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的《水月》和沈从文的《阿金》 川端康成(1899—1972)和沈从文(1903—1988)是同时代的作家。他们先后 于20 年代走上文坛,作品都以中短篇为主,又分别从本国文学中吸取了营养,直 接间接地接受了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成为风格独特的美文家。 两个人的艺术境界极高的作品超越了对空,属于世界。川端康成于1968 年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中国适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沈从文正作为“牛鬼蛇神” 在故宫博物馆“被批斗,被罚打扫厕所”(甚至“打扫女厕所,以示侮辱”)。进 入80 年代,当他在海外的声誉越来越高时,他却遽然去世。 瑞典皇家学院的汉学家马悦然教授说:“他的作品包括多种风格:他的很多乡 情作品带有抒情的激情和富有象征意义的田园风格,这在同时代中国文学史中是绝 无仅有的。”把他的作品译成瑞典文的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也在悼念文章中 写道:“1988 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了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很大兴趣, 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 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最有力的候选人。” 应当指出,川端康成与沈从文在20 年代都曾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 川端于1924 年大学毕业后,与横光利一等人创办了新感觉派的同人刊物《文 艺时代》。这个文学流派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法国的达达派以及构成派等 的主张,追求新的表现方法,立意写出“新的感觉”。再加上川端对日本的千年古 都京都的浓厚乡情以及对日本传统美的探索,遂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沈从文是20 岁上从湘西苗区的荒僻小县只身来到北京的,在北大当上一名旁 听生。通过译文,接触了西方各种文学流派。在作品中,他匠心独运,应用了这方 面的文学技巧。1925 年他在《用A 字记下来的事》中提到过“潜意识”。他“现 在承认在他的代表作乡土文学作品《边城》中,也有弗洛伊德的气味”。 这里要谈的是,川端康成和沈从文都写过以寡妇再嫁为题材的短篇,在处理的 手法上既有相似处,也有迥然不同之处。 沈从文的《阿金》写于1928 年。主人公黄牛寨的阿金是个23 岁的苗族单身 汉。这一天,他带上一笔丰厚聘礼,准备交给媒人,以便把粑粑寨的一个新寡娶回 家来。那个小寡妇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儿,因而常有人散布一些糟踏她的谣言。地保 生怕阿金把这么个风骚的女人娶到手后会吃亏,出于好心,就竭力拦阻。阿金三次 往媒人家走,马上都被地保挡了回来。阿金无奈,心想只好等地保回家吃晚饭时再 说。为了消磨时光,阿金就进了赌场,不料一下子竟把带在身上的那笔钱输个精光。 几天后,地保听媒人说阿金出不起钱了,因而小寡妇就被一个远方绸商娶走了。地保 曾经亲眼看见阿金抱兜里带的那一大束钞票,却不晓得后来他去赌输一事,还以为 阿金是听信了自己的劝告,才打消了结亲的念头呢。地保自以为做了一件很对得起 朋友的事,就带上一大葫芦烧酒,走到黄牛寨去看望阿金,好为老朋友做事果断表 示祝贺。 故事就到此戛然而止。 沈从文曾经说他爱契诃夫。这位俄罗斯作家长于用同情的幽默笔调来强化作品 的讽刺力量。他往往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截取片断,凭借精湛的艺术,通过细节, 真实地刻画和描绘生活和人物,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中琢磨出作品的涵义。《阿金》 这个戏谑性故事中的小人物的悲喜剧,确实也令人联想到契诃夫的风格。 自古以来,汉族社会总要求寡妇对亡故的丈夫守节。尤其是在农村,甚至50 年代婚姻法公布后,世世代代的封建礼教依然把寡妇捆得喘不过气来。 女作家戴厚英在1982 年写的中篇小说《锁链,是柔软的……》就深刻地反映 了这个问题:“她(寡妇瑞霞)知道,娘婆二家,街坊邻闾,都瞪着眼看着她这个 年轻的寡妇,看她能不能守到底。”丈夫死后,瑞霞纵然找到了自己心爱的男人, 可是在封建桎梏下,也只得放弃再婚的机会,终身作宗族的殉葬品。沈从文笔下的 苗族寡妇,其实在婆家也是没有地位的。阿金没娶上她,她却很快地就被一个远地 的商人接走了,婆婆换到手的是能买六头水牛的钱币。 川端康成的《水月》写于1953 年,时代背景是战后初期。故事以女主人公京 子与她的两个丈夫的关系为主线。前夫代表的是灵,后夫则代表肉。前夫因体弱, 连兵役都免除了。战争快结束时,应征去修了几天机场,从此就卧病不起。她在菜 园子里干活时,便交给躺在楼上的丈夫一面镜子,以便让映在镜中的妻子的形影, 给他以莫大的慰藉。大雨之后,病人还欣赏那映在水洼子里的月亮的倒影。这就点 出了本篇的主题——“水中月”。小说通篇都笼罩着这样一种朦胧色彩——“影中 影”。 京子比沈从文所写的湘西那个只因为长得美便无端地被邻里泼了一身污水的小 寡妇要幸运多了。久病的前夫死后,在大叔子的劝说下,她改嫁给比她大15 岁的 后夫。这人和妻子离了婚,跟前有个男孩儿。他非常赞赏京子的形体,说她干净得 像少女一样。京子与前夫之间,确实过的是严格的禁欲生活。尽管后夫对她体贴入 微,然而她对亡夫却一往情深,思念不已。甚至在跟现在这个丈夫有了身孕后,竟 还担心:“娃娃如果长得像你(指前夫),可怎么办哪?”日本评论家鹤田欣也把 京子的反常心情解释为:“实际上京子所怀的胎儿就是前夫的。当然,这仅仅是在 京子心中演的戏,并不是从生理学上而言。” 《水月》和《阿金》共同点是:它们都从男人(丈夫或求婚者)的角度欣赏寡 妇的形体美。例如新婚旅行的第一天,京子的第二个丈夫就摸摸她说: “你简直跟一个少女一样,怪可怜见儿的……”这话不是用讽刺口吻说的,却 包含着意外的喜悦。第二个丈夫认为,曾经嫁过一次人的京子竟然还像一个少女, 是求之不得的事。京子呢,一方面跟现在这个健康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却还不断地 回忆着原先那个病弱的丈夫。于是“事后”她不由自主地说: “不一样。怎么这么不一样。”话音刚落,她便想:这话说得太造次,羞得无 地自容。丈夫却似乎心满意足地说:“好像也没生娃娃。”第二个丈夫提到京子出 身的镇子的名字,又把她搂住:“俗话说,越后三条这个地方出美女,所以京子的 身子才这么好看。”沈从文笔下的阿金始终没见到他想娶的那漂亮的小寡妇,但是 单凭着想象,他早已心花怒放了。小说中有这样一些段落:“阿金在乡场上,各处 走动了一阵。今天苗族女人格外多。各处是年青的风仪,年青的声音,年青的气味。 因此阿金更不能忘情粑粑寨那年青寡妇。粑粑寨这个年青女人是妖是神,比酒还使 人沉醉,要不承认是不行的。这管事,打量讨进门的女人,就正是一寨中身体顶壮、 肌肤顶白的一个女子!……说起这妇人,阿金管事就仿佛挨到了妇人的白肉,或亲 着了妇人的脸,有说不出的兴奋快活。”“他预备的是用值得六只牯牛的银钱,换 一个身体肥胖胖白蒙蒙的、年纪二十二岁的妇人”。 沈从文在《女难》中对自己所做的分析,似乎也同样适用于川端康成: “我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宇宙万物在运动中,在静止中,在我印象里, 我都能抓定它的最美丽与最调和的风度,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 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另外一句话说来,就是我不大能领会伦 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 《水月》和《阿金》的不同点是:前者的基调是“物哀”,后者则是淡泊。日本江 户中期的国学者本居宣长(1730—1801)认为《源氏物语》这部1000 年前(平安 时代)的女官紫式部所写的长篇小说体现了“物哀”精神,也就是所谓“触物伤情”。 《水月》的女主人公京子虽然与现在的丈夫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小至一面镜子, 大至怀孕,她时时刻刻都在想念着那已故的丈夫,这也反映着一种“物哀”精神。 沈从文则相反,分明是一个小人物弄得“人财两空”的故事,他却写得极其恬淡。 《阿金》的结尾是典型的沈从文小说结尾,有着一种淡泊的惆怅情调。川端康成和 沈从文各自代表了本国文化的深层底蕴,而他们运用同一题材(寡妇再嫁)的这两 个短篇,分别以“物哀”(《水月》)和“恬淡”(《阿金》)为各自的特色。 最后,本文还想就日中这两位文学巨匠的一个共同点——对美的执着追求—— 做些探讨。川端一生都在作品中刻意追求日本独特的美的境界。他生长在大阪,距 日本古都京都仅46 公里。关西优美的自然风物培育了他对自然美的感受。他的代 表作《古都》,描写了四时节庆,简直把这座千年历史名城人格化了,作品中充满 了诗情画意。 沈从文生长在尚未被近代文明侵蚀的湘西苗区。自幼养成奔放不羁性格的少年 沈从文,在离开故土之前,曾随军辗转于湘、川、黔三省边境与长达千里的沅水流 域,接触了各种社会状况。他擅长描绘湘西风土。早在30 年代,他就认为文学应 该在更大范围内追求美。他在自传中着重渲染了“美”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他曾 写道:“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认识美,学会思索, 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1972 年,川端康成含煤气管自杀身死,原因不明。这也 算是一种“物哀”吧。沈从文也曾于1949 年自杀未遂过,原因很清楚:是在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外界的强烈刺激导致精神迷乱”造成的。后来他从文艺转到文物 研究方面。事实上,以50 年代那样的政治气氛,他是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下 去的。直到1961 年7 月至8 月初在青岛,或8 月间回京后,他才写了《抽象的抒 情》一文,措词迂回、转弯抹角地表达了自己的向往:“在某一历史情况下,有个 奇特现象: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因为这种种不同于己的思想, 都能影响到他的权力的继续占有,或用来得到权力的另一思想发展。有思想的却必 须服从于一定权力之下,或妥协于权力,或甚至于放弃思想,才可望存在。……让 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映方法。……观念计划在支 配一切,于是有时支配到不必要支配的方面,转而增加了些麻烦。控制益紧,不免 生气转促。”(即使是在客观环境略微松动的当时的情况下,此文也未能发表。实 际上,也并没写完,仅收在他去世后出版的纪念集《长河不尽流》里。)我之所以 从川端康成联系到沈从文,最主要的还是他们二人都不像中国的茅盾或日本的岛崎 藤村那样企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反映大时代。茅盾的《子夜》包含着1930 年前后 中国都市和部分农村的庞杂内容,气势宏大,再现了这一动荡时期的风云和人们的 活动,是一部活的历史。岛崎藤村的《黎明之前》(1929—1935)则写了封建社会 崩溃,资本主义兴起的历史过程,涉及明治维新前后近30 年的重大事件。可是沈 从文和川端都着眼于男女间的悲欢离合,而且两位作家在描绘女性美这方面都不吝 惜笔墨。这样的写法在50年代的中国,是不经见的,也是不被允许的。今天看来, 不论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还是契诃夫画廊中那些小人物,在文学史上都 同样是不朽的。所以我认为沈从文与川端康成在作品中不追求大而博,他们的共同 点在于纤细而精致,却给人以强烈的审美愉悦。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1995 年第1 期)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