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国内近几年出版的关于钱钟书研究的书很多,我见到就买了,时间一长,就积 攒下一大摞,最近我集中翻了一遍,忽然生出一点感想。 现在国内外研究钱钟书的,以学术为主,即多数研究者的着眼点在于钱钟书的 小说、诗词和他的学术论文,这当然是很重要的,但研究一个学者,如果光注意他 的学术而忽视他的思想,时间久了,这样的研究总会越走越窄的,特别是像钱钟书 这样经历了这么多风云变幻的学者,他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丰富的当代历史。 前几年,我在一篇研究《观察》撰稿人的论文中,就想把钱钟书作为同时代中 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看待,可惜由于当时所知材料有限,未能深入下去,但对于 钱钟书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类型来研究,我觉得还是能够拓宽钱钟书研究的视野的。 国内已出的几本钱钟书传记,似乎也未能从这个角度出发,写出一个知识分子的独 特经历。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有所涉及,但还没有着意为之。 我一直以为像钱钟书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能够深入他们的内心,在大量资料 的支持下,剖析出他们内心的苦恼、无奈和最终的生存方式,这对深入了解中国知 识分子是很有帮助的。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 的学者,似乎总不如治史学的人看得透。看得深,当然这只是一个大致的说法。就 说政治选择,一般推论,那些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应该在理论上对政 党、国家这些东西有更深切的了解,看过去这些学者写的文章,他们也都是极犀利、 极清醒的,但纸面上的深度并没有融入自己的行为。倒是那些治历史的学者不一定 有超过这些学者的理论深度,但判断起事情来,似乎总比另一类学者高明。比如胡 适、傅斯年、钱穆、姚从吾、毛子水、陈寅恪这些做史学研究的人,比冯友兰、金 岳霖、贺麟、钱端升等人,在许多事情上,还是更有决断。虽然历史的复杂性远不 似这样简单,个人的处境和选择中有许多偶然因素,诸如个性、当时的处境、朋友 的位置还有家累等等,但历史研究总是由结果推断原因,这样一想,中国知识分子 的道路,就更具有某种色彩了。 钱钟书这样的学者,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是充满矛盾的。以钱出身清华和留英 法的教育背景,我们不应该推断出他现在的结局,因为一个人的理想是由他们的教 育背景决定的。从政治理想上说,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钱本人对他 同时代那些知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又多数看不上眼,读过小说《围城》和《猫》 的人都是有这种感觉,也许这与钱钟书的个性有关,也许与他父亲曾告诫过他不要 做徐志摩、胡适之一类的新派人物有关。我总觉得钱钟书看不上他同时代的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还不光是自视甚高的个性,更有深刻的东西。当时自由主义的许多知 名人物,在政治理想的追求上固然代表了多数人的意愿,但这部分受西方文化影响 较重的人,在做人这一条上似乎未能完全和他们的理想相一致,而钱钟书对此有更 高的理想,即一个人说和做应当是一回事。尽管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想很诱 人,但由于钱钟书很了解他们的生活,特别是个人生活,以他的道德衡人,那些人 自然就不入眼,至少当时他们许多人在个人私德上,钱钟书是有自己看法的。钱是 1910年生人,在自由主义人物中,如果不算严复、梁启超那一代,直接从胡适这一 代算起,钱是第二代的人物,在这第二代的人物中,钱是受中国传统道德影响较重 的一位, 可以说他是较看重做人的道德的, 这一点钱和陈寅恪很像。吴忠匡曾说 “文革”中钱给他写信即言:“郭章二氏之书,几乎人手一编。吾老不好学,自安 寡陋,初未以之遮眼;第则庶几能得风气,足于多闻后生竞走趋矣。章文差能尽俗, 未入流品……”这是钱看到《柳文指要》后的感想,当时他对郭、章二人均有反感, 他也从未遵父命去看过章行严,因为他们所为,不符钱钟书的道德观。一般说婚姻 问题上很能见出一个人的基本道德观,至于是因为有这样的婚姻才导致那样的道德, 还是因为有这样的道德才产生了那样的婚姻,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但钱对许多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偏见,肯定有他们个人婚姻选择上的随意性这一因素。 钱钟书曾说过,他是一个闭门不管天下事的人,但中国的读书人,哪有真不管 天下事的,这话不过是一种托辞而已。钱钟书在内心深处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可惜 的是他这些东西都被现实生活无情地消磨了。 就个性而言,钱是一个喜欢特立独行的人,但这种个性最终能在一个人身上差 不多完全被压抑,也可见出生存处境的严酷。钱在选宋诗的时候,就不选文天样的 《正气歌》,表面看是嫌它道学气过重,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抗议呢? 钱给杨绛《干校六记》 写的小引, 看似幽默和平静,但内心里却有更深的悲愤。 1988年钱钟书给《光明日报》写了一则短文《报纸的开放是大趋势》,压抑了多年 的钱钟书终于说话了,可惜时间不久,他又沉默了,而这时他已到了人生晚年。这 次的沉默,也意味着,除了过去学术文章中偶有自己的愤懑流露出外,钱钟书40岁 以后,几乎没有再说什么自己真想说的话,而这样的机会对钱钟书这样的老年学者 来说已经赶不上了。对一个学者,特别是像钱钟书这样极有个性的学者,是多么的 痛苦啊!他和自己的时代表面看是达成了平衡,但在内心这种冲突又时时浮现出来。 这痛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或许更能感觉到。 1982年夏天,胡乔木请钱钟书为他改诗,钱钟书就真改了,对此李慎之在《胡 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说:“他(胡乔木)拿出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 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 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 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 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 。”(《百年潮》1997年第2期)经过李慎之的解释 后,钱钟书在给胡乔木的另一封信中才说:“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 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 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同上)胡乔木和钱钟书 是清华同学,但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他们的友谊是在后来发生的,主动的一面在 胡乔木。胡乔木最初知道朱光潜病重时曾写一慰问信,其中就提到是在钱钟书处听 到的,可见80年代初胡乔木和钱钟书的友谊。‘从李慎之的回忆文章中,可以推出, 胡乔木曾请钱钟书担任社科院的副院长,至少是流露过这样的意思,而钱钟书拒绝 过。李慎之文章说:“我(胡)要请他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社科院撑撑场面,给社 科院当个副院长。”后来钱钟书答应了,做了一个从不问事的“撑场面”的副院长。 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以钱钟书对世事的了解,当不会不知这为何意,是用不 着费心的。在胡乔木这是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是一个形式而已,钱钟书 当不会处理不好。但钱钟书的“书生气”还是发作了。我是这样理解的:钱钟书这 样的读书人,几十年来都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下生存,对于官员有一种反弹的心理, 所以尽管是朋友, 但毕竟不是一般的朋友, 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在不自觉中,就 “书生气发作了”,看似无意,但却有足够的心理依据,中国的读书人被压抑得太 久了,也要出口气,这最能见出钱钟书的个性。可以推想,以钱钟书的个性,当年 让他去译毛诗和《讲话》,在内心是一种什么滋味。有的人也许是受宠若惊,而有 的人则可能就是逼上梁山了,至少在钱钟书有这种意味,他绝口未提过这些事,可 见他有自己的判断。中国的知识分子,就钱钟书那一代人来说,确实是值得深入研 究,他们当中有陈寅恪这样的,以不合作为最高原则,有顾准这样敢于反叛的,有 储安平这样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更多像钱钟书这样看透了而“闭门不管天下 事”的,正是这些丰富的知识分子选择,构成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悲欣交替、起落 交织的全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