部长篇算是我可以留 下来的唯一纪念。但它们是成绩,还是罪过的见证?——因为我没有认真地在“灵 魂深处闹革命”,而钻了“文革”的空子,干起私活来,我不敢定论。但“文革” 这种整人的方式和艺术,确是前无古人,但愿后无来者。 它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创造,大发明。我能躬逢其盛,亲身尝了它的味道,可以 说是不虚此生,而“舒舒坦坦”地坐在电视机前回味这一场荒唐而又残酷、但实质 上可笑而又可怜的闹剧,我甚至还从中感到一种哭笑不得的情趣。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