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珞珈山上写小说 1932 至1936 年期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武汉是当时蒋介石的大后方。 尽管他在忙于“围剿”共产党,日本法西斯军队也在步步进逼,他仍把这个大 后方保持得“安安稳稳”。那里一切进步力量都被压下去了。我那时有一个朋友, 隔一段时间就去上海一次,表面上是去看亲友,实际上是去过组织生活,因为武汉 的党组织全部被破坏了。我所在的武汉大学倒是笼罩着一片浓厚的学术空气。但事 实上政治斗争却相当剧烈:“蓝衣社”——即后来的复兴社和最后的“三青团”, 在学生中展开秘密工作,扩大势力。进步学生的活动空间一天一天地缩小。个别身 份已暴露的进步同学,如陈家康和吴月刚,得远走上海,我们没有走的少数人只有 过蛰居生活,每天的生活圈子限于宿舍、课室和食堂,尽量不引起人注意。当时只 有两个比我低一班的外文系同学,谢文耀和林守正,我可以与他们不时在一起聊聊 天——芦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共产党在武汉成立了办事处,进步同学开 始活跃起来,谢、林两位同学直接参加了革命,到乡下工作,被地主还乡团杀害了。 我身居几千同学集体之中,但个人却过着孤寂的生活,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课余搞 点创作。这是一种个体劳动,别人不大容易知道。为什么要搞创作呢?我读外国文 学系是个因素——对文学有兴趣。但主要是心中积压了许多对当时社会、一般下层 民众和苦闷的知识分子以及我们国家命运的感触。我有一种冲动,想把我心中积郁 的情绪写出来。我决心通过小说的形式来表达,我的“文学创作”这是这样开始的。 当时鲁迅编辑一本翻译文学刊物:《译文》,介绍了许多被压迫民族国家的作 品。它们给我的印象很深。这些作品有许多是这些国家如波兰、保加利亚和匈牙利 的世界语学者译成世界语,由我国的世界语学者转译成中文。 我这才意识到世界语是传达一些弱小民族人民心声的媒介。我觉得我们的国家 虽然庞大,但鸦片战争以后,我国人民的命运,并不亚于他们,其遭受的苦难甚至 还有所超过。我们与世界弱小民族之间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我们应该相互理解,交 流我们之间的感情。我在中学时代就学了世界语,一直被这个语言内涵的“世界和 平”和“人类理解”的理想所吸引。我想用世界语创作,把我国人民的生活与感情 传递到与我们具有共同命运的其他民族中间去。我这样想,也就这样作了。 当时中国主要世界语传播者如胡愈之、巴金、叶籁士和胡绳等,都是进步知识 分子。他们用世界语介绍新思想与世界进步世界语者进行新思想交流。因此世界语 便成了当时统治者所忌的语言。我居然用它来写小说,而且目的是想把它们所表达 的中国下层人(包括一些小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感情传播到世界同命运的弱小民族 中间去。这是一种“异动”的行为。所以我搞“创作”只能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 所幸我在学校里当时是唯一懂世界语的人——在中国、甚至在东方也是唯一用世界 语写文学作品的人,只要我不声张,谁也无法知道。 从1933 年开始,我只要有空余时间,就不声不响地用世界语写小说。到了1936 年我要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写了相当数量的作品了。就在那年春天,毕业前夕,我 从中挑选了十七八篇,组成一个集子,名《被遗忘的人们》——之所以称为“被遗 忘”,是因为作品中的那些主人公渺小得微不足道,谁也瞧不上眼,完全被世人遗 忘了:这个书名也代表我当时的心境。当时上海一位热心世界语者兼出版家肖聪创 办了一个世界语出版社,专出世界语书籍,在国内外发行。他把我的集子拿去出版 了。我大学毕业后,在国内找不到职业,东京一所华人开的学校约我去教英文。1937 年春天这个小说集终于出版了,销行到日本,日本的世界语者——特别是进步的世 界语者——也为这部东方的第一部世界语文学作品集感到骄傲,对我勉励有加,我 也成为“作家”了——只不过是用世界语写作。这个集子中有些小说解放后我自己 译成中文,收集在江苏人民出版社于1983 年出版的《叶君健小说选》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去英国做战时工作,开始用英文写小说,在西方出版。 到1949 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我在英国住了6 年后,便束装归国。我 自然要用中文创作了。但从五十年代起我就当了国家干部。建国伊始,我的工作很 忙,业余创作的时间少得可怜,但见缝插针,我还是写和译了一些东西——当然是 用我们国家自己的语言。回首当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的译作可以摆一大长排, 国内大概很少人知道我的“文学事业”是从外文开始的。我早期的一些短、中、长 篇小说集子都是在欧美出版的,不过它们的内容严肃,写的又是中国农民武装斗争 和社会问题,只在一定层次的知识分子中间流行,从未“畅销”过,国人当然更不 会知道。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