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的扑朔迷离 世界各国早期的文学作品,几乎都存在着作者难以确定的问题。莎士比亚戏剧, 是不是出于小演员莎士比亚的手笔,学术界一直有争议,至今尚留有疑问。我国最 早的几部长篇小说,诸如《三国》、《水浒》、《西游》、《封神》、《列国》等 的作者是谁,也扑朔迷离,难以断定。可是疑团最大、争论最久、影响最广,以致 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大悬案的,则无过于《金瓶梅》。有人说,《金瓶梅》作者之 谜是哥德巴赫猜想,事实确是如此。 《金瓶梅》的早期抄本在明代万历年间开始在少数文人手中流传,当时没有人 提到作者是谁。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 年),坊间出现木刻本《金瓶梅词话》, 卷首欣欣子序中说:“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但“笑笑生”的姓名仍阙如,使人如坠五里雾中。 大概在《金瓶梅》抄本流传时期,同时代人对作者是谁的问题就有过猜测。如 袁中道说他是一个“绍兴老儒”,谢肇淛说是一个“金吾戚里门客”,沈德符说是 “嘉靖间大名士”,廿公说是“世庙时一巨公”,众说纷纭。可见《金瓶梅》作者 问题是与生俱来的。 明末清初,宋起凤在《稗说》、《〈玉娇梨〉缘起》中第一个提出《金瓶梅》 的作者是王世贞。接着,张竹坡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首创“苦孝说”,暗指王 世贞之父王抒因献《清明上河图》事得罪了严嵩父子,终于被杀害,王世贞为了报 父仇而撰《金瓶梅》。从此,清人的各种笔记添油加酱,把故事越编越离奇,都众 口一词,说《金瓶梅》为王世贞或王世贞门客所作。 此说在清代流行近三百年,几乎成为定论。 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历史学家吴晗写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一文,用大量事实,考证了《清明上河图》与王世贞家没有任何关系,廓清了一些 误传不实之词,这就使得“王世贞说”失去支柱而逐渐沉寂。然而,吴晗在谈到小 说的时代背景为“万历说”时,仍有考证欠周之处,这就为后来“王世贞说”的死 灰复燃留下了漏洞。而且,吴晗在否定“王世贞说”的同时也没有能够提出一个《 金瓶梅》作者的合格人选,这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虽然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但 是缺少临门一脚,不免令人遗憾。 近十几年来,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金瓶梅》研究最活跃、最富有成果的时 期。有关《金瓶梅》作者的探讨,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以及参与的专家、学者之多 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体现了学术园地百家争鸣的新气象。 其中影响较大的说法,有以下几种: 王世贞说1979 年,朱星发表《金瓶梅考证》一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论点是 重申“王世贞作《金瓶梅》”,理由是: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符合沈德符的旧 说;王世贞能写小说,知识面广,又做过大官,能写出官场的大场面;王世贞到过 不少地方,特别是做过山东青州兵备副使,对山东地面最熟悉,也具有运用山东语 言的客观条件,等等。朱星以后,也有个别学者附和此说,并进一步推想《金瓶梅 》是王世贞的中年之笔,或者和他的门人联合创作而成。上述观点,基本上属于一 般性的推论,缺乏过硬证据,是说服不了人的。 李开先说早在1962 年版《中国文学史》中,吴晓铃最早提出“李开先(作《 金瓶梅》)的可能性最大”。到1982 年,吴晓铃在美国讲学时,作《金瓶梅作者 新考》的讲演,比较肯定地提出“李开先说”。与此同时,徐朔方也不约而同地力 主此说,并有附和者。他们认为最硬的证据是《金瓶梅》中大量引用李开先《宝剑 记》中的曲文,从而推断《金瓶梅》作者非李开先莫属。 可借,这种论点的致命弱点是李开先逝世于隆庆二年(1568 年),而《金瓶 梅》的成书年代应在万历十年左右,所以此说难以成立。 贾三近说八十年代初,张远芬提出此说,其主要论据是:贾三近是山东峄县 (即兰陵)人,符合“兰陵笑笑生”的籍贯,而且《金瓶梅》一书运用峄县方言特 多,他的生活年代也与《金瓶梅》成书年代相近。但此说遭到众多学者的驳难,认 为贾三近是一个正统的官僚,是忠孝双全的“乡贤”,他不可能去写有淫秽内容的 通俗小说。再说,张远芬所列举的“峄县方言”,其实很多是北方话,即使山东方 言也不限于峄县一地。因此,此说也只能存疑而已。 屠隆说此说是黄霖提出来的。黄霖认为:《金瓶梅》中有《哀头巾诗》和《祭 头巾文》皆为屠隆所作,这是一条硬证据;屠隆曾自号“笑笑先生”,似乎也可以 简称为“笑笑生”,屠隆祖先曾在常州居住,而南朝梁,武进县也称兰陵,所以籍 贯“兰陵”也说得通,《金瓶梅》中流露出不少南方、尤其是浙江方言和生活习俗, 而屠隆是浙江宁波人。此外,屠隆在生活经历、交游范围、思想基础、文学素养和 “佻荡不检”、“放诞风流”的性格等方面都有与《金瓶梅》作者相似之处。近年 来,宁波发现一批有关屠隆和屠本畯的新资料。与此同时,黄霖又在《花营锦阵》 和《绣榻野史》中找到与《金瓶梅》有牵连的线索,进一步加强了“屠隆说”的力 量。虽然目前仍有一些学者对“屠隆说”持怀疑态度,但也应该承认,如果《金瓶 梅》确是个人创作的话,屠隆可能是诸多候选人中得票最多的一个。 王稚登说鲁歌、马征的“王稚登说”是与“屠隆说”有些关联的一种观点。此 说认为,王稚登是最早据有《金瓶梅》抄本的人,他是武进人(古兰陵),又是嘉 靖间大名士,多次到过山东、河北等地,而且生活放纵,晚年患梅毒,这些都与《 金瓶梅》作者的身份、经历和性格相符。再有,王稚登所编著的《吴骚集》、《全 德记》中有不少语句被《金瓶梅》所引用,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王稚登说”有一 定的合理性。但若要证明王稚登是《金瓶梅》的作者,尚嫌论据不足,而且疑点较 多。 冯梦龙说八十年代中期,陈毓罴、魏子云相继提出此说,一度引起学术界的注 意。冯梦龙是明代著名的通俗文学家,一生著作等身。陈、魏等学者从分析冯梦龙 的名号入手,得出“东吴弄珠客”、“兰陵笑笑生”、“欣欣子”都是冯的化名。 《金瓶梅词话》的三篇序跋也都出于冯之手笔,从而论证冯在《金瓶梅》早期传播 和成书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然而此说仍缺乏直接证据可以断定冯是《金瓶梅》的 作者。 此外,还有“卢楠说”、“赵南星说”、“薛应旗说”、“汤显祖说”、“李 渔说”、“李卓吾说”、“徐渭说”、“冯惟敏说”、“吴侬说”、“沈德符说”、 “刘九说”、“李先芳说”、“谢榛说”,等等等等,总共不下三四十种之多。特 别是近几年来,很多研究者未暇细考,匆忙提出新说,以期引起学界注意,把《金 瓶梅》作者研究这一复杂问题当作猜谜游戏,有人甚至把唐伯虎也拉到候选范围, 这简直“乱点鸳鸯谱”,近乎开玩笑了。 应该指出,以上种种此说那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认为《金瓶梅》是作家 的个人创作,就像鲁迅写《阿Q 正传》、茅盾写《子夜》、巴金写《家》一样。但 这种观点是否适用于明代后期,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与此相对立,有些专家 学者认为,《金瓶梅》不是作家独力创作的小说,它是经过民间口头流传,最后由 文人加工整理的集体创作。换句话说,它的作者主体是一些处在社会底层、名不见 经传的小人物。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对《金瓶梅》作者是谁的孜孜以求,都 “可怜无补费精神”,永远不会有什么结论。 所有各种说法也像多米诺骨牌,统统将不推自倒。所以,总的说来,《金瓶梅 》作者的研究,基本上分为两大派:个人创作派和集体创作派。 第一个提出集体创作说的是潘开沛。1954 年,他撰文指出,《金瓶梅》是在 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只不过最后经过文人润色和加 工而已。理由是:小说中处处有说书人的语调和俗套,还穿插着词曲、快板和说唱, 而且出现内容重复,前后矛盾的情况,有说书人分段说唱和互不连贯的痕迹。同时, 全书在结构、情艺和艺术技巧上也不统一。小说中的猥亵文字,也显然是说书人为 了吸引听众而附加的。 十年代后,集体创作说受到众多专家学者的赞同。徐朔方分析了《金瓶梅》中 大量借用话本和非话本小说作为自己的素材,以及有许多常识性错误的特点,进一 步指出,《金瓶梅》只可能是民间艺人世代积累型的集体创作,最后由文人或名流、 或书会才人、社会地位低微、科举不得志的士子经过一次或多次写定而成。 这里,我还要举出一位香港学者梅节,他通过两次重校《金瓶梅词话》,找出 数千条内证,证明此书乃“打谈的”底本。民间艺人在纪录时使用大量的同音字、 简体字、生造字和各种符号,加以传抄中的讹错衍夺,所以诘诎难以卒读。梅节的 这份劳绩,使“集体创作说”更具有说服力。 但是,集体创作说之所以还不能成为定论,是它不像《三国》、《水浒》那样 有现成资料,可以证明《金瓶梅》成书前确以说唱形式曾在社会上流传。 因此,此说能否成立,还有待于资料的深入挖掘。 作为一个《金瓶梅》的研究者,作者问题也使我长期陷入困惑和思索之中。我 是属于“集体创作说”一派的。 1985 年秋,我与孙逊合写的《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说》一文,从分析小说回 目、诗词和人物形象等几方面着手,判断作者属于中下层社会的落魄文人,而决非 上层大名士、大官僚。 1986 年春,我考虑到《金瓶梅》作者能够如此贴切、如此巧妙地指斥时事、 抨击朝政、讥刺严嵩、陶仲文和陆炳,又认为作者可能是王世贞的家属、后代、门 生、同僚、幕客和好友。(详见拙文《金瓶梅——嘉靖时期的影射小说》)后来, 我又在《金瓶梅故事地点考》和《金瓶梅是一种扬州评话》两篇拙文中认为,《金 瓶梅》的原始形态应是说唱文艺,最早应流传于运河沿线的城镇,至于底本为什么 没有传下来,那是因为中国统治阶级历来不重视民间文艺,一贯让它自生自灭的结 果。 1987 年,我看到《花营锦阵》内有署名“笑笑生”的《鱼游春水》词,写了 《呼之欲出的笑笑生》一文,进一步推断这个笑笑生就是《金瓶梅》作者或写定者 “兰陵笑笑生”。他是一个吟咏秘戏、思想情趣不高的人,不可能是跻身于缙绅之 列的大名士。他的生活地点似在南方,不是在北方。 经过多种选择以后,近年来我越来越感到,光凭笔名的近似,籍贯的暗合,思 想倾向和生活情趣的雷同,来探求《金瓶梅》的作者,这种按图索骥、对号入座的 方法恐怕是不够的。即使有片断诗、文、词、曲的因袭,固然值得重视,但要考虑 到《金瓶梅》借用他人材料的地方实在太多,所以这种“硬证据”的价值也是有限 的。我还体会到,微观烛照必须同宏观思考紧密结合起来。站得高些远些,也许能 够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些。 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轨迹看,《金瓶梅》的问世,正处在从话本到非话本、从 集体创作到个人创作的分水岭上。在这一转型期中,必然有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过 渡形式,即既有文人参与又有多人合作的形式。 《金瓶梅》的题材、写法都是新的,结构也有独创性,有些章节精彩纷呈,完 全是大手笔的架势;可它偏偏用整整六回篇幅套用《水浒》的旧文,偏偏东抄西袭, 割取他人之作竟达几十处之多,而且八十回后文字平庸枯燥,令人难以终卷。这种 良莠不齐的奇特现象,只能说明它有口头流传的经历,是水平悬殊的多人拼凑起来 的。 小说语言的风格最能表现作家的个性。受过传统教育的文人的笔调,总难改变 那种斯文气、书卷气。而《金瓶梅》的文字,却以北方口语作为基础,并大量掺入 市井俗话、谚语、切口、秽话、歇后语、南方方言,尤以人物对话时最为突出,有 “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之感。这种纯熟驾驭口语的功力,这种市井习气的自然流 露,很难想象作者是一位高级官僚或高雅的大名士。 明代后期,社会风气大变,以盈利为目的淫秽小说和春宫画充斥于市。 这些作者,多半是无卿文人、书会才人和坊间书商。他们不敢暴露真实姓名, 只能用各种各样笔名,或者冒用名士的别号来鱼目混珠,掩盖自己。《金瓶梅》在 当时也是一部娱乐性消费性的通俗小说。从最初抄本传阅和收藏的地域范围看,这 部小说的诞生地和作者聚居处应在南方江浙一带。当然,这中间并不排除像屠隆、 冯梦龙那样的文人参与小说的总体构思,或者作某些修改和润色。 所以我仍然保留己见:《金瓶梅》不是作家的个人创作,也不是大名士的手笔。 《书城》创刊号1993 年7 月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