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剪羽翼跌入谷底 毛泽东走后,周恩来接替了总政委一职。他与朱德接中央指令主动出击,未能 取得有效战果。在次年春天的反围剿战争中,他们抵制了任弼时等人的干预,沿用 过去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因而在短短20 天内,围歼了陈诚3 个主力师,俘敌 万条人枪,大气磅礴地结束了这次战争,红军胜利的主战场,是数月前毛泽东在《 训令》中所选定的。 但是,毛泽东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这时,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 洛甫(张闻天)由于在上海站不住脚已于1933 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他们是一年来 毛泽东挨整的幕后操纵者。他们的到来、不会使毛泽东的日子更好过。 二十六岁的博古为自己领导着千军万马而心潮激荡。他在资历、战功和威望上 还是一片空白,为了掩饰这一点,他总是板着面孔. 作出严厉无情状,来镇慑部下。 很少有人象他那样,曾有过为斯大林做翻译的荣耀,他在众人甚至群众集会上的风 度之做岸,口舌之纵横,据说是无以伦比的。从他那副瓶底似的眼镜片背后射出的 目光坚硬而紧凑,细看之下,眼珠有些外凸。如果没有权力的光环笼罩着,这副形 象对于一位青年人来说难免有几分滑稽。 他的内心与外表一样拙于变化,他一直相信,他听拥有的来自十月革命圣地的 书本理论,远比游击主义者狭隘的经验要高明得多。他是有资格、有能力领导后者 的,并且乐于以强硬的手段实现这种领导。 两年来的掌权经验证明,毛泽东已成为他们实现最高领导意志的主要阻力。早 在1931 年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前找博古交待工作时,两人谈到: 毛泽东小事有办法、大的问题是错的。两年来,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严 重干扰了他的夺取中心城市的宏伟计划,他曾多次指示对毛进行说服帮助,无奈此 人桀傲不驯、屡抗上命,看来只有施以“无情打击了”。 当博古进入中央苏区经过福建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望一下在福音医院养病的 毛泽东,博古傲慢地反问:为什么去看他?此时,他已拿定了对付毛泽东的主意。 由于中央总负责人的驾临,苏区中央局自动解体了。威震一时的任弼时被降级 使用,派遣到湘赣区作省委书记。尽管他主持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仍被博古批评 为贯彻中央进攻路线不力,而且,对毛泽东不够“无情”。到达苏区不久,博古已 发现,毛泽东在红军和地方干部中影响深远,仅仅剥夺他的权力是远远不够的。 博古虽然年轻,在权力斗争中却老谋深算。他不会愚蠢到一到苏区便对它的名 扬四海的创建人进行正面直接打击的地步。他具有狐狸般的狡猾,他巧妙地运用迂 回战术,首先把铁拳碾向毛泽东的跟随者。 1933 年2 日,距博古等人到达苏区不满一月,江西省委书记罗明被揪了出来, 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大加讨伐。此人被指为”迷信色泽东的游击主义”,执行 其右倾路线,更无知地行文,在“毛主席”一词前面用了“我们最好的领袖”的衔 头!他受到了博古、洛甫两巨头的面斥和众人的连番批斗,彻底垮了下去,福建省 的主要干部大多被撤换。几乎没有一个区、一个连以上干部未遭到斗争。 紧接着,2 月下旬,博古放了第二把火,烧的是“江西罗明路线——邓(小平)、 毛(泽覃)、谢(维俊)、占(柏)”。 谢维俊时任地方军分区司令,古柏是中央粮食部长,他们过去部做过毛泽东的 秘书。他们的罪状是在信件往来中把中央负责人以“洋房子先生”相呼,还颇具嫌 疑地与毛泽东通信。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也犯了同样的过失,他给大哥毛泽 东的一封信受到了组织追查。他们为此遭受到严厉的报复,被中央打成“内部已有 政纲的反党派别小组织小集团”,被撤消了全部职务,还遭到软禁邓小平被隔离审 查,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矮房子里。他是年二十九岁,担任着会、寻、安中心县委 书记,他的罪状是在强敌来攻时,率地方武装撤退,被批为“退却逃跑”的“单纯 防御主义”。由于他的倔强性格和抗辨中表现的理论水平,他被树为“毛派的头子”。 对他的斗争绝不是温和的,中央组织部长罗迈对他的攻击尤为激烈,且有不甘罢休 之势。在邓小平落难的日子里,罗迈己和邓美丽的妻子阿金相爱了。阿金果断地与 邓离婚,改嫁给高大英俊、深思熟虑的罗迈。这是否促使罗迈对邓采取严厉的态度, 无法证明。 博占把反“罗明路线”扩大到江西全省,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遭到撤换。 在博古看来,毛泽东在地方的基础已被抽空。 毛泽东被无形孤立起来了,没有人敢来探望他,一连数星期,他不同外人讲一 句话。他的命运和心情都跌到了最低谷。 毛泽东终于在极度痛苦中再次挺起身来,单枪匹马地向整个中央挑战。 1933 年6 月上旬,在临时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对自己在上 次宁都会议中受到的不公平批评提出申诉,认为当时中央提出的主动出击计划并未 实现,第四次围剿胜利采用的还是他的战略战术。毛泽东的胆量和韧性,令许多在 场人折服。博古勉强地把毛泽东的申诉压了下去,他强辞夺理说:没有前次宁都会 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事先应该知道这一结局,他的申诉也许是 有深意的。 毛泽东似乎已找到了平衡术。他作出服从中央决议的姿态,去完成博古布置的” 查田运动”。为了补缺“狭隘经验论”之憾,他大量阅读马列著作,搜尽了高级领 导人其中包括博古的书库。他把列宁的《两个策略》一书转给了在前线指挥作战的 彭德怀,在书皮上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他又把列宁 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寄给彭德怀,在书面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去的那一本书, 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险 性。他的做法到此为止。 毛泽东从他谙熟的历史中汲取了深厚的力量,所有历史创造者们都遭到过落难 的命运,问题在于落难中奋斗的方式。针锋相对的个人抗辩已被证明于事无补,拉 起旗帜,进行派别斗争,将会使中央陷入内牛和分裂,更是他下愿见到的。他已经 找到了合法斗争的策略。他等待着历史按其内在需要把他接上舞台的时候。 远在南京的中国统治者蒋介石,不知道他的主要对手已经失去了与他交手的权 柄,他把第四次围剿的失败也记在毛泽东的帐上,对于这位曾经共过事的对手,他 的感情是复杂的,充满了仇恨,畏惧,还有几分尊敬。四次围剿的惨败,使他从中 原逐鹿胜利的骄狂中清醒下来。他发誓拿出最大的精力割去这块向着他的心脏蔓延 的“异物”。他对过去深入苏区狼奔豕突处处被动被红军所乘导致的失败进行了深 刻反省,从德国——这个近百年来军事学术最发达的国家——请来了七十多人的顾 问团为他出谋划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国陆军总参谋氏赛克特一度领衔做了 他的首席顾问。一套中西合壁的“堡垒战术”被顾问团完善地贡献在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认为,它将是红军飘忽不定的游击战术的究星,他在庐山举办了三期“军官 训练团”,把全军中级以上军官转调上山,请顾问团和意、美军事教官教授堡垒战、 山地战和搜索战等新战法。在集中了中外“智囊”的建议后,蒋介石制定了堡垒战 和持久战的围剿战略,辅以保甲团练政策,在苏区构筑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断 绝苏区物资来源,企图步步为营,处处设碉,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压缩苏区地盘, 拼耗红军实力、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 这年年初以来,日本侵略军先后攻占山海关和热河全省,长城一线战斗激烈, 华北急危。为平息部下的抗日呼声,蒋介石扬言:日本人只是“皮肤小病”,共产 党才是心腹大患”,“攘外必先安内”。“要把听有的能力,所有的工作统统集中 于一点,从事剿灭赤匪”。如果不计亡国危险,这时蒋介石的确已达到他的力量顶 峰。为了准备这次大规模战争,他集中了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他在国内大量发行 公债,筹措战争经费,还向英、美、意、日等国借款,购买飞机、大炮和军火,他 居然搜集到100 万军队,200 架飞机的空前的战略力量,其中50 万精说将分为东、 西、南、北四路用来直接进攻中央苏区。 1933 年9 月下旬,国民党北路军集中四个师的兵力,一举夺占中央苏区东北 部重镇黎川,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由此拉开了序幕。 在此之前,博占还在贯彻他的“进攻路线”,企图实现他的“一省或数省首先 胜利”的梦想。这时红军已扩展至8 万余人,集中兵力应当能形成相当的打击力, 博古却听信他尊崇的洋权成、远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的建议, 不顾前线指挥官周恩来、朱德的一再反对,将一、三军团分中央军和东方军两路, 令他们冒着酷暑远征赣北和闽西北,他企望着“两个拳头打入”。首先夺取江西全 省。事实再次令他失望了,红军远征三个月,未能取得较大战术,当国民党军队发 动进攻时,红军远道回师,陷入仓猝应战的不利地位。 敌人的进攻使博占紧张之极,这毕竟是他平生第一次为如此严峻的外压负全责。 临在此时,上海的中央机关被国民党破获。他的洋顾问弗雷德仓皇逃回莫斯科。正 在他空落张惶之际,救星从天而降。 救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专家李德,他于10 月初由上海秘密潜至苏区李德 本名奥托·布劳恩,原籍德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内战, 20 年代他作 为德国共产党员被捕入狱八年,他以惊人的方式越狱逃往苏联,俄国人送他上了伏 龙芝军事学院,他在那里接受了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共产国际派他到中国来帮 助红军训练骑兵,他没有料到,中共总负责人会把军事大权拱手交给他。他是一个 典型的日耳曼人,蓝眼睛,金黄色的头发,身高6 英尺以上,在中国同事中如鹤立 鸡群。他举止呆板、僵硬而迂腐,在这些推崇洋顾问的中共要员面前,他的日耳曼 人的傲慢自然放纵地流露出来,他果断甚至粗暴地运用了到手的大权。 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想法,他说:“游击战争 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为红军制定了一套打常规战争和阵地战的“新战术”, 这是崇拜正规化的博古梦寐以求的东西。大战爆发,年轻的总负责人把军事决策的 依据全部寄托在洋顾问身上。 博古和李德震惊于黎川的失守,匆忙地确定“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防御战略。 为了急于收复黎川,由李德制定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命令鼓德怀率红三军团兼 程北上,消灭上述地区的敌军。10 月6 日,红三军团在洵口与敌第6 师18 旅遭 遇,全歼该敌,接着冒险深入敌军碉堡群中去攻打硝石、资溪,连攻多日未能攻克。 11 月初,又在浒湾、八角亭的攻坚战中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这以后, 红三、五、七军团辗转于抚州、金溪、黎川等地区堡垒群中,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与此同时,在杭州以东的中央红一、九军团奉命北上策应东方军,被国民党以十个 师的优势兵力围截,蒙受重大伤亡,被迫向苏区腹地转移。 在采取“进攻路线”对付敌堡垒主义碰壁后,李德乃改变思路,采取处处设防, 节节抵御,以堡垒对抗堡垒的方针。他精心设计了一套袖珍式的歼敌战术:先以阵 地防御抵住敌人的攻势,待敌完全脱离堡垒距我碉堡200 ~300 米时,施以“短促 突击”歼灭之。他下令全军学习使用短促突击的战术,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引起战 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 就在这时,国民党阵营发生了分裂。1933 年11 月20 日,红军的老对手、 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 政府”,全国为之震撼。事变发生前,十九路军曾秘密派遣代表来到江西,与中共 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解除了后顾之忧。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围剿中央苏 区的东部战线倾刻崩坍,其主攻苏区的北路军侧翼亦受到威胁。蒋介石还担心十九 路军的造反行动,会引起他在各地一些久抑求伸的老对手们的响应。他从北路军中 抽调出8 个主力师,东入福建镇压叛乱,心中最害怕的还是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作 战。 远在沙洲坝的毛泽东得知消息后非常振奋。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秘密来访时, 他被中央负责人接到瑞金,会见了他们,同外界一样,全权代表以为朱德和毛泽东 还担任着朱毛红军的首脑,协议出自于朱毛口中,才能相信其诚意和权威。这是令 博古既忌妒又颇为幸灾乐祸的事情。就在那次到瑞金时,毛泽东参加了中央讨论本 次反围剿计划的会议。会上,他详细阐述了一贯的主张,建议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 的战略战术对付敌人的“堡垒主义”。其结局是可想而知的。毛泽东带着威严而冷 峻的表情听取了博古的严厉反击,最后把目光投向默默无语的与会者们。他坚信他 的努力不会是无效的。当然,他不可能听到博古和李德会后对他的嘲笑,他们说, 他的一切建议都是根据一些过时的情报,他们早已让他远离于保持战局秘密的圈子 了。由于不可抗拒的因素,毛泽东参与了与十九路军结盟的上层运作,他对可能发 生的事变是有心理准备的。最后发生的事变规模之宏大,使他立即意识到,这是转 变战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良机,可谓千载难逢,必须在军事上利用它。他谨慎地 放下一切杂务,思考了数日,然后提笔给博古写了一封密信,信中提出两点建议: 一、红军与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 二、鉴于蒋介石为了镇压福建事变,已将宁沪杭沿线的8 个师和第88 师全部调往 福建,国民党江浙皖后方腹心地区兵力十分空虚,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 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 防卫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其进攻江西和福建的部队回援,这 样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解中央苏区之围。 后世的史书将会说:这是千古奇计,如果它被采用,历史将会是另一番样子。 然而,在当时,毛泽东把它贡献给博古时,居然很久没有得到回音。 毛泽东按捺不住,跑到中央所在地叶坪去向博古查询,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 散。历史按照它的固有源流流动着。 大约与此同时,彭德怀也从前线向博古发来电报,提出几乎雷同但不大完整的 建议。博古通过周恩来转电曰:这是脱离中央苏区的冒险主义。 还在前线视察的红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亲眼目睹了入闽蒋军在山下 公路上一队队地移动,他们向上级朱德、周恩来要求出击。12 月13日,朱、周致 电博古、李德,建议立即集中红一、三、五、七、九军团主力与入闽蒋军主力决战, 博古回电,不准向东配合十九路军,主力西调去进攻堡垒。在具体布署上, 24 小 时内命令变更了4 次。朱、周对中央屡变号令提出批评,并且要求“在相当范围内” 获得全权。博古的回答是:撤回“前方总部”,由中央直接指挥各军团、师、团作 战。 1934 年1 月4 日,朱、周被召回瑞金,恰在此时,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发 来紧急求援的电报,周、朱见到博古,力陈出击援蔡的必要:如果蔡廷锴垮了,蒋 介石马上会把抽走的主力重新投入江西战场。博古摇头,他在等待共产国际的答复, 这样已有十几日之久了,恰巧共产国际的答复也在这时候到了。内容是:中共在军 事上可以独立作出决定。博古这才同意出兵,但动作迟缓。等到10 天后红三军团 入闽时,蔡廷锴等事变领导人已逃往香港,他们军队此前已倒入蒋介石的麾下。 博古在猜疑、犹疑、幻想、等待中度过了两个月的光阴,他那在蒋介石与反叛 者两败俱伤而后由红军收拾残局的计划,被残酷的事实证明是一厢情愿。共产党和 红军高层人物已经目睹,当考验到来时、这位二十七岁的书生不知如何驾驭全局。 然而,博古们仍在云里雾中勇猛地向前冲撞。1934 年1 月中旬,他在瑞金召 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冒险路线发展到它的顶峰。会议决议宣称:中 国已存在决定性的“革命形势”,本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 对于持不同政见的毛泽东,博古没有忘记重念了一番“紧箍咒”。要求党内继续 “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随后于月底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苏维埃大会中, 毛泽东虽然继续当选为国家元首——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他的政府总理——人 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却被卸下转给了张闻天。事后某日,身居于“二十八个布尔什 维克”的罗迈曾亲耳听见博古对张闻天说:“老毛今后只是加里宁了,哈哈!” (加里宁是当时苏联国家的元首,属“总理”斯大林的“傀儡”)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