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同志,前方情况怎么样?” 出乎博古的意料,项英的回答及表现的神色竟然是那么乐观。“前线将士很英 勇顽强,誓死保卫苏区的决心很大。”“是的,很好。”博古感到一丝慰藉。 停顿少许,博古把话题一转,把这次谈话的中心意思说了出来: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近期主力红军将离开中央苏区,寻求外 线作战。中央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牵制敌人,保卫苏区,同时决定你留下来,领 导苏区的斗争。”项英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因为中央高层领导谁去谁留的问题,博 古没有提到政治局会上讨论,也未征过他本人的意见,这两个月以来,他一直在前 线巡视。项英为之一怔,的确感到突然。从博古郑重的语气中,他感到这已不可能 改变。 博古望着项英,等待着表态。 双方目光凝视,一阵沉默。 “我没有意见,服从党的决定。”项英坚定地表示。项英的回答,令博古由衷 地欣慰。他握住项英的手,信任地说:“项英同志,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呵!”在博 古和李德看来,中央政治局成员中,项英是留下来主持工作的最佳人选。 1937 年4 月,继埃德加·斯诺之后,斯诺的妻子尼姆·威尔斯也到陕北采访, 她后来写成了一本《续西行漫记》。她未能见到项英,但在陕北的项英的战友们向 她介绍了这位传奇式的领袖人物。 尼姆·威尔斯是这样描述项英的: 项英,从前一个武汉工人领袖,据说是共产党中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作为一 个兼具军事和政治才能的人,是跟毛泽东并肩的。有人告诉我,“他在共产党内地 位仅次于毛泽东。”现在四十出头的项英,是最早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之一。他的父 亲在他孩子时便死了,把孀妇遗落在极端的贫穷之中。她试当裁缝来养活她的孩子 们,儿女到山中去采集干草和柴当燃料出卖。 项英十五岁做典当学徒,几年后地位升高了些,学会稍能读书。他敏锐地自觉 到自己是穷人却帮助富有的重利盘剥者去剥削别的穷人的这一种矛盾;大半便是这 一种对于重利盘剥的不平的洞鉴,使他后来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平汉铁路罢工的 时候加入了共产党。他即辞去典当伙计,离开湖北黄吱县他出生的乡村,以便把全 部时间贡献给党的工作。 虽然他据说外貌并不动人,可他有一种有力的个性,懂得怎样获取社会一切下 层阶级的信任和援助。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他是在各种工会里的党的组织者, 一九二六年是战斗的湖北总工会秘书,这工会支配武汉区的工人运动。虽然向忠发 那时是个工会的主席,据说工会的所有计划和政策,都是项英所草拟的,他以“向 忠发的灵魂”而出名。一九二六年末上海工人运动极度高涨的时期中,项英当上上 海总工会书记,并是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之一。那以后,他一向是中国同业协会运 动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做过支配这个运动到一九三一年的李立三信任的副手。 项英进苏区时,他做政治局的委员,在苏维埃政府中占着负责的地位,在红军 主力于一九三四年离开南方去“长征”之后,项英留在后面,指挥一切余下的苏维 埃活动…… 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除了毛泽东、朱德,就数项英在中央苏区的时间长。眼 下,数十万大军如乌云压顶,人心思动。在这种情形下,谁愿意留? 谁不想走?留下来,意味着死亡! 然而,项英却危难受命留了下来。 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组成,项英任 书记。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 区”,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林彪、彭德怀、董振堂、周昆、罗炳辉所属第一、三、 五、八、九军团先后撤出前线阵地,向瑞金、会昌、于都等地集结。周建屏、杨英 第二十四师和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团等部,接替了主力的防务。 1934 年10 月10 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发布“大转 移”命令。 命令指出: “兹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宜属队伍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同 时行动,即以叶剑英同志任纵队司令员。”第一纵队下辖彭雪枫、罗彬、武亭、陈 赓和宋任穷领导的四个梯队。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 德等都编在这个纵队,邓颖超、康克清以及电台、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 与此同时,又编了军委第二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 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李维汉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为副司 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 第一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纵队代号“红章纵队。”10 月10 日下午 5 时,“红星”纵队第一、第四梯队率先由梅坑、九堡等地向于都进发。 前所未有的长征开始了! “三人团”中,李德走得最迟。他还应项英之约留了下来,作了一次深深的长 谈。 谈话只有三个人:项英、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李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此护送 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央纵队像所有的长征队伍一样, 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 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 在场。 项英显得非常乐观,虽然蒋介石这时已经开始了新的“围剿”,并且于我们的 独立部队在各处只能与敌人进行周旋,粤军此时在南昌也同样加紧向前推进,兵临 会昌城下,他仍然认为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并非不利。未被敌人占领的连成一片的 苏区还有两万五千至三万平方公里,另外还有一些是被敌人或多或少截断还存在的 苏维埃地方政权的“岛屿”。把这些地区都算在内,留下的居民仍有二三百万人。 当然也应该估计到,这个数字会相当快地减少下来,因为可以肯定地说,进攻的敌 人不仅会占领和“清洗”少数还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县城和所有比较大的村镇,而且 也会把沿途的村庄和这个地区中心的富庶平原扫荡一空。然而,项英并不气馁。一、 两个星期以来,所有危险地区的撤退工作已经在进行。民政机构、干部和储备物资 都转移进了难以通行的山区。自愿跟随他们撤退的还有老百姓中最有觉悟,特别是 参加了地方自己组织的那部分人。当然,项英对迟早会来的经济困难,也感到颇伤 脑筋。 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 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顾及到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词是 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 无疑,项英的“乐观”是不切合实际的。后来,项英在反省这段历史时这样说 : 当时我们接受党中央给予的训今,执行保卫苏区的任务,可是没有明确的、深 刻的对当时的环境情况和整个斗争的前途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以为野战军出动在湘 西建立了新的苏区,必然使中央苏区的周围环境有个大的变化,进攻的敌人便大部 被吸引到湖南去,这样便于我们战胜敌人的进攻。我们估计敌人只能占领大的圩场 和城市。最低限度我们可保持许多不相联系而偏于乡村的苏区,准备在适当条件下 配合野战军举行反攻,恢复被敌占领的城市和己失的苏区。因为这样的估计和认识, 自然不能正确地决定我们整个方针。 因为对斗争形势估计有了错误,就不能迅速转变我们在军事上群众斗争上应有 的转变,以迎接新的斗争,必然照旧继续过去大规模的作战方式来反对敌人的新的 进攻。游击战争的口号虽然叫得很响,但真的游击战斗没有在各地广泛发动起来, 这样在敌人新的进攻之下就遭受了不断的打击和损失。 在军事上,正因为对斗争形势的估计有了错误,必然使游击战争不能正确地实 际地开展起来,对于群众的游击战争的领导和发动更是差得很。虽然我们己放弃了 阵地防御战转变为运动战,放弃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转为游击战术,但是在 总的方面仍然是采取大兵团的作战的方针,实际上是消极的防御。 1937 年11 月7 日,项英到达延安。12 月7 日,他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 《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报告详细地汇报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过程, 并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严于律已的精神,总结了经验和教训。12月13 日,中央 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区游击工作的决议》,指出: 项英同志及南方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 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 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贵的胜利。 决议还强调指出: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 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 局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10 月10 日,陈毅才知道“大转移”的秘密送走了李德,项英顾不上彻夜未 眠的困倦,便立即到中央医院探望陈毅。 陈毅是8 月28 日在兴国高兴圩战役中坐骨中弹负伤的,他当时任红军西方军 总指挥和江西军区司令员。起初陈毅认为自己的伤情无关紧要,便在前方野战医院 治疗。不几天伤势骤然恶化,几乎不能下地,由担架抬到了瑞金梅坑中央总医院。 那儿住的,全是从前线下来的省军级高级干部。 转到中央医院,虽说比野战医院强多了,但当时战争环境,条件很差,医院虽 有X 光机,但没有发电机,照样开不了刀。陈毅住在中央医院个把月,但一直未能 动手术,弹片在体内,伤势总不见好转。 中央医院离中共中央机关仅两百米,陈毅住院这么久,始终都未见中央主要负 责人来看望过。在博古眼里,陈毅是毛泽东路线的人。 陈毅跟随毛泽东可谓久矣。1928 年3 月,他与朱德领导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 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二 师师长。在红四军中,陈毅的地位仅次于朱毛。1929 年1 月,他与毛泽东、朱德 向赣南闽西进军,创建中央根据地,含辛茹苦,功勋卓著。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陈毅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陈毅成了毛泽东 忠实的战友和毛泽东路线的坚定执行者。 红军主力“大转移”,博古、李德把陈毅留下来,借口很简单,负了伤,行动 不便。但同时还有一种考虑,项英政治上领导,军事上毕竟有些欠缺。 陈毅虽身负重伤,但打仗有一套,在苏区很有影响。他留下来,有一定的号召 力,也可稳定人心。博古、李德对陈毅也有顾忌:他毕竟与中央路线不合拍,军事 指挥大权交给他不放心。所以,中革军委离开了,成立了中央军区,统帅留守的所 有红军及地方武装,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未能挂职。 “大转移”前夕,陈毅就有所察觉,因为总医院也动起来了,医疗设备开始装 包打捆,不远处的中央机关的东西搬进搬出,忙个不亦乐乎。 陈毅对病友们说:“可能有大动作。”陈毅正式得知“大转移”的消息,是10 月10 日,即中央机关撤出梅坑往于都进发的当天。代表中央来看望陈毅并通知他 的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 周恩来对陈毅说:“中央决定自下你坚持斗争。你斗争经验丰富,特别是有井 冈山斗争的经验和苏区几次反‘围剿’的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 领导,坚持到胜利。”周恩来还告诉了陈毅中央的决定:中央和军委撤出后,在苏 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委员瞿秋白、陈毅、陈潭 秋、贺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 项英在送走李德后,便急匆匆地赶往医院去看陈毅,他知道陈毅是员战将,想 看看陈毅对今后有些什么想法。 项英对陈毅很热情,问长问短,亲自端水送药,十分关切陈毅病情,并嘱咐院 长用最好的药。项英对陈毅说:“你的病好了以后,我们一同大干一场。”陈毅第 二天就被项英派人用担架接到了中央分局机关。 然而,项英没有料到,陈毅对时局的估计与他相去甚远。 当天晚上,项英在中央分局会上传达中央的部署和讨论今后斗争问题时,就与 陈毅发生了意见分歧。 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有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七、十一团;江西军区一、二、 三、四团;赣南军区六团;闽西军区三个团;杨、赣军分区十三团以及登贤独立团 和各县独立营共一万六千余人。 项英热衷于大兵团作战,他主张“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还提出“准备配 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在项英的计划中,除了扩充队伍,大摆摊子外,还打算搞 军事学校,搞兵工厂,一切如同过去,企望再搞起一个大的根据地。 他不愿意把得力的干部分配给地方,不愿把比较像样的武器装备分配给地方部 队和游击队。相反,他主张把地方游击队改编成独立团,将勉强出院的伤病员,都 充实到红二十四师主力部队。项英说:“我们有主力二十四师,再加上独立团,这 十多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项英希望打硬仗,打大仗。他说了很多,谈得很 乐观,似乎看见了不远的胜利。 与其相反,陈毅倒把困难想得很多,把局势看得较严峻。 陈毅提出要改变旧的斗争方式。“过去是大规模的根据地,扩大红军,突击征 粮,从上面布置,贴标语口号,出版报纸,发布新闻,大兵团正规作战,地图上作 业;设医院兵站,积草囤粮;政府摊开办公,门房收发,签字收据,文件抄得清清 楚楚、印刷出来,一印好多本发下去;开会要一个星期、十天,一个负责人报告要 三天三夜,从国际形势谈起……这一切都不行了,全要收起来。大家全部脱下军装, 穿上便衣,背起快枪,打游击去,让敌人找不到目标。地委、县委就是指挥官、游 击队长。三三两两,七个八个,搞他几百支、几千支游击队,看你怎么抓得完?我 们打麻雀战。麻雀几十群、几百群,你能消灭一群,不能消灭几十群、几百群。” 陈毅对野战军胜利班师不抱希望,他认为野战军到湘南站不住脚,到湘西也站不住 脚,到贵州也站不住脚,到云南到四川甚至更远的地方都不行。 根本不要打算依靠主力,联系不上的,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敌人几十万大军紧 紧盯住野战军,能够不被消灭就算好了。他们管他们,我们管我们。 陈毅还提出,把第二十四师和独立团分散到各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不能打游击的党的高级干部转移出苏区。 陈毅的一番话,令项英很不高兴,认为完全是“失败情绪”。作为第五次反 “围剿”前期作战的主要指导者之一,项英当然惧怕别人说“失败”两字,他责备 陈毅说:“你情绪不好,悲观失望。”陈毅不服气,说:“我对革命从不悲观失望! 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见陈毅这么说,项英问道: “你想走吗,离开中央苏区?”“我现在不作这个打算。”陈毅说,“我只希望伤 口好起来,反正中央苏区搞垮也不是一两天的事,起码也要两三个月。我的伤好了, 能走路,能跑,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陈毅又说:“我不走,中央有任务我要留下 来,总能起到一些号召作用。 中央苏区留下了一万多名伤兵员,我也是其中一个,我留下来,伤员们也就没 话说了,我毕竟是高级司令员呀。”显然,陈毅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央赋予中 央分局的“训令”使命,项英不敢贸然表态。 党的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陈毅只是 中央分局成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中央苏区的决策权由项英说了算。 1934 年10 月20 日,项英在《红色中华》第243 期上发表题为《开展广泛 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号召苏区军民“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 队,加入游击小组,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胜利地保卫我们中央苏区”。 就在中央红军主力突破粤军信丰、安远及王母渡封锁线的第二天,项英接到中 革军委的命令,正式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 任政治部主任。 龚楚,广东河源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湘南起义和井冈山的 斗争。1931 年底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七军代理军长,红独立二师师 长,粤赣军区司令员,赣南军区参谋长、司令员。后于1935 年9 月叛变投敌,率 国民党军偷袭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制造“北山事件”。全国解放前夕逃离大陆赴 香港等地从事反共活动,晚年从香港返回广东老家定居。 天如人愿,陈毅在动过手术后好得很快。几天后他就能拄着拐棍到处走。 陈毅主持召开了中央政府办事处会议,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参加了。各苏区省 委、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因战事紧迫来不及赶到瑞金的云石山。因此,与会者仅 有原中央政府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和瑞金、西江县主要负责人。 时任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邱进桂回忆说: “陈毅同志对我们大家说:五次‘围剿’,敌人改变了战术,用乌龟壳战术对 付我们。我们现在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要转移,要到外线去打击敌 人。大部队走了,但苏区还在,省、县、区的党组织还在,苏维埃政府也还在。敌 人要进攻我们的,瑞金将会由福建的敌人来占领。将来苏区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 在。如果野战军出动后,敌人将主要兵力对付野战军,我们苏区的压力就小一点, 这就可能存在苏区。敌人来了,我们就要同敌人进行游击战争。陈毅同志告诉我们 :我们苏区还有四个军区,还有一万四千枝枪,有一个独立二十四师,江西省、福 建省、闽赣省、赣南省都有独立团,各县有独立营。我们完全能坚持同敌人进行斗 争。陈毅同志鼓励我们这些留在中央苏区斗争的同志,要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敌人是一定会被我们打败的。这次会开得很简短,大约只有个把钟头。开会的时间 是10月下旬。这时野战军己出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中央政府办事处就迁到了于 都县宽田的龙泉迳。”陈毅对局势有种不祥的预感,他对中央政府军事工业局政委 兼政治部主任赖绍尧说:“老赖,你还是在军事工业局负责,但是不要像过去那样 搞厂子喽,必要时兵工厂还要毁掉。机器可是要保留喽!”遵照陈毅的指示,赖绍 尧将兵工厂、被服厂、卫生材料厂、印刷厂的许多机器陆续埋在于都宽田一带,工 人也得到疏散安置。陈毅回忆说:“晓得中央苏区要被敌人占领,就抬着机器跑几 十里,到山里挖个窟窿埋起来,还要动员,不要泄露。我还亲自指挥把钨砂埋在水 田里。那时已是11 月,已经割了稻子,把稻根拔掉,把钨砂包起来埋进去。还对 老百姓说,无论如何不要讲,这是革命的财产。”军事工业局不久自行解体。赖绍 尧从中央局级干部被调到瑞金、会昌边独立营担任营长兼政委。这个独立营1935 年春奉中央分局指令坚守瑞金铜钵山区。赖绍尧回忆说: “实际上,这时形势已经很紧张了。瑞金县城已经失守,铜钵山被四面围困。 按照实际情况,这时独立营应该突围到敌后去活动,开展游击战争。但是,我作为 独立营长,机械地执行中央分局的命令,结果独立营很快被敌人打垮,铜钵山也失 守了。我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同兄弟部队也失去了联系。后来我转移到崇义、上犹 县一带去寻找组织,但没有找到。”赖绍尧,湖南汝城人,1926 年参加革命。曾 任湖南汝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中共湘粤赣边特委书记、崇义县委书记、南康和 信丰赤卫队总队长、红四军十三师团长、团政委、红军残废医院院长兼政委、中华 苏维埃邮电总局局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热河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建国后曾任江西 省财政厅、交通厅厅长、省经委党组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1992 年于南昌病逝。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