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朱自清·吴晗 朱自清先生请吴晗先生将闻一多遗稿转给我发表时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上说: “春晗兄:送上《什么是九歌》一稿,兄可交《文艺春秋》。稿费到后,乞转交闻 太太;并示知数目,为感!即颂日祺!”时间是六月二十五日。 在这页信纸的左侧,吴晗写了以下几句:“范泉兄:奉上一多遗稿一份,乞即 刊载为感。耑此敬颂编安。”时间是在三天后的六月二十八日。我查看了《文艺春 秋》月刊发表《什么是九歌》的时间,是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五卷第 二期上,因此书简的书写年份,肯定是在一九四七年。 在此以前,即一九四七年二月,由施蛰存转给我闻一多遗稿《歌与诗》一篇, 发表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春秋》第四卷第四期上。 遗稿是由吴晗交给施蛰存的。他们是同事。 施蛰存曾在抗战爆发后的昆明云南大学任教。吴晗原是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 一九三七年,清华大学教授熊庆来任云南大学校长,聘请吴晗任该校文学系教授, 因此他和施蛰存在云南大学同事。而当吴晗就读于清华大学时,朱自清已是该校文 学系主任。一九三四年毕业后,吴晗以优异成绩留校任职,初为历史系助教,一年 后晋升为讲师。从一九四○年起,吴晗又离开云南大学,回到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 胜利复员后,他历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乃至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常 务委员、主任委员。朱自清既是他的老师,又是他的同事。 早在“五四”时期,朱自清已开始创作新诗和散文。一九二五年,他去清华大 学任教,开始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三十年代初留学英伦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文 学系主任。比朱自清年轻一岁的闻一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从一 九一九年起,开始新诗创作,并曾用新的方法探索中国诗歌的格律。赴美学习绘画 艺术回国后,一度从事艺术教育和文学编辑,最终转向中国文学的研究。一九三二 年回到清华大学任文学系教授后,全力投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因此他与朱自清 既是同校同事,又是同样以新诗创作登上“五四”时期的文坛,然后又先后转入中 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志同道合者。他俩经常促膝谈心,有着共同的语言,交往非常密 切。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蒋介石在策划内战的同时,对爱国进步人士也加紧 镇压。在昆明,先是发生“一二·一”惨案,接着李公朴被暗杀。特务公开扬言以 四十万元买闻一多的头。面对房前屋后遍布特务的状况,闻一多毫无惧色,在一九 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召开的“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上,横眉怒对国民党特务 的手枪,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就在这天下午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归途中, 他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终年四十七岁。 一九四六年六月,为了随学校复员迁回北平,朱自清来到成都自己的家,准备 安排家属一起北上。当闻一多被害的消息传来时,他悲愤万分,在日记中写道: “此诚惨绝人寰之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之安全担心。但未想发生 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八月十八日,成都各界举行李闻 惨案追悼大会,他不顾有被特务伤害的可能,毅然出席,报告了闻一多的生平事迹, 向国民党提出严正的抗议。 那年十月,朱自清举家迁回北平。十一月,由他倡议,整理出版《闻一多全集 》。他担任了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的召集人。经过整整一年时间,他搜集遗 文,编缀校正,拟定目录,还将没有发表过的遗文交给一些进步刊物发表,取得稿 酬,资助作者家属。 由施蛰存转给我的《歌与诗》一篇,写的是有关歌与诗的区别和合流。 作者认为歌与诗有着本质不同的区别:歌起源于音乐和语言之间的声音,是抒 情的;诗则是记事的,在散文未成形以前,诗就是史。后来散文产生了,诗与歌才 开始合流,融二为一。 由吴晗直接寄给我的《什么是九歌》一篇,写的是“神话的九歌”如何演化到 “楚辞的九歌”,以及有关九歌的内容、用途乃至体裁格式的考释。 传说中的九歌,原是“天乐”,被夏后启偷到人间,使九歌韶舞成为夏人的盛 乐。乐舞的内容很猥亵。不论是神话中带猥亵性的九歌、或是经典中带教诲式的《 元首歌》,只要是“三章章三句”(九句),都可称“九歌”。但是到了战国,随 着文化的发展,文体篇幅不断扩充,九句的九歌,膨胀成九章的九歌。甚至发展到 将十一章如《东皇太一》,也称为九歌。这是因为《东皇太一》这首迎神曲,从宗 教观的角度看,首尾二章是迎神送神曲,是祭歌的主体;其他九章,是祭歌的插曲, 起点缀、烘托、渲染的作用,可多可少,可有可无。但是从艺术观点看,这中间的 九章,倒是十一章中真正的精华。 《楚辞》的编者把十一章统称为九歌,正是立足于艺术观点的考察,是为了突 出具有艺术价值的核心部分,这才可以说是九歌的真正主体。作者引经据典,以诗 人本色,从艺术的心理经验中深入探索,拓展了九歌研究的新的境界。 从一九三二年起,闻一多全力投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上溯到 乐府、庄子、楚辞、诗经、易经、乃至古代神话、古文字学、音韵学和民俗学。在 十三四年间,他写出了许多具有独特见地的著作。仅仅在《闻一多全集》以外的手 稿,还有数百万字之多,有待进一步整理和出版。 为在最短时间内争取完成《闻一多全集》整理出版任务的朱自清,迁回北平后, 因受胃病影响,健康状况越来越差。过去,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最后几年,由于国民 党的腐败,物价飞涨,生活艰难,不得不让夫人陈竹隐带了孩子到物价比较便宜的 成都去,留下他一个人,在昆明的孤陋环境里生活。 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他总是披着一件从街上买来的赶马人用的毡披风,从乡 下进城去上课。每次要走很多的路。他不仅饮食极不正常,而且营养不良,身体日 益憔悴,得了严重的胃病,时发时止。回到北平后,胃病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密,而 且每发必凶。虽然知道这是十二指肠溃疡,但是因为忙于工作,而一再推迟了去医 院开刀的时间。直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早上四时,觉得胃部剧痛,送北大医院, 已不能动弹。下午二时开刀,经过五个小时的手术,发现有肾脏炎并发症,情况十 分严重,延至八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逝世,享年五十一岁。唯一可以告慰的,是他 亲自编定、写了序文和编后记的《闻一多全集》,在他逝世以前一个月出版了。他 亲眼目睹了这部书的出版。 我和朱自清先生是因为发表闻一多遗文而直接通过两次信,曾经约请他为我编 的刊物写稿。他回信表示同意。但是后来,他忙于赶编(与叶圣陶先生合编的)国 文课本,加上胃病变本加厉,以致未能如愿。为了感谢他对《文艺春秋》的支持, 我在他逝世的第二天,约请叶圣老写了一篇悼文《佩弦的死讯——悼朱自清先生》, 在八月十五日出版的《文艺春秋》第七卷第二期上发表,同时还影印发表了他用墨 笔手写给叶老的两百余字书简一通。 和朱自清先生一起在清华大学工作的吴晗先生,在我一九三四年去北平念书时, 曾经为了向图书馆借书,经友人介绍,和他见面多次。当时他大学毕业不久,留校 当助教。他为人豪爽,乐于助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四七年秋,为了发表闻一多遗文,他开始与我通信。新中国成立后,他任 北京市副市长。虽然繁忙的公务羁身,但是为了一套抗美援朝丛书的出版,他仍亲 笔给我复信,回答了我提出的几个问题。“文革”期间,我在青海蒙难,与外界隔 绝,不知道他在“四人帮”的迫害下,已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含恨死去,家破 人亡。 三位文坛前辈闻一多、朱自清和吴晗,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教授和坚强的民主 斗士。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不惧风雨,不畏强暴,有着经狂飙而仍挺立、迎 暴雨而仍含笑的大无畏精神。他们是我辈年轻一代毕生学习不尽的楷模! 1995 年10 月5 日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