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写匠”的哲学 小时我生活在故乡农村。新年,也就是现在的春节,是一年中最充满了喜悦的 日子,标志着春已回大地好几天了。“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是村中的父老在大 家欢庆新年时常常提醒我们的一句话。这句话我小时在这个节日听过不知多少次, 后来我开始懂得一点事,才知道这句话意味着新年一过,一年的劳动就得立即开始。 失去了春天的机遇,不做好春种,秋收也就要落空了,大家就得喝西北风。这是农 业社会中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它意味着新年一过就得计划一年的劳动,并且立即付 诸实施。 这种计划性逐渐形成一个传统,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新年一到, 国家要作出一年的新计划,企业、文化等机构也要作出一年的规划。 个人也不例外。在文艺界,作家和艺术家也差不多都要计划个人在新的一年中 的工作打算——即使没有打算,也有人敦促他或她去思考,如刊物编辑就会约请你 写一点什么“新年漫笔”或“新年展望”之类的文章,告诉读者在新的一年中你有 什么计划。我也接过类似的约稿要求,但我却一篇也没有写过——也写不出来。 原因是我个人的工作无法预先计划。我1949 年秋从海外回来,人民政府刚刚 开始办公,我立即成了国家的外语干部,每天上班下班,主要精力和时间都镶入本 单位的年度计划中去了。我个人的“事业”,即写作和翻译,只有在业余去搞。建 国伊始,工作繁忙,业余的时间要用来学政治,把在资本主义国家多年习惯了的生 活方式和思想方法逐步调整过来,以适应新的环境和要求,还谈什么业余写作?一 晃许多年过去了,我与笔杆子主动地绝了缘——附带提一笔,做外语工作,也不需 用笔,而用打字机,现在则利用电脑。 眼看许多作家——大都比我年轻——从事专业创作,除了偶尔到外地去参观旅 游和体验生活外,思考、写作和推敲文字,时间有的是,我当然也感到手痒,心情 也不免烦躁起来。1938 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我在武汉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 任厅长)做外事工作时,我的上级阳翰笙(当时三厅的秘书长)有一次见到我,问 起我的近况,我谈起了我的苦闷。他很同情,特别打了一个报告给当时主管文艺工 作的周扬,希望他能“解放”我搞文学创作。我现在还记得周扬作了这样的批示: “叶君健同志现时的工作做得很有成绩,应该鼓励他继续做下去。”服从组织,我 没有话说了。 我在国外一直用英文创作,一回到国内,听从组织安排,就不得不把这项“事 业”全部地放弃了。我可以用我的母语创作,也更自如,只是没有时间。服从归服 从,但我内心的苦闷可一直无法解除。经过长时期的思考,我最后想出一个办法— —后来上升成为“理论”,以指导我搞文学创作。这个“理论”归纳为四个字:见 缝插针。一年有五十多个星期天,还有春节4 天假,再加国庆、新年、五一等节日, 可用于写作的时间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利用这些“缝”得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必须 把“针”插进去,一坐下来就能提笔写作品,不然时间就滑过去了,一无所得。 所以要取得见缝插针的实际效应,还得打破一般创作的程式,另找方法。 什么酝酿,什么灵感,只好推到一边。当然,也不能说创作不需要酝酿和灵感。 当然需要。但这种准备阶段得随时随地见机行事。比如上厕所,蹲它半个钟头,就 是“机”之一。坐电车是另外一种“机”——而且是一种很好的“机”,因为街道 上人来人往,景象万千,还有车里的吵架,商店的招牌、广告以及名人为招牌的题 字等等,都有启发性,可以引来灵感。但一在书桌旁坐下来就得动笔,不能犹豫。 时间就是金子,如果写下来的文句有独到之处,还可以传之后世,那么一字比“千 金”还要贵! 但提笔写本身是枯燥的,在这枯燥之中要写出有感情和动人的字句那就需要严 格的训练了。京剧名演员在舞台上的每一个动作,一笑一颦,都动人,但他或她在 接受科班训练时,却是成年累月地枯燥寡味,谈不上什么灵感。 我的这种见缝插针的理论也就是植根于枯燥寡味四个字中。我写作时从没有、 也不可能靠灵感行事。也从没有过在灵感的诱发下,凭冲动下笔千言的经验。我只 是作为一个“写匠”或手艺人来搞创作,一坐下就写,因而创作在我说来是一行手 艺——而且是业余耍的手艺,一拿起笔——也就是手艺人的工具——就干活。“文 化大革命”后期,“革命群众”对我的“专政”放松了。我便见缝插针,开始写了 两个三部曲,即《土地》和《寂静的群山》——后一个三部曲的第一部《山村》是 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英国用英文写的,在西方各国出版,后来由我译成中 文。它们就是这个见缝插针理论的实践的成品。但这个“理论”只能在我这个“写 匠”身上行之有效,对正规的作家说来可能就要贻笑大方了!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