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的邻居们 1949 年冬天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国外住了六年后赶回来的,因为新中国 成立了。从香港与我乘同一条船赶回来的还有从美国归来的老舍。我们在天津上岸, 一到北京就住下来了。我被安排在一个文化机关做外语(外事)工作。因为工作技 术性强,不容易换人,此后就没有动了,光阴过得快,在北京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 够“稳定”的了。 我住在一个小胡同里,住屋是一个老式的旧平房。那时北京居民只有一百来万, 房子好找。但逐渐住房紧张起来,我总算有了个落脚地。也就不再变动了。从50 年代初期起,我一直在这个老胡同里住到最近。我迁到一个新式单元。这里有管道 煤气,冬天还有暖气,我们不必搬蜂窝砖取暖——我早已年过七旬,也搬不动了。 我住了数十年的那个胡同还没有变。但有时我回到那里去。儿孙已经在那里住满, 夏天我有时和老伴回去住个把月,享受我们在那个院子里几十年前栽培的几棵果树 和一些花木,这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享受最大的当然是与胡同一些老住户的“重逢”。他们绝大部分是老北京人, 有的在胡同住了好几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与北京同样古老,虽然在语言 中他们也用一些解放后出现的新名词——这些新名词他们究竟懂得多少,我一直打 个问号。他们之中几个极少数的“殷实户”一解放就迁走了,去向不明,成为老住 户闲谈的资料。剩下的基本上是清一色具有胡同特点的人。所谓他们的“特点”, 当然只是就他们的职业而言。他们大都是修自行车的,剃头的、炸油饼的,做成衣 的、推车卖小孩吃的糖果的,等等,他们的活动都不在胡同里,而在邻近的大街小 巷。只有到了晚间他们才回到胡同里来。白天只有家庭妇女和小孩留在胡同里。在 这方面,胡同还保留“古风”:男人出外挣钱,女人留在屋里做家务养小孩。相好 的妇女们有空就凑到一起。聊些市井新闻,有时也相互帮助干些杂活。男人也是一 样,只不过大都在晚上。他们聊起天时抽烟,喝廉价香片茶,聚集的房间里总是烟 雾迷漫,我偶尔参与,总要呛几口。 但随着时间推移,这逐渐成了历史,因为这些老住户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由 于某些说不清的原因,有些迁走了。其余的,不是老了,拄着拐仗站在门口发呆, 或卧床不起,有的就干脆见上帝去了。我的“寿大”,仍然在消耗粮食,无形中成 了胡同生活中一个见证人,虽然我是来自外地。一个外地人成为一条北京老胡同的 “元老”,有个过程,这个过程有酸甜,也有苦辣。 我和我的老伴——当初我们还是年轻人——最初搬进胡同来时,大家对我们总 是“另眼相看”,摸不透我们的来历,保持一定的距离。每天早上我去上班时,常 常有人站在门口看我的背影,指手划脚,议论几句。我下班回来时也是如此。显然 他们对我这个人物怀有一定的好奇心,可能还有某些疑虑。他们听说我留过洋,解 放前为什么要赶回来?他们听说——也确实知道,“有身份”的人在解放前夕大都 逃往国外或者逃向香港或台湾。在表面上看,我又似乎像个“有身份”的人,因为 我的行动举止与老北京人有些不一样。 不一样的标志之一是解放初期单位为了照顾处级以上干部,弄来一点青色粗呢, 以优惠价给每人做了一套干部服。我也获得了一套。虽然日常我不大穿它。但星期 天或节日与老伴——当时叫“爱人”——一同出去看朋友,我总换上它。我走过胡 同时,站在门口的老人或妇人总是要侧目而视,推测我们的身份。当时穿上呢制服 的一般为“高干”,既然是“高干”,我每天上下班为什么老蹬一辆旧自行车,而 没有坐汽车,像别的“首长”一样? 街道“积极分子”当然经常与派出所通气。可能他们知道我是“干部”,但怎 样的干部?我的档案不在派出所,他们也闹不清楚。他们心中自然怀有种种疑虑。 证据之一是春节三十日晚上,街道“积极分子”总要敲门进来查房,理由是“防火”,保 证居户安全,他们要检查各个角落,有什么疏于防范的地方。我们懂得,他们是想 观察看我家是否藏有身份不明的人,构成治安的隐患。对这种苦心,我从无反感。 但我们心里免不了要得出一个结论: 我们不该住“独门独院”。 但招人进来住?腾出一房间我们可以做得到。但我是个脑力劳动者,业余总喜 欢爬格子。解放前由于生活动荡,从来没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 现在好不容易弄到个“独门独院”,要破坏它安静的环境,心有所不甘。多方 考虑的结果,我还是决定顶住邻居们的猜疑,维持原状。但既住在胡同里,总应该 把自己溶进胡同生活中去。终于,为生活的需要所推动,我与邻居们的关系逐渐在 无形中“解冻”了。 有好长一段时间,像我这样一个从海外回来的外语干部总是特别忙。资产阶级 思想严重,又需要改造;所作的工作又是对外,政治上要求高。抓业务,政治学习, 清理自己的思想等等,每天弄得我忙碌不堪。有些生活中的小事也无时间应付。如 理发和修理自行车。上理发馆往往一等就是一个多钟头。修自行车如果气门芯坏了, 那倒好办,在修自行车的门口等十来分钟就解决了。但如果要换零件或内胎破了, 则必须把车子留在修车铺,上班这就成问题了。 时间支配不过来的时候,我只好去找胡同里的剃头师傅。那是个个体户,随时 服务,即使在晚上也行。那位修自行车的邻居也是如此。一般我就是晚上向他们登 门求援的。他们从不拒绝,有时还给我泡一杯热茶。晚间时间比较充裕,我一面品 茶,一面让他们在我的头上或自行车上加工,其间自然要聊天。有时他们高朋满座, 话题的接触面还非常广,从国家大事到小孩捣蛋、不听话等等,几乎无所不谈。这 样,我们渐渐成了朋友。他们认为我态度随和,不像“首长”。于是一传十、十传 百,胡同里的老人和妇女也逐渐对我们有所了解,表示亲热。 这种关系的改变和感情的沟通,又逐渐从精神到物质,产生了实际效益。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单位的“造反派”到我的那个平房来抄家。他们携带了一 大脸盆浆糊和好几卷红红绿绿的“打倒反动权威”和“党外走资派”之类的标语, 把我那个“寒舍”的墙上装点得五光十色,然后大按门铃,把周围的邻居们都惊动 了。他们男女老少都涌过来看这些“革命者”抄家,但他们无一人参与,只是看热 闹,当然更没有人来打我们,我全身无恙地度过了难关。 第二天清晨,奇迹出现了:墙上的那些红绿的标语被撕得粉碎,废纸复满墙根。 第二天,造反的朋友们大概因头一次的行动收获不大,又再度来光临。这次的场面 比较冷清,邻居们都不来看。“造反派”的朋友们收集了四、五大包罪证,在我的 书房门上贴了封条,扬长而去。我和家人这次比较更为镇定,我直了直腰,还有足 够的心情去检查了一下我书架被抄走的外文书。 我发现我过去在巴黎和伦敦旧书店所收集得来的几本西方中世纪的“鸳鸯蝴蝶” 式的小说不见了。抄家者不愧是懂外文的行家,在当时革命热烈气氛中,还不忘带 走这类感伤性的作品——也许私自留下来自己欣赏。 在这两次突然事件后,邻居们似乎对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他(她)们见 到我时开始打招呼,他们的声调是真诚和善意的,有时还请我到他们家去坐坐。我 也受到感动,晚间有空时也真的去拜访他们。可以想象我与他们的共同语言不多, 市井新闻也有限,谈一阵子也就冷场了,但他们的孩子却很吸引人。他们有的坐在 炕上,有的偎在奶奶的怀里,穿着由哥哥或姐姐长大后不再合身的旧衣服或打算穿 两、三年的,尺寸做得特大的新衣,静听大人们的聊天,一副土里土气,典型老北 京小孩的样子,煞是可爱。光望着他们的那副样儿,也是一种享受,可以使人忘记 一天的疲劳或在机关里所感受到的某些委屈。 我和这些孩子们见面的次数多了,年龄的隔阂也就淡漠了。有时我拜访他们的 父母或爷爷奶奶的时候,他们也偎到我身边来,听我们聊天。白天他们在外面玩时, 一见到了我,也偎过来,像亲人一样,我也只好排除一切其他的事儿,和他们在一 起逗一阵子。我们“交谈”的话题当然有限得很。但另外一种语言却把我们联系在 一起,那就是讲故事,无宁说是讲童话——安徒生的童话。晚饭后他们有时钻到我 的住处来,听我讲故事。夏日天气长,吃完晚饭后他们在胡同里玩,见到我也要我 给他们“讲个故事”。 孩子中有的听得相当认真,因为他们发问,甚至还动感情。比如在安徒生的童 话《海的女儿》中,小人鱼因她热爱的王子最终与另一个女子结了婚,她想获得一 个人的灵魂的理想落了空。她的祖母对她转达巫婆的忠告:如果在王子新婚之夜用 尖刀刺死他,让他的血溅在她身上,她仍可回到海底,度过她三百年的海底愉快岁 月。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把尖刀扔进海里,自己变成了泡沫。 听到这里的时候,一个叫做蚱蜢的孩子就大声喊“刺死他!刺死他!”另一个 叫做泥鳅的小家伙也随声附和,说:“王子不是个好东西,该死在小人鱼的刀下!” 看来他们进入故事情节中去了,似乎有艺术家的气质和感情。 我不由对他们感兴趣起来,特别是他们的名字——事实是他们的外号,由胡同 别的孩子免费送给他们,而他们也就以这外号在胡同里驰名,甚至在附近一带也享 有声誉。这两个别具特色的外号是怎么来的呢?经过多方了解,我终于得知原委: 蚱蜢跳的本领高,要想捉住它,它一跳就钻进草里不见了。 泥鳅具有与蚱蜢异曲同工的本领。它一溜进泥里就失踪了。由于这两个别号代 表了他们两个人性格的特点,我也开始对他们感到不同一般的兴趣起来。 他们在同一个街道小学里读书。据说他们老是在课堂里坐不住。有的同学说他 们的屁股长了刺,有的说他们嫌老师讲的课枯燥,听不进。所以只要老师一不注意 他们就不见了,到下课个把钟头前才偷偷地溜进来。他们跑出去干些什么,谁也说 不清楚。他们自己也对此绝对保密。有的人看见蚱蜢坐在一个街道修鞋的老头旁边, 不声不响,观察他修鞋的技术和各种动作,另有人看见泥鳅在菜市场帮助一个卖菜 的妇女推车子。他们对什么都感兴趣,只有读书例外。 我经过打听,得知蚱蜢的爸爸是摇煤球的。他每天的活干不完,没有时间管教 他——也无从管教他,因为他本人忙,又是个文盲,只好认为儿子非读书的材料, 让他去,只要不在街上打架、闹事,晚上按时回家睡觉就得了。 至于泥鳅,他爸是个拉板子车的。他倒要管教儿子,想把自己的行当传授给他, 把他介绍给一个捡破烂的老妇人,作为推那辆装破烂的手车的助手。老妇人也乐意。 她每天的收入还不错,有了他的帮忙,她可以多跑几条街,捡更多的破烂。那个小 手推车不够用,她便买了两个大篓子,额外购一辆小板车,让他跟在后面蹬着,他 们合作得很好。老妇人把每天的收入分五之一给他,他有钱买零食吃,干脆不上学。 这桩活他干了近一年,他开始感到腻。他的年龄也大了些,对零食也失去了兴 趣。他觉得天天蹬一辆小板子车,跟在一个不大讲话的老妪后面,太单调,“没劲”。 于是他自由行动了,单独去打零工,为些熟识的小铺搬运杂物,钱挣得多些。 和这两位各具特色的人物,我几乎天天见面,见面也打招呼,还很亲热。 对他们所干的营生,我也感到关注,偶尔在一起也聊些他们的生活见闻。逐渐 我发现他们懂得的事情不少,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前途来。他们连小学都没有毕业, 中学更谈不上,而他们的父母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劳动人,没有什么有影响的社会 关系,谈何前途? 我也为他们感到不安起来。最使我不安的是,蚱蜢开始有了个女朋友。 他们不时在胡同口肩并肩地出现。我下班骑自行车回家时,他们在胡同口看见 我,总要站住亲热地喊一声“大叔,您好!”我不由得不关心他们。我从侧面了解 到,这位女友就是蚱蜢熟识的那位修鞋匠的“丫头”。无独有偶。 不久我又发现泥鳅也找到了一个“对象”。他和他的女友见到我时也与蚱蜢一 样喊我“大叔,您好!”很快我得知这位“女友”就是泥鳅平时帮助为之推车的那 个卖菜人的女儿。如果他们两对真的在“恋爱”,那倒真是门当户对的好姻缘。我 应该祝福他们。 但是,嗨!他们既没有学得一行足以谋生的技术,又没有任何遗产,一旦他们 成亲,将靠什么吃饭?喝西北风?但很快我发现我的忧虑是杞人忧天,蚱蜢不知从 哪里弄得了一个类似警亭、一米见方的木亭子。他在里面安装了几个格子,摆出了 一些香烟、肥皂、火柴、面包、糖果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日用品,在胡同口开起一个 小铺来。他与他的女朋友在铺子开张前两天就正式结了婚。这个亭子铺的本钱就是 新娘的一个当裁缝的叔叔借给他们的。 蚱蜢的生活就这样翻开了新的一页,下决心把跳来跳去的习气改掉了,每次在 亭子里一坐就是三、四个钟头,与爱人轮流卖货。不到半年工夫,这个亭铺子就开 始有了一个小电冰箱、一个小电炉和一个小电风扇。他们俩不论春夏秋冬可安然地 坐在那里面当起老板和老板娘来! 光阴过得很快,晃眼之间三个年头逝去了,蚱蜢成了父亲,老板娘也成了颇有 一点积蓄的主妇。胡同里的居民只好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们是胡同里的“人物”。 他也不负众望,开始“创办事业”起来。他关了亭子铺,在离市中心不远的一条热 闹街上开了一个家庭快餐店。不用说,他的生意很好,他自己也改变了面貌,穿上 西装和皮鞋了,而且还获得了一个尊称:“陈老板”。 不用说,蚱蜢的发家大大地刺激了胡同的住户。有的家庭把屋子当胡同的那面 墙开一个大窗子,隔出一间小房,粉刷一新,摆上几个货架。陈列一些家庭日用品 和诸如啤酒、汽水及冰淇淋之类的凉食,方便胡同群众和过往的行人,节省了他们 应当到百货公司去的时间,生意也就从而兴隆起来。这条胡同很长,不到半年时间 就先后出现了这样的三个家庭店。它们之间自然有些竞争,但因为这条胡同长,彼 此之间隔有一段距离,因此也就没有影响各自的利润,胡同的面貌也因之改观了: 有生气! 我住的那条胡同就这样起了不知不觉的新变化。但变化最大的还是人,特别是 妇女。她们不再关在家里了,她们男人出去干自己的活,她们也在家里挣钱! 看来这个胡同的居民中只有泥鳅落后了。他已经成了一个发育齐全的年轻人, 但面孔却有些黄瘦——营养不良的表征,因为他没有办法弄到一点本钱步蚱蜢那样 的后尘。但他受到了刺激。他也开始想办法,因为他有了一个女朋友,而且似乎感 情还很好,迟早得解决终生大事的问题。他心里不得不盘算“生路”。果然不错, 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当我在经过一个集贸小市场的时候,我发现他正襟危坐在一 个小凳子上,面前摊着一块白布,上面摆了好几个玻璃瓶,里面装着一些土药丸, 还有一些盛着酒泡的蝎子,盐腌鹌鹑蛋等等。看来他成了一个药物行家,兼为人治 病。我已经猜测到,他在伪装成为一名怀有“祖传秘方”的郎中。为了怕他见到我 感到腼腆,我故意在他背后绕行,不让他察觉。但我对他的这种行径感到好奇,也 关心他,是否能从这次活动中得到一点收益。我好几次偷偷地到市场上去窥看他。 很失望,我一次也没见到有人向他问津。再隔了一段时间,他全然在市场上消失了! 但意外的事也偶尔出现,他又有了一个挣钱的机会。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我走出胡同向菜市场去买小菜时发现的。我忽然看见一个穿一身整洁白大褂的青年 人从胡同以疾行的步子走出来。他手里提着一个竹凳子,径直向菜市场奔去。此人 的神态好像看上去很像泥鳅。我静静地望了一会儿他的背影。为一种好奇心所驱使, 我暂时放弃买菜,跟上去。穿白大褂的人果然是泥鳅。他在市场一个角落里放下他 手提的凳子,站在一棵大树下:于是有一个佝偻的老妇人拄着一根拐棍走了过来。 他们交谈了几句话后,老妇女便在那个竹笼凳上坐下。他开始在她身上按摩起来。 这次我不回避他了。我走过去,站在他的后侧边。他是那么聚精会神地执行他 的业务,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我。他的手脚灵活,在老妇人全身上施展他的按摩本领。 他从老妇人的前额上开始,然后转到她的双肩,接着捶她的背,拉拉她的手臂,然 后在她腰部直到她的膝盖上捏了一阵子。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有节奏,所用的气力刚 柔并施,老妇人似乎感到很舒坦。他这样按摩了约半个小时,就垂下手,似乎有点 疲劳的样子。 “怎么样,老奶奶?”他问。 “筋骨不怎么痛了,”老妇人说,“全身比昨夜上床时松快得多!”“血液流 通了呀,”泥鳅说。“一个疗程十次,两个疗程后,我保管你恢复正常。”“谢谢 你”,老妇人说,“明天我再来。”于是她掏出一张十元的人民币,交给泥鳅后, 便拄着拐仗蹒跚地离去了。 泥鳅把票子揣进腰包,这才注意到我的存在。 “哎呀!在您老面前丢丑,”他惊叫了一声,脸色微微有点发红。 “我佩服你,泥鳅!”我以诚恳、钦羡的口吻说,力图解除他的尴尬感。 “你现在是个按摩大夫了,了不起!”对这后半句恭维的话,没有想到,他的 眉头忽然皱起来,有不悦的表情。 我望着他,感到迷惑,再找不到别的话说。还是他打破沉寂,缓和了这个局面。 “我现在不是泥鳅了,”他说。“我有一个正式名字了。”“对,应该有个称 号,”我连忙歉意地说,“我该怎么称呼你?”“跟大家一样,李大夫,”他简洁 地说。 “对,对,对!”我说,“李大夫。请问,你这套医术,哪里学来的? 我看你的动作非常熟练!”“从一个盲人按摩大师学来的——他的祖传医术。” 他以不无骄傲的口气说。“我早就认识他,常常到他家里去替他干些零活。他喜欢 我,一定要把他的医术传给我。后来他被吸收到盲人按摩门诊部当大夫。他把我作 为他的徒弟带去当见习。说不定某一天我也要进一个正式医院当按摩大夫哩。那就 真正是‘为人民服务’,我也安心了。但医术得过关。现在我就在这个菜市场实习, 练本领呗!”“嗨,我真没有想到,你有这样的能耐,”我用赞叹的口吻说,“泥 鳅——呵,不!——李大夫,我过去把你低估了,我现在要向你检讨我的无知,请 原谅!”说完我就向他告辞了,因为这天九点钟,有个朋友相约,要来见我,我得 赶快回家。但当我正要挪开步子的时候,我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我回过头去问: “你那位女朋友呢?好一阵子没有见到她了。”“她在忙着收拾我爸爸腾给我 的那间破屋子。她是爱干净的人,也爱面子。她要把它整理成与我的身份相称的住 处。”“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我们快要成亲了,”他提高声音,语调 中不无骄傲的调子。 “我的老爸爸想要抱孙子,把他住的那间小房腾给我办喜事,自己和另外一个 蹬松子车的老光棍凑到一起住。嗨,老人的想法!”“恭喜你!”我说,就与他分 手了。 在回家的路上,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慨从我的心里升上来:他和蚱蜢,不管多么 调皮和搞自由主义,终于还是回到胡同居民的传统中来,成家立业,生男育女,使 北京式的生活一代一代地绵延下去……但是能绵延多久?旁边一条大街上奔驰的汽 车及远处耸入高空的十多层的单元楼房忽然打断了我的思路。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