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 过去一年我一直在养病——现在仍在养病。因为再没有什么任务需要完成,相 对来说,时间比较宽裕,我也就写起一些随笔和杂文之类的东西来。 我意外地发现,我的笔尖比以前松快,行文也比较流利,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竟 写了不下七十篇短文。文字需要改动的地方不多——当然这是根据自己的水平。可 能这是因为一生总在断断续续的摇笔杆,“熟能生巧”,运用文字的手艺也比较纯 熟了。我写外文也是这样,现在不因为我所需要的某些词汇不听调遣而暂时不得不 停笔,把它们从脑子里搜寻出来。 这不由使我回忆起许多往事。我十六七岁开始写短文,想说的东西总是一大堆。 但写完后,看一遍,就感到泄气了:拉拉杂杂,不象“文章”,倒类似无头无脑的 流水帐。我那时正在学外文,自选一些文学作品作补充读物,我读了屠格涅夫的散 文诗,英文本,名Poems in Prose。我总不免惊奇:它们是那么简短,每篇百把字, 但意境都很深,感情也很浓,还有耐人寻味的哲理。我怎么不会那么用词?怎么没 有那么高深而简洁的手笔?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眼高手低。但有什么办法? 后来我写较长的东西,如小说、记叙文和说理文。每完成一篇我同样感到文字 “罗嗦”,不需要的词和句子多。我得重写。于是“重写”就成了我早年写作的常 规。有的文章我得重写两次才敢拿出去。我搞翻译也是这样。 原文,特别是名著,都有完整的结构和语言。但当我把它们转化成为中文时, 罗嗦和松散的情况又出现了。我又得复写译文,使思路和语言“规范化”起来。这 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我大学毕业若干年以后。 我曾在日本东京呆了一年。在那里我认识了许多文化人,特别是世界语者—— 他们大都是翻译家。我那时只能读日文,不能讲。世界语就成为了我与朋友们交往 的媒介。这是一种人造语言,没有民族语言中那么多的习惯用法。我的思想得先在 脑子里按照世界语的规范翻译成句子,然后讲出来——事实上我写和讲英文最初也 是这样。久了,“规范化”就在脑中成了一种习惯势力。这就使我运用语言的程序 成为:思想——规范——语言的表达。这种习惯甚至后来也影响我的中文写作。我 没有从师叶圣陶,但我的作文却无形地沿着他的道路前进。 后来我去了剑桥大学,在英王学院研究英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业余”用英文 写些短长篇小说,也不时为报刊写些书评。英语不是我的母语。我用它作文时思想 也得先在脑子里经过一次“规范化”的过滤。我的作品都得到了发表。我对使用英 文的自信心自然也加强了。但自信心应该达到什么程度,我有一次作了检验。我把 我在英国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送给大学一位教英国文学的女讲师看,请她检查一 下我写的英文。她也就真地“检查”了,挑出一些用词不当、意思重复——因而导 致句子呆板和语法错误。我大吃一惊。 这部作品居然能在英国出版而且还得到了好评! 我对她坦白地表示我的惊愕。 “这没有什么奇怪。”她说。“艺术表现手法所创造出的气氛、意境和感觉有 时可以掩盖文字上的瑕疵。但一个作家,特别像你这样在剑桥受过教育的作家,应 该说是个文化人吧?文化人写的文字自然应该有文化,思路清晰,用词精确,风格 简约。半句多余的话——也就是废话——也不应该存在。”“但托尔斯泰的文章却 是够松散了。”我说。 “但他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内心的激情补偿了这个缺点。”她说。“任何其它的 人学不了他的魄力、见解和所烘托出的意境。有修养的作家还是以本分些为好。” 她对我的英文的挑剔和这番议论,对我的启发很大,也可以说使我“顿开茅塞”。 这也逐渐影响到以后我的作文,比我自己许多年摸索创作道路所得到的体会要深刻 得多。我下意识中又形成了另一种“规范”。“规范”太多自然不免要产生副作用。 我现在逐年在感到这种副作用的力量在加大,特别是当我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我 每拿起一本书,这些“规范”就成了我衡量这本书的第一把尺度。读了头一段,如 果我觉得不符合这个“规范”,我就把书放下,再也无心情读下去了。这就使我失 去了读许多文字虽然松散、但有较好内容的书的机会,特别是现在我国出版的一些 小说。 我们现代的作品,照这些“规范”,也有用词多、结构松散的毛病——当然, 像鲁迅和叶圣陶写的那样的作品当然例外,他们都下笔严谨,一字不苟。现代我国 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篇幅如果不到30 万字,作家和出版社似乎都不过瘾。托尔 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描绘那么大的场面,反映那么大的时代,两卷合到一起, 也不过七十多万字。如果按照字数计,那么我们现代的小说就都是《战争与和平》 那种类型的作品了。长篇小说的大师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屠格涅夫的《父与 子》,都在15 万字到20 万字范围之内,这在我国应该算是“中篇”了。平心而 论,我还是觉得他们的“规范”值得我们写长篇小说的人借鉴,特别是在今天我们 读书的时间是如此有限。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