丐翁和叶老 丐翁和叶老,都是开明书店的负责人。他们都是我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 我和丐翁认识,是经《鲁迅全集》的发行人黄幼雄先生的介绍,时间大约是在 一九四四年初。 从一九四○年十二月起,在内山完造先生的推荐下,我开始翻译了日本小田岳 夫的《鲁迅传》。《鲁迅传》的作者小田岳夫,虽然在鲁迅逝世几个月后,到上海 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霞飞坊六十四号鲁迅先生的家里访问过许广平先生,但 是由于他对鲁迅先生的认识不深,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细,加上当时有关鲁迅先生 的研究、考证、回忆录等参考资料发表的不多,占有材料不够,有很多地方写得与 实际情况有出入,开掘鲁迅先生的思想境界也比较肤浅。但即使如此,内山先生还 是推荐给我,让我翻译,认为今后给创作鲁迅传的作者多少可以作为借鉴。 一九四四年初,《鲁迅传》的译稿在经许广平先生阅读、并遵照她的书面意见 作了修改以后,由黄幼雄先生介绍,连同原著一起,交给丐翁,请他对照原著,从 译文上,并从原著的一些叙事方面,订正错误。当时我也同去。 只见丐翁把译稿和原著略加翻阅,便毫不迟疑地一口应允,还热情地接待了我 们。大约过了两个月光景,我第二次去看望丐翁。他像见到一位熟识的老朋友一般, 很高兴地和我握手,招呼我: “啊,你来了!译稿我已看过。我们开明书店今后可以出版。”等我坐定以后, 他具体地说明了这部书的优缺点:优点在于简明扼要,缺点在于有不少因为是外国 人的观点,说得似乎不够恰切。然后他亲切地指出我译文的一个毛病: “有些语句,得意译。不能完全直译。意译了,反而能够表达原作的精神。” 他随便翻阅原著,念出原文,举了几个例子,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指出的毛病, 正是我长期来十分苦恼而没有解决的问题。自从上海沦陷以后,我长期失业,开始 了文字翻译工作。我曾翻译过川端康成的《文章》、岛崎藤村的《断片》,过分地 以忠于原著为教条,对一些含义复杂、语法结构极其繁琐的语句(有些语句甚至不 符合语法规律),总觉得很难用汉语来表达得完善,事实上也的确处理得不好。经 他这一指点,使我豁然开朗。此后我又翻译了朝鲜作家张赫宙的《朝鲜风景》和《 黑白记》,就按照丐翁的教导,不仅突破了不少难点,而且还大大加快了翻译的进 度。 拙译《鲁迅传》的出版,已经是在日本投降以后的一九四六年九月。当徐调孚 先生把我的译稿和清样派人送来,并附信要我最后校读一遍时,丐翁已经病逝。但 是当我打开纸包,把我的译稿一页一页地看去,赫然呈现在我面前的,竟是丐翁不 止一处地代我修改的手迹!这使我回想到一九四四年第二回看望丐翁时的那次教导。 他指出我译文的毛病,却为了避免我丧失信心似的,没有把译稿退还给我,而是由 他自己耐心细致地一一修改。这要花费丐翁的多少时间和精力啊!丐翁教导我的, 不仅是他的诲人不倦、扶持后辈的精神,而且还有这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 态度。但正是这样一位淳厚的长者,我再也不能亲聆他的教诲了。我禁不住感动得 热泪盈眶,终于在译本的扉页上,写下了“谨以此书献给夏丐尊先生”的几个大字, 并在下面写了四行小字: 我流了感激的眼泪,翻看着留在译稿上的夏先生的手迹。想不到这个集子出版 的时候,夏先生已永远不再和我们见面了…… 认识丐翁是在沦陷了的上海,认识叶老是在胜利后的上海。 那时我在一家书店里工作,和叶老工作的开明书店,相距不过数百步,因此常 有见面和联系工作的机会。特别是为了推荐一些新人的作品,他经常写信给我。为 了约请他写稿,我也常到他书店,有时到他家里,他总是热情接待,有求必应。《 一千五百种现代中国小说和戏剧》的编写者善秉仁来到上海的时候,我和叶老都参 加了茶聚,并合影留念。一起参加茶聚并合影留念的,还有徐调孚、梅林、孔另境、 臧克家、赵景深、唐弢、罗洪、朱雯等。 到上海将近解放前的一段时间,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几个进步期刊的编辑人, 经常到星期六晚上,轮流充当东道主,每次约在跟上次不同的地点,秘密聚餐,相 互交换一些有关解放战争和文化艺术界意外遭遇的信息。参加秘密聚餐的,有《中 学生》编辑叶圣陶、徐调孚,《世界知识》编辑冯宾符,《观察》编辑储安平,《 文艺复兴》编辑郑振铎、李健吾等。我是《文艺春秋》月刊的编辑,也参加了聚餐。 记得有一次,大约是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晚上,当我们的聚餐已 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以后,只见气喘吁吁的储安平才从外面赶来,向大家打招呼: “真对不起,我迟到了!”接着他坐下,边吃边谈,很风趣地讲述了如何把两 条国民党特务的尾巴甩掉的经过。他熟悉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一带的饮食商店。 他从一家饭馆的前门进去,后门出来。后门的弄堂两头各通一条马路。他是从另一 头出来,跳上三轮车,赶到我们聚餐地点的。大家听了议论纷纷。当时坐在储安平 左侧的叶老,就很冷静地分析三点:一是“特务盯梢”,肯定不自今日始,一定是 早已跟踪了,可能自己还不觉得;二是他们跟踪的目的,不是要立刻动手暗害,而 是要清查“同党”,等待时机,一网打尽;三是既已成为“盯梢”的目标,家庭的 住处也一定被监视了,希望今晚不要回家,另找住处,而且今后最好也不要回去。 储安平听了叶老的话,再也没有回家。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当《观察》周刊出版第五卷第十八期的时候,国 民党特务终于下毒手,封了周刊社的门,逮捕了社里的工作人员,把已经发行出去 的《观察》第五卷第十八期,从街头的报摊上没收了。一位潜逃出来的编辑悄悄地 到我工作的书店来看我,告诉我被查封的经过。因为我在这最后一期里写了一篇歌 颂解放区劳动妇女当家作主的小说《人像》,他从怀里取出两本,送给了我,还带 着歉意似地说: “稿费再不能付了。”我非常激动: “别这么说!——我又不是为了稿费写的。”接着我问他现在打算怎么办。他 迟疑了一会,看看四周没有人,便小声地告诉我说: “跟储先生一起走,离开上海。”原来他已经跟储安平联系上了。 事后获悉:被逮捕的那位同志,后来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而储安平却听了 叶老的话,终于离开了上海,平安地到达了已经解放了的北平城。 此后叶老也离开了上海,转道香港前往北平。 一九五八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也离开了上海,但是我没有去北京,而 是来到青海的一个山沟里。二十一年过去了,在我消磨了整个壮年时期以后,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辉终于照耀到我的身上,使我获得了新生,得到了平反和改正。 二十一年来,我总是过着挨整和被人嫉视的生活。人们看见我,就像看见一个麻风 病人一样,不敢接近我。在和别人一起走路的时候,熟识的人们也总是对我视而不 见,他们点头或招呼的,是和我一起走路的人,而决不包括走在他旁边的我。长期 来我当基建仓库的保管员、拉运砖砂的押运员、司机招待员。一座座楼舍建成了, 可是那些阶级斗争挂帅的“首长”们,总是把新建的住房分配给不搞基建的干部住, 让搞基建的我一直住在远离工作地点的喇嘛寺里,和喇嘛住在一起,连喝一口水, 也得从几丈深的井里,使用全身的力气吊起来,然后凭借自己的双肩,担到几丈高 的崖岸上。多么艰难的生活呀,多么卑微的人生!而正是这种长期来的自卑感,统 治了我的思想,使我在平反改正以后,仍然满腔踌躇,不敢也不愿把我自己的遭遇 告诉别人,特别是一些文艺界的老前辈。“他们早已把我忘记了,我又何必去打扰 他们呢”,我常常这么想。一九八○年,由于我任教的大学校长要我主编一个语文 刊物,这才促使我鼓足勇气,尝试写了一封给叶老的信,询问他有关语文教学方面 的问题,同时倾诉了我多年来的遭遇。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年六月,整 整三十二年过去了,叶老还能记得我吗,我有些疑虑,甚至有些忐忑不安。我在写 给他的信里,一开头就提出,不知道还记得记不得我。 “我还记得您。”叶老回信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 这是一句多么亲切而热情的话语呀!它温暖了我的心,鼓舞了我生命的活力! 自从我来到青海高原的二十多年来,早已和文学告别,更从来不敢存在有谁还 会记得我的奢望,更不要说像叶老那样文艺界的老前辈还会记得我。 叶老不仅亲笔复了我的信,而且还不顾割除胆结石后体力不济、视力极度衰退 的实际困难,写了五百多字的几页长信,并安慰我:“读所叙种种,不胜叹惋,幸 恶梦已过,尊怀旷达,殊为欣慰。”这是一位淳厚的长者发自肺腑的声音。 而正是在叶老的鼓舞下,我又重新走上了涂写文艺习作的文学道路。 应该说:丐翁和叶老,都是在我十分关键的时刻——在我长期失业、开始翻译 遇到困难而十分苦恼的时候,在我从一个恶梦醒来还不知道应该怎样走的时候,亲 切而热情地指点了我,鼓舞了我,使我思想上豁然开朗,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他们都是我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