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以赴的一战” 百团大战后,日军重新思考了对会战略,重新估计了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 非常不情愿地得出“被拖入持久战的危险日益迫近”的结论。 为此,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纲要》中写道:如 到1940 年11 月底与重庆政权未能实现和平,则不论形势如何,…… 坚决转入长期战的战略,彻底谋求重庆政权的屈服。 由于1940 年7 月的《更改军备充实计划》中明确规定今后几年在华兵力定额 逐年减少:1940 年77 万,1941 年65 万,1942 年55 万,1943 年50 万, 迫使日军不得不在兵力使用上精打细算。 日军在逐年递减兵力的同时,也认为“估计敌方战斗力也己消耗二、三成左右”。 即使如此,由于“敌方士气仍很旺盛”,为巩固华北,“派遣军由华中抽调两个师 团增援华北,以期彻底整顿治安”。 华中的两个师团抽调华北,将成为华北日军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他们清 楚,一旦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仅不会再向华北增兵,而且只会从华北抽调兵力,增 援太平洋战场。因此,“全力以赴一战”的看法就应运而生。 《华北治安战》一书中写道:参谋本部也逐渐露出一种倾向,认为应趁削减兵 力计划实施之前,全力以赴进行一战。 当时的第二课高级部员服部卓四郎中佐回忆道总之,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 的境地。不过由于在华兵力必须于1941年内缩减到平均65 万,因此,考虑世界局 势,乘目前仍保有72 万的兵力,必须先施加一次压力,打好基础。待1941 年夏 秋之后仍不见转机时,便只有收缩兵力转入持久态势。 可以看出,“全力以赴一战”的提法,是在“钻空子”、“打擦边球”。 《华北治安战》中写道:这种见解就是只采用武力战,而把持久战的战略转移 推迟到1941 年夏秋季之后。这并不是“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的基本精神,但在纲 要的“要领事项”中,把向长期战转移的时间规定为“结合指导全面局势的适当时 机……”,因而带有灵活性。 这种颇具“灵活性”的提法也逐渐地影响了参谋本部,并反映到参谋本部的作 战指导方针中。方针认为,应“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并认为“今 后极需集中精力于直接有助于解决事变的政治谋略及作战谋略上”。 1941 年1 月16 日制订的《对华作战指导计划》又具体体现了参谋本部的作 战指导方针:直到1941 年秋为止,应毫不松懈地继续对华施加压力,在此期间, 竭尽一切手段,尤其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 日军的计划与意图总是“自不量力”。 抗战之初,日军叫嚣要在三十月内征服中国,一年过去后,只实现了攻至武汉 的表面上的占领,反使自己陷入战线长、兵力少、后方空虚的窘境之中。现在又提 出有最后一搏味道的“全力以赴一战”,“谋求事变得到定局”,没料想,这“一 战”又是两年多的时间。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