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周一良出身世家,青年时代,由燕京而清华,由史语所而哈佛大学,1946年怀 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由美返国,重回燕京执教。周先生是1913年生人, 共和国成立那年37岁,是一个学者最好的年龄。周先生的早年教育背景,是中西两 面,这使他治学和为人都深深留有那个时代的印迹。早年的教育背景一般决定人的 一生,周先生本来在学术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不懂周先生的学问,但我在读他 晚年写的自传《毕竟是书生》时,能感到他对自己的一生是有遗憾的。他从哈佛回 来的时候,才33岁,如果不是很快失去了学术环境,周先生在史学上的成就要比现 在更令人敬佩。周先生的遗憾不仅是他个人的,而且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周先生的青年时代,呼吸着学术自由的空气,他想成为像陈寅恪那样的学者, 他在治学上走陈先生的路,在整个精神世界里,也深受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的影响,但青年时代的信仰后来在他身上没能很好地体现出来,直到晚年, 重读周先生的文章,才感受到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的信仰是多么留恋。 周先生年轻的时候,在学术上显示了他的才华。杨联升在一篇怀念陈寅恪的文 章中说周一良是“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谈陈寅恪》第30页, 台湾传记文学社) 。1946年4月,陈寅恪去英国治病,道出纽约,与赵元任见面, “对一良与联升近况,垂询甚详”(同上)。可见陈寅恪对周一良的厚望。1945年 10月,傅斯年致函胡适,为北大网罗人材,周一良先生是第一人选。“周一良、王 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决定。”“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 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5页,中华书局版)。这 是傅斯年对周一良先生的评价。此前,燕京司徒雷登、洪煨莲都曾力邀周一良重回 燕京,赵元任在给博斯年一封信中曾详细谈到有关史语所招募人才之事,对周一良 的评价是“史语所要New Blood, 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王 (左水右凡) 森、杜正胜主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98页,台湾中央研究院 史语所发行)。青年周一良能得到前辈学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他确是一位有前途 的学术人才。今天,周先生已经走过了83年的人生旅途,他是年轻一代敬仰的学者, 但他没有成为当年前辈期望的周一良, 这是我想要说的问题。 50年代初,陈寅恪 《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 由之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 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 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 否则即不是” (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 112页, 三联版)。从陈寅恪的语气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 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著。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曾说过:“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 想沉重。”正是由于这两种原因,使本来一个志在做学问的纯粹学人,不仅不能按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且把早年最可贵的精神气质都丢失了,这是很令人痛心 的。就个性而言,周先生是“小心谨慎”的人,但对一个学人来说,就是生性小心 谨慎,如无强大的外在压力,也不致于要将早年的信仰完全埋进心底。那时周先生 是快40岁的人了,已经不是那种在信仰问题上容易变动的年龄,但他却变了,这其 中个人的原因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外在的压力,这种外在的压力,有时非设身处地, 它的强大和可怕是难以说清楚的。因为从周先生及他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早年教 育背景中,我们推不出后来必然变化的结果,也许这是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宿命。 周先生的学术兴趣本来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段,但后来周先生几乎没有能按自己 的兴趣去做研究,周先生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还算是灾难少的(“文革”前), 但恰恰是在他这种还算顺利的学者身上,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是如何将一个学养极 好的学者变得平庸起来的。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想到这些我们也就不能 再苛求一个学者了。 周先生在“文革” 后期和冯友兰、魏建功、林庚3位老教授成了“梁效”写作 组的顾问,何以如此,个人应当在其中承担什么责任,恐怕一时难以说清。我曾想 过去做这样一个研究,就是将“梁效”和“石一歌”做为两个个案,详细分析卷入 其中的学者的命运,但这样的研究须在历史档案完全解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所以 只好搁置了,但对和周先生有同样经历的人,我们还是要先有同情和理解,再进行 深入研究。 “五十年风云变幻,老友毕竟是书生。”这是挽魏建功先生的一副联语,周先 生有同感,用来做了自传的题目,其实,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这句话都很恰当。 周先生早年的精神气质,在历史环境宽松的条件下又重新恢复起来。1980年魏建功 先生逝世,周扬在追悼会上找到周先生,安慰他说:“今后要吸取经验教训嘛!” 对此周先生在自传中说:“我当时心想:组织上当时调我进梁效,并非个人报名加 入,谈不到经验教训。而且,‘文革’中你自己不也是被整得人仰马翻吗?你又怎 样去吸取经验教训呢? ”(1994年2期《史学理论研究》)这时的周先生已经开始 重新确立自己的独立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