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的屈辱 杨树达是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在专业上的成就在同时代的学者中被公 认是最好的,陈寅恪、钱玄同、黄侃等均对他的成就表示过赞誉。新中国成立,65 岁的杨树达走进了新的时代。此前,他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和社会科学组的院 士,在新的环境里,他的学术地位同样得到尊重,他是第一届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 员。 杨树达是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走进新时代的。 1949年9月,听到政协开会的消 息,他曾写下这样的话:“辛亥以后,国事扰攘,将四十年,国民望治甚殷,终归 失望。人民军纪律严明,行动稳健切实。衰暮之年,或可及见升平,是余之幸也。” (《积微翁回忆录·积微翁诗文钞》 第2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版,下 引该书只注页码) 作为学者的杨树达,在满怀信心迎接太平盛世。以他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他在生活上受到了很好的待遇,而且他和毛泽东有特殊的关系。当年毛泽东在长沙 时曾听过杨树达的课。 “1920年驱张一役, 余与毛公同事,故有违教一语也。” (345页) 50年代初期,毛泽东每次回湖南,都要见杨树达,后来杨树达每有不顺 心之事,也常给毛泽东写信。以杨树达这样的背景,他在学术上本来应该是心情舒 畅,自由自在的,然而事实上,50年代初期,杨树达在学术上却极不顺心,他的遭 遇是同时代著名学者不适应的另一种典型。杨树达的专业与政治毫无关系,他又和 毛有交情。50年代的任何政治运动对像他这样年老的著名学者,已不会有很大的影 响。但他同样陷于一种困境中,他的不适应和他同两个人的关系有关,而这两个人 大体是新时代学术的典型代表,在新的学术环境中,杨树达已感觉不到他在过去的 自由平静,而是处处要受人制约,这两个人,一个是郭沫若,一个是杨荣国。 先说郭沫若。 郭沫若在专业上和杨树达有相同之处,但在过去公认杨的学术地位要高于郭。 40年代初,杨树达对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就说过:“觉可商榷处颇多。” (167页)而郭对杨却是极尊敬的。1940年12月25日,郭沫若致杨树达的信中说:, “就整个言之,我兄于文字方法体会既深,涉历复博,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 逢源,不蔓不枝,恰如其分,至佩至佩。”(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486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后郭杨之间时有信函往返、从论学的内容和行文的谦恭, 能看出郭沫若对杨树达的学问是很钦佩的。但令人沉思的是随着两个学者地位的转 移,郭沫若对杨树达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以杨树达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他的学 术成果的问世,已经很少有什么阻碍。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杨树达的学术成果问 世,却需要由科学院来审查。先是李亚农审查他的《金文说》,评价不高,还有唐 兰,颇有微词。不管怎么说,李亚农、唐兰总还是学者。使杨树达不能容忍的是当 时的科学院竟让根本不懂学术的人来审查他的著作。对此,杨树达在回忆录中说: “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年不学者妄为评涉,余吁请再审《小学述 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前感于《金文炼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 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 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 计, 仍所甚愿也。”(400页)杨树达当时还只是就事论事,没往别处想,没有想 到是什么原因使学术环境很快成为这样的。 杨树达的学术地位,公平地说,在新环境里并未被漠视,当时有关的专业学术 权威机构,均给杨树达留有位置,郭沫若也曾请杨树达回北京做研究工作,杨树达 以年龄为由婉辞了。但读郭沫若1950年以后给杨树达的信,明显不同于以前。1953 年8月郭沫若在一封信中说: “今世著书立说,当对读者负责。出版发行尤当对读 者负责。此乃国家事业,故不能轻率从事。往复磋商,应是好事,望勿为此怅惘。” (《书信集》 上501页)当时杨树达每有论著寄郭,几乎都不顺利,总要被删去许 多。对此,杨树达曾说:“得郭沫若复书,告已读余《甲文说》,嘱余汰去若干首 再寄去, 当嘱编译局出版云。”(366页)虽然这样,杨树达对郭沫若的文字学水 平仍有极高评价, 认为“非一般浅学后生所能及也”(367页)。而且杨树达曾将 郭沫若和王国维相提并论,可见其学者的风度。但他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有批评。 他在回忆录中说:“此又可证郭沫若之粗心轻信也,盖心有成见,必欲推翻余说, 遇有可为之助者, 乃急不暇择也。余往言:做学问必须诚意正心,信也。”(387 页)。可以说,从50年代以来,杨树达即对郭沫若有看法,先是感觉他太热心政治, “郭鼎堂忙于政务, 匆匆不能审思耳”(319页)。在回忆录中,还有对郭沫若更 严厉的批评:“前以《金文馀说》寄请郭沫若审定,渠只读书序退还,云事忙未能 全读,乞谅云云。既不延请学较裕之人置院中审查稿件,己又藉口事忙不审,虚负 院长之名矣。 ”(396页)另外,杨树达对郭沫若的学术品质也很不以为然。因为 郭沫若曾就一学术问题在给杨树达的信中说过:“董某妄人耳,其说未可尽信也。” (《书信集》 上503页)这是郭沫若批评董作宾的。而杨树达却说:“记《卜辞通 纂》曾言读董断代研究例,拍案叫绝,今乃斥为妄人,鼎堂真妙人哉。”(373页) 从杨树达的回忆录中,大体可以看出一代学者的无所适从,而当时,杨树达还未能 采取像他的好友陈寅恪那样的处世态度。他在回忆录中说:“且谓寅老不满意于科 院,谓解放数年,绝不重视史学,至此老成凋谢之际,乃临时抱佛脚,已有接气不 上之象云云。”(382页) 再说杨荣国。 杨荣国这样的学者,今日已成为学者的一个教训。因为他以学术为政治服务来 治学术,已完全背离了学术精神。但像他这样的学者在新环境里,却处处如鱼得水, 在杨树达、陈寅恪、顾颉刚这些学者不适应的时候,杨荣国这样的学者正是喜气洋 洋的时候。他当时是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 1951年, 杨树达在回忆录中有一段记载: “本校文学院长杨荣国发布文字于 《新建设》杂志,引金文、甲文错误百出。”然后一一指出其错来。为此,杨树达 不仅写文质疑,而且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曾将杨树达的信给李达看过。但令人 感慨的是, 后来有人转告杨树达:“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自悔孟浪。”(345 页)但杨树达并未甘休,又给当时的教育部长马叙伦写信:“言湖大文学院院长杨 荣国学识低劣, 万不可任之为师范学院院长。”(359页)其实像杨树达这样的学 者,在50年代初,他们的学术地位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其他学术欠佳的人很快和他 们等量齐观。 当时湖南大学评了10名教授,最高为6级,对于杨树达,大家公认为 第一,而且认为应再加一级。但对杨树达来说,他当时的感觉是:“谭丕谟并《中 苏条约》极浅之文字看不通,亦评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平心论之,余 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谟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352页) 然而尽管杨树达有此责言,事情并没有什么改变,越到后来,他认为不可能的事早 已习以为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