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扮演包公 任弼时听从刘伯承的劝告,决定采取迂回策略介入这个矛盾。他不惜花很多时 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和张国焘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 个争执的症结所在,张国焘嘲讽地问他是不是想做“包公”。 他也不否认这一点,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 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 任弼时怀着对党和红军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四方面军与中央之间来往的电文和 有关材料进行查阅与研究,并寻访四方面军有关当事人交谈了解张国焘与中央发生 分裂的经过,以便找出较圆满的解决办法,促使红军团结。 数日之后,任弼时前来登门造访张国焘。 张国焘迫不及待地说:“任胡子,有何高见,快和盘托出吧,我洗耳恭听。” 任弼时郑重其事地表明他的观点:“通过走访了解,得出以下几点见解与国焘兄商 榷: 一、四方面军策应一方面军是真诚互助的行动,不能说四方面军的同志早有反 中央的倾向;二、双方都有成见,最先表现出这种成见的,应该说是何凯丰的文章 ;三、一、四方面军彼此的批评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四、因为北上和 南下是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由于四方面军坚持南下,毛泽东等不得不率一、三军 团北上;“最后一点,请国焘兄恕我直言,卓克基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似乎太 过份了,这在中共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 值得大家警惕,从中吸取教益。”张国焘做了大量的辩解,任弼时静静地听着,只 是说,党的统一和军队的统一比什么都重要。 在甘孜,朱德主持召开由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说明中央来电要二、 四方面军趁甘肃敌方兵力空虚,速出甘南;并宣布红军总部作出的北上部署:四方 面军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会议决定,根据朱德的建议,任弼时随红军总行 动,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并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 这是朱德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安排:任弼时随总部行动,可以加强同张国焘 斗争的力量,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还可以从外对张起 制约作用。 张国焘对此苦在心里,却无法表述意见。朱德的举措名正言顺。然而,张国焘 是不甘心的,他显得非常急躁。他让周纯全找任弼时说,两个方面军开个干部会, 首先求得意见一致。任弼时清楚,张国焘是想利用这个会拉拢一部分人支持他,同 党中央继续对抗。他当即对周纯全明确表示:不要开这个会!把党内分歧在干部中 公开出来,会造成上层对立,使工作更加困难,损害团结。张国焘听不进这种劝导, 直接找到任弼时坚持要召开两军干部会。 任弼时非常冷静地说:’我反对开这个会!如果你坚持要开,我敢肯定,会上 争取四方面军的进步干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二、四方面军干部对你态度尖锐起来, 我不负责任。”任弼时的话,力重千钧。张国焘害怕自己孤立,就不再提开这个会 了。张国焘准备换掉红二方面军4 个师以上的政治委员,也未能如愿。二、四方面 军胜利会合后,共同北上的条件已经成熟。为了实现“速出甘南”的计划,7 月1 日,朱德从甘孜致电在炉霍的徐向前,要他率领中路纵队立即出发,“迅速向松潘 前进,勿失良机”。3 日,朱德和张国焘、任弼时率领左路纵队由甘孜出发。7 月 中旬,右路纵队也由董振堂率领从绥靖北上。进入草地第二天晚上,任弼时主动找 傅钟谈话。任弼时和傅钟的谈话,常用俄语进行,他们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 傅钟时任川康边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的西北局组织部长。任弼时先向傅钟介绍了二 方面军7 个多月的艰难行程,也称赞四方面军的政治组织工作。他直截了当地说: 你们发的小册子,讲和党中央的分歧,说一方面军“不辞而别”,这样散布不 和,损害团结,为什么要发给我们?那是不应该发的。随后,他开门见山地问傅钟 :“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呀?”傅钟不加思索地说:“不知道。” 任弼时很惊讶。他仔细地听了傅钟讲述的当时所见所闻。 听完傅钟讲的过程,任弼时严肃地问他:“北上有决议没有?”傅钟说:“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任弼时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傅钟的思想深处。 尽管草地凌晨格外寒冷,他身上还是不由得冒出了汗。这天晚上,任弼时没有再说 什么,只要傅钟明天到总司令部机要科去看电报,说:”凡是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 傅钟看过电报后才知道,原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有不少重要事情,他根本 不知道!任弼时再次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而 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关于张国焘自立 “中央”问题,傅钟说,那个委员名单,全是张国焘和黄超搞的,别人概不知道。 那天晚上开会,事先都不摸底,连陈昌浩也不晓得要干什么。傅钟把那次会上的记 录给任弼时看过,任弼时明确指出:“责任全在张国焘,事是他干的,人是他定的, 你们谁管得了?”后来,任弼时没有就此批评过哪个人,他非常诚恳地说:“按照 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 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 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傅钟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 有一天任弼时当面告诉张国焘已和傅钟谈过话。张国焘满脸不高兴又不好明讲, 只是说,可以再多找几个谈谈。还指名可以找谁谈谈。任弼时说,和傅钟同志还没 谈完,以后再找别的同志。他清楚张国焘的用意,是要让听他话的人来施加影响, 混淆是非。 任弼时和傅钟都会说俄语,关键的话用俄语表达。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任弼 时极为愤慨,说:“搞派别活动是张国焘的老毛病,斯大林都知道,想不到会发展 的这样严重。”他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维护党中央建立绝对统一的集中的最高领 导。他用俄语说,列宁是非常重视统一问题的!我们再不能让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 了! 经过几次和任弼时的竟夜长谈,傅钟对张国焘有了全新的认识。一些问题也得 到了澄清。按照任弼时的安排,傅钟和王建安、袁克夫等四方面军政治部的高级干 部作过长谈。他们完全赞成任弼时的意见。 任弼时同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领导和高级干部多次交谈,了解情况, 交换意见。他建议大家把眼光放到当时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上来,他说:“我们和 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之后开会,中心还是讨论迎接抗日民族革命运动新高潮的问 题,对以前的问题,有冷静的、客观的自我批评,就不再提了。”陈昌浩自此以后 思想有了很大变化。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