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3) 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涉及到汉族和少数民族 关系的问题时,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做过贡献。 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间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 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 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 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 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同志以敏锐的洞察力指出:“在 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在毛泽 东发表这篇讲话时,苏联的民族矛盾尚未特别尖锐,就连苏联领导人本身都没有意 识到一场深刻的民族危机正在悄悄地袭来,还在以为“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消灭了 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民族问题上的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对于几 十年来我国消除民族矛盾,化解民族冲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尽管几十 年来我们在民族问题上也遇到过一些困难,但总的来说团结一心、振兴中华始终是 各民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 近十几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民族问题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热点,在我 国,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对于这种情况,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的一次讲话 中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措施。他在讲话中说:“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 发展繁荣的时期,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关系基本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但民族 问题依然复杂,民族工作的任务依然繁重。一是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实现后,在经 济、文化发展上的差别依然存在,旧社会在民族问题上的遗毒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 全消除的。二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具体权益,主要是经济权益 方面,民族之间仍会发生一些矛盾和纠纷。三是在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方面,由 于相互了解或尊重不够,也容易造成某些误会和纠纷。四是民族问题在一些地方往 往和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对宗教问题处理不慎或不当,也会影响民族关系甚 至酿成冲突。五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人有时会做出伤害民族感情、损害民族团结 的事,甚至违法犯罪。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国际敌对势力明目张胆地支持我国 内部的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正在加紧对我们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利用民 族问题打开缺口,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重要手段。在这种错综复杂的 情况下,我们更应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认真妥善地加以解 决。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和表现”。《十三大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837页。 相信只要按照我国几十年来奉行的民族政策坚定地走下去,中华民族一定会奔 向光辉灿烂的未来。 4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车臣及前苏联的民族分裂势力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伴随着戈尔巴乔 夫的“改革”开始暴露、膨胀,进而对国家统一构成威胁的。并非巧合的是,这个 时期苏联共产党正在从主动到不得不被迫放弃执政党地位。现在,当人们回顾这段 历史时,可以肯定地说,这两件事情存在着必然联系,而且是一种因果关系。也就 是说,在苏联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如果放弃了党对各个民族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民 族主义就必然泛滥,各民族地区的党组织甚至有可能变成民族党、在野党,最后导 致国家四分五裂。 苏联血淋淋的亡党亡国过程发生在顷刻之间,其间的主要事件是: 1989年至1990年,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长期在这些国家执政的共 产党或宣布解散,或在彻底改变性质的情况下重组,成为在野党。八个国家的政权 无一例外地落在非共产主义政党手中,社会主义制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重 大挫折。东欧的剧变不仅与苏联的改革有直接关系,而且对苏联本身又造成了巨大 影响。 1989年11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全苏大学生会议上首次表示苏联也可以实行多 党制。此时,他对苏联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还充满信心,对共产党在苏联没 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取代的地位和作用还坚信不移。因此,戈尔巴乔夫认为,共产 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必要依靠宪法去维护。从此,苏共开始了以主动放弃领导权为代 价的“改革”尝试。 1990年1 月20日,叶利钦与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院长阿法纳西耶夫、莫斯科高 级党校校长瓦斯塔科夫斯基等人在莫斯科成立了苏共“民主纲领派”,从此苏共内 部分裂成“主流派”、“传统派”和“民主纲领派”三部分政治力量。 1990年2 月5 日至7 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会上通过了准备提交给即将召开 的苏共二十八大审议的行动纲领草案《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 称苏共仅仅是一个自治的社会政治团体,是一个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政党。它的最终 理想是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草案还说,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苏共在社 会中的地位,摆脱政治垄断。宣称“苏共将在民主进程的范围内推行自己的政策, 放弃任何法律和政治上的优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