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姻缘 从打7 岁起,父亲就使我养成了孜孜不倦地读书的习惯。当时我们住的那座四 合院,有祖父、父亲和姐姐三代人买下的几屋子书,我们用不着去图书馆,就可以 倘佯于书海中。 1935 至1936 年间,我大姐文馥若(又名文桂新)以修微的笔名写了三篇小 说和随笔,寄给《国闻周报》。不但都发表了,还收到编辑写来的热情洋溢的鼓励 信,这件事无疑对我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来听姐姐说,《大公报·文艺》当时是年轻的作家兼记者萧乾主编的,《国 闻周报》文艺栏也由他兼管,说不定那封信也是他写的。念高中时,又读萧乾的长 篇小说《梦之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一次听到萧乾的名字是1953 年初,那时我已经由清华毕业,在出版社工作 两年半了。一天,编辑部主任突然跑进我们的办公室来说:“萧乾调到文学出版社 来了,但他正在修改一部电影剧本,暂时不来上班。如果有什么稿子想请他加工, 可以通过秘书送到他家里。” 因译作与萧乾结缘 我提请萧乾加工苏联小说《百万富翁》的中译文。此书当时社会上已有了三个 译本,这是第四个了。译文生硬,在校对过程中,不断发现不通顺的句子,校样改 到第五次仍不能付梓。虽不是我发的稿,我却主动承担了在校样上逐字校订的任务。 50 年代初,很多苏联作品都是像这样根据英译本转译的。改完后,仍不满意, 因为原来是直译的,诘屈聱牙,尽管下了不少功夫,我只做到了使译文“信达”, 以我那时的文字功底,“雅”就做不到了。 十天后,校样改回来了,我琢磨了许久都未能改好的句子,经萧乾校订后,做 到了融会贯通,甩掉了翻译腔,颇像创作了。这么一来,这最后一个译本,才真正 做到了后来居上,超过了前三个译本。 按照制度,校样得退给校对科,我便把原文和原译文以及萧乾的改动都抄下来, 研究该怎样校订和润色稿件。后来听说萧乾终于上班了,就在我们的楼下办公。 一天,我捧着蒋天佐译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并带上原书, 去向萧乾请教一个句子。那是再版书,译者不肯照我的意思改。我不认识萧乾,是 请和他同一个办公室的郭姓归侨介绍的。 萧乾的答复是,这个句子原意含糊,我提出的修改意见有道理,假若是我自己 翻译,完全可以这么翻。但译者愿意那么译,也不能说他译错了。这不是黑白错, 属于可改可不改的问题,既然是别人译的,还是以不改为宜。 在认识萧乾以前,我常常以自己19 岁时能考上竞争性很强的清华大学,在校 期间成绩名列前茅,走上工作岗位后,对编辑工作也能胜任愉快而沾沾自喜。但我 了解到他的生涯后,常常以他在我这个年龄已做出多少成绩来鞭策自己。 编辑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很大程度上要靠本人的自觉。一个织布女工在机器前 偷懒,马上会出废品;一个编辑加工稿件时马虎一点儿,毛病就不容易看出来。 阵地式译法 倘若说,和萧乾结婚以前,我已经以工作认真努力获得好评的话,在他的影响 下,文字也逐渐变得洒脱一些了,好几位有名望的译者都对我加工过的稿子表示满 意。 萧乾说,倘若他有心搞翻译,1949 年至1954 年之间,有的是机会。但白天 累了一天,晚上想听听音乐,休息休息,不愿意再熬夜搞翻译了。 我们结婚后,他在我的带动下接连译了三本书:《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 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和《好兵帅克》。 《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印了80 万部,1980 年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汉 对照本,其他两本也都曾再版。陈毅夫人张茜就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陈毅曾称赞 《好兵帅克》的译笔,说文字幽默俏皮,表达了原著的风韵。 我对陈毅元帅居然有时间看翻译小说感到吃惊,然而一时语塞。张茜接着又补 充了一句:“下面还有呢。陈毅还说:‘不像某些人的译文那样诘屈聱牙。’”解 放初期学习俄文蔚然成风。我之所以和俄语编辑张茜同过一间办公室,是因为1954 至1957 年间我曾在苏联东欧编辑室凭着半路出家现啃的俄语做过4 年编辑工作。 1958 年资深者编审张梦麟生重病后,才把我调去接替他的工作,负责日本文学这 一摊。 萧乾告诉我,他自己搞翻译是游击式的。就是说,并不抱住一位作家的作品译。 但他更尊重阵地式的译法,就是集中译一位作者的全集,比如译契诃夫的汝龙和译 巴尔扎克的傅雷。这么搞翻译,对作者理解更深,译笔也能更贴近原作。 反对死译和硬译 他反对死译或硬译,认为译文学作品,首先要抓住原作的精神。如果原文是悲 怆的,译文却激发不出同样感情;或者原作幽默,译文却干巴巴,再忠实也是不忠 实。 1957 年7 月他开始受批判,直到1979 年2 月他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这漫 长的22 年,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是困难重重,谈不上什么成绩。1958年4 月他 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去了,前途渺茫,但当时幸而我能继续留在出版社工作,尽 管多次搬家,总比流浪到外地要强多了。 萧乾的最大志愿还是搞创作,没有条件从事创作时他才搞翻译。1961 年春天, 我听到一个可靠消息,说要把他从农场调回来翻译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的历 史》,便作为一条特大喜讯,写信告诉他。他的反应之冷淡,使我大吃一惊。他在 回信中写道:“我对翻译这部小说,兴趣不大。”他是最早调回来的一个,后来从 其他人的工作安排中,他才知道能够搞翻译,算是最可羡慕的了。 严守文学工作 1980 年在香港回顾这段生活时,他是这么说的:“我从1957 年被打成右派 以后……以为自己从此不能再搞文艺了……没想到还会有今天!当时要不靠那点外 文,也许早就卖酱油去了。真的啊,1957 年以后,重新分配工作时,不少人改了 行。我始终没离开文学工作,只不过从创作退到翻译,靠的还是我懂得点蝌蚪文吧!” 1966 年以前,向我约稿的还真不少,萧乾常劝我少揽一些。我说我是“有求必应”, 练练笔也是好的,熟能生巧。50 年代初期我译《日本劳动者》时,曾五易其稿; 十年后,萧乾在农场期间,我为《世界文学》杂志突击翻译的《心河》(宫本百合 子著),《架着双拐的人》(远藤周作著),都是一遍定稿,连底稿都未来得及打。 最有成果的时期 当然,萧乾回到北京后,我又产生了依赖心理,总想请他润色一遍再送出去。 他也常说:“我这辈子就准备给你当ghost 了。”指的就是做些默默无闻的工作。 1979 年2 月,情况变了。对我们二人来说,这段岁月是最有成果的时期。 尽管这期间我们各出了七次国(六次是一起去的,另外,他单独去了一次美国, 我单独去了一年日本),他还动了大大小小五次手术,他却把旧作全部整理出来, 由几家出版社分别出版。另外还新写了几十万字,大部分是由我誊清的。 其实,外面不难找到抄稿者,费用也不高,但是如果让别人抄,就得注意把字 写得工整,免得人家认不得。这样,思维就受到限制,效率也会降低。 不论他写得多么潦草,我都能辨认,而且总能找出一些问题,他说我有看家本 领。 他常念叨要跑好人生这最后一圈,我也感到惊讶,想不到他还真有股后劲。在 美国的小儿子多次劝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提鸟笼逛公园的老人,做工作是饶的,不做 工作是应该的。但我不能想象一个头脑完全静止下来的萧乾。 他固然也去公园散步,打打太极拳,那都是为了更好地写作。 近几年我才译了几部真正有艺术价值的日本作品,如泉镜花的《高野圣僧》, 幸田露伴的《五重塔》等,但不再给他看了。我写的随笔、评论、序言等,则仍请 他寓目。 三十几年来,我不断地向他学习写作方法。我没当过记者,但我知道他最反感 的是那些对他一无所知的采访者。 1985 年6 月至1986 年6 月,我只身重返日本东京,研究日本文学。 夫妻合作无间 一次,香港《文艺》杂志约我写一篇远藤周作访问记。我事先把几家图书馆所 藏的二十几本远藤的作品全看了,想好了问题,按照电话里约定的那样只采访了一 小时,便写出一篇3000 字的访问记《早春东瀛访远藤》,编辑部一字未改地予以 发表了。 我们二人最喜欢用的字是“team work ”(合作),每逢我们一方有了紧急任 务,就共同协助完成它。老三桐儿还没正式学英文就听懂了这个字。他小时看见我 成天伏案工作,就说:“我长大了,当什么也不当编辑,太苦啦!”他确实没有当 编辑,然而如今在美国费城,还是经常作画到深夜。 我有时想,倘若孩子不是生长在这么个环境下,而耳濡目染的是赌博、吸毒, 他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有时两三点钟才睡,萧乾则习惯早睡早起,我几 乎刚躺下,他已起床到书房去写作了。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目前我们这套普通单元房里,依然像我小时那样,间 间屋子都摆满了书。所不同的是,其中不少是我们自己所写、所译、所编的。三个 儿女均不在身边,有一个去年夏天才成家。从人口看,我们家可以说十分冷清,含 饴弄孙还不知是何年何月的事。然而我们并不寂寞,因为我们有做不完的工作,并 且生活在书丛中。 萧乾常说:“搞文字工作的人退休后照样能写能译。”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埋 头笔耕。我们合译的《尤利西斯》问世后,我就投入了六十几万字的日本长篇小说 《东京人》(川端康成著)的翻译工作。萧乾则继《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后,又 写了几十篇“余墨”,为他即将出版的多卷集做注脚。 我们的家就像是座文字作坊。 我于十年前退休后,一天也没闲,反而比在职时更忙了。萧乾则早在70年代初 就曾被动员退休,本人也同意了,只因当时他在北京根本没有落脚之地,民政局不 接受,只好继续呆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没成想,87 岁的今天,他仍在任上,在 写作之余,不时地还得接受采访,开会,总是忙个不停。 我们常常说,现在过的也许是平生最美好稳定的日子了。最主要的是两个人都 还能工作,也真有的可干。只要有活儿干,又还能干,我就心满意足。 我珍爱我们这个小作坊。 1997 年4 月15 日 附记:本文原题《我和萧乾的文学姻缘》(台北《远见》杂志,1988 年5 月 号),这次收入集子,做了补充修改。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