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峥嵘岁月 一过于都河,毛泽东便开始坐担架长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习惯在乡间 走路。红军的领导人中大概没有谁比他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翻山越岭走过更多的路程。 从孩提时起,不论到哪里,他都是徒步行走。一个家民的孩子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 的。在长沙师范学习期间,他与朋友肖瑜在六星期里步行周游了湘南的六个县。他 们沿路乞讨,这是肖瑜的主意。两人身无分文,衣衫褴褛,带着破伞和小包,装着 笔记本和换洗内衣。他们靠农民、偶尔也靠城里人的施舍为生。这次外出周游既是 一次探险,也是一次考察。他们发现,依靠自己的机智和人们的慷慨可以生活下去。 这时,毛泽东第一次开始用分析的眼光来研究农村。 毛泽东和肖瑜的旅行以及历时五个星期的农村调查,也为日后的长征做了准备。 从秋收起义开始,他就一直住在农村,有时骑马,有时步行。他身上的肌肉变得坚 韧发达。可是目前他由于长期患疾病而身体虚弱。 而这时和后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坐着担架赶路。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 长竹杆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就象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地晃 荡。他那足有六英尺长的瘦高个儿、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在睡觉时不会被晃出来, 因此也没有必要绑在担架上。两名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担架,把竹杆扛在肩上。竹 杆很长,因此他们可以看清脚下的路——在羊肠小道上走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担架上盖着油布或油纸,这样,在细雨濛濛的山区,担架上的人就能免遭 雨淋。毛泽东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觉,而且常常如此。 毛泽东比那些布尔什维克人要年长一些。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1934 年时只有二十七岁。他曾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四年。博古在长征开始时 是二十六岁。从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他在莫斯科呆了四年。长驻莫斯科的、领导博 古他们的王明当时也只有二十八岁。洛甫当时是三十四岁,算是较为年长的了。 毛泽东没有到外国留过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中国学生漂洋过海去求学很 盛行,他没有像周恩来和朱德那样前往欧洲求学,他也没有拜倒在莫斯科的圣坛面 前。当他把新民学会的好友都送往法国勤工俭学后,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出国,他说 :我对中国研究得很不够。 1893 年,毛泽东出生在离湖南省会长沙市不到六十五公里的韶山冲一个农民 家里。六十五公里的距离,在当时显得非常遥远,将近二十岁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 省城。 同父亲的争吵构成了毛泽东少年时代生活的一项重大内容,这时他就表现了桀 傲不驯的反抗性格。他挣脱了父亲的羁绊,走出乡关闯荡,在表叔的支持下,他进 入了东山小学堂求学。 毛泽东的眼界由于学习更加开阔起来。同学肖三借给他一本书,叫作《世界英 雄豪杰传》。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阅读了有关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卢梭、彼得大 帝、孟德斯鸠等人的故事。华盛顿使他着了迷。毛泽东对肖三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武昌起义爆发时,毛泽东已转到长沙一间中学。 他当时是激进的民族主义一分子。为支援武昌的革命军队,他同许多同学一道参加 了新军。 六个月之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便离开了军队,到处寻找合适的学校,后 来决定在省立图书馆里自学。在那里,他一头扎进书海中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名著。 这是他博览群书的时代。 此后,毛泽东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第一师范是促使毛泽东成熟的温床,他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半的时间。对他影响 最大的是伦理学教授杨昌济。杨教授曾在日本和英国学习了十年,因博学而被誉为 “长沙的孔夫子”。毛泽东在这里还遇见了徐特立、王季范、方维夏教授以及一批 同学——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周世钊和张昆弟,他们后来与毛译东一起参加了 革命运动。 近代以来,湖南这个经济落后的内陆省份,居然成了全国重要的人才中心之一。 曾国藩、左宗棠在镇压了太平天国后,成了洋务运动的倡导者;谭嗣同是戊戍变法 著名的领导者之一,变法失败后他死难于京城。黄兴是同盟会主要的军事首脑,领 导了全国十次反清起义,是赫赫的辛亥元勋。蔡锷带着病亲领不足2000 的云南兵, 和10 万袁军决战,终于掀翻袁世凯的皇帝梦。 统而观之,可谓风云际会,群星灿烂,唯梦有材,于斯为盛。 毛泽东在这一小环境中成长起来,湖湘文化的精华浇灌着他。自王夫之以来, 湖湘文化注重追求人生和宇宙的大本大源,深受这一思想传统影响的毛泽东,在青 年时代同样是从探求“大本大源”的哲学问题开始,提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 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青年毛泽东的脑中回荡着“豪杰”、“圣贤”的激情,“立一理想,此后一言 一动皆期合此理想。”这种日新不息、奋斗向上的精神一直盛行于湖南。正如陈独 秀所指出:“湖南人底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从 魏源、谭嗣同、黄兴、蔡锷,一直到毛泽东,都表现了热烈追求新事物,敢为天下 先的首创精神。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热烈提倡: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种 奋斗向上的人生观,与湖南刚健质朴、吃苦耐劳的“霸蛮”精神相结合,使湖南在 中国近100 多年的历史上,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自从南宋开始、湖湘学者就十分重视“经济之学”,主张从国计民生、“日用 之实”中去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其后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人 无不提倡“经世致用”之实学。例如,王船山“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江山险 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魏源也主张: “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勤访问始。”深受这一传统影响的毛泽东,在青 少年时代就懂得“练达世情皆学问”,提倡“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 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主张不仅要读“有 字之书”,还要善于读社会这本“无字天书”,并且身体力行,后来毛泽东进一步 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都可以看到湖湘文化这一优秀传统 的影响。 当时社会最大的危机就在于:军事危机。对外,军事积弱,屡受列强侵略。对 内,军阀混战,枪杆子拥有最大的发言权。重实践,首先要重军事。 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湘军,在全国范围内空前地实践和传播了务实的军 事理论,表现了经文纬武的高度军政才华,造成了“无湘不成军”的特殊历史传统, 在湖南形成了“士乃嚣然喜言兵事,人颇、牧而家孙、吴”(《谭嗣同全集》第194 页)的特殊社会风气。流风所及,连湖南一师这样的师范学校也是“以激发爱国思 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为宗旨。”在这样的社会风气 与教育宗旨的培养熏陶下,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对历史上“事态百变,人才辈出” 的战争史实特别“喜读”、认识到中国“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必须 “磨砺以待日本”,因而对战争问题着意加以研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与思想文化 土壤里,诞生出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以及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开国 元勋、卓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就不是偶然的了! 湖湘文化一直深受楚文化的影响,屈原瑰丽浪漫的诗篇,庄子神奇精妙的散文, 深深哺育了湖湘文化。湖南历代志士仁人,在进行哲理思维的同时,也进行着大量 诗词、散文的创作。他们的作品。充满着呼风唤雨的时代精神,洋溢着光芒四射的 文采。 个人奋斗力弱,集体奋斗最强。无论是王船山还是魏源的史论著作。都是在研 究历代治乱兴亡之道,具有书生参政,经邦治国的强烈意识。湖南知识分子由此而 形成了一种师徒相传,朋兴景从,薪尽火传,联系紧密的群体参政意识。他们平时 以道德文章相交往,互相切磋学问,提倡陶铸人心,转移风气,一到国内政局发生 重大变化与需要的时候,这种学术文化圈子,很快就转变成能左右中国政局的巨大 政治和军事力量。 在长沙求学的岁月里,毛泽东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 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新民学会。这是一 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 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 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 要的位置,可是他们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 得有一次毛泽东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毛泽东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毛泽东的面把 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毛泽东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 那个家伙见面了。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 宙! 他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他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 河。遇见下雨,他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他们也脱掉衬衣, 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他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 在已经下霜的日子,他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他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 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 1918 年中,毛泽东送新民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人员到北京,为解决生活开销, 由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在那里他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1919 年初,他由北京来到上海,由于失去了生活依托,他只有靠洗衣为生。这时, 一位老师借助其军阀朋友的支持,担任了湖南教育厅长兼一师校长,他把毛泽东带 回了湖南,任命为一师附小校长,毛泽东从此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不久,他与杨 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结了婚。 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是湖南学运的主要领导人。在学运的激流中,毛主席 编辑了《湘江评论》,他第一次发出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 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的口号。 约在此同时,在附小兼职的毛泽东给他的小学生作文题目是:“内忧如此,外 患如此,如何使一盘散沙的中国,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这证明,此时他已找到了 救国救民的道路,问题在于行动。 1921 年7 月,毛泽东出席了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为党 的创始人之一。从此他投身到共产主义运动中去。尽管在湖南发动的历次反军阀运 动都没有取得实效,但毛泽东的领导下的湖南共产党支部仍是全国发动工农运动最 多、组织力最强、人员最众的一个。毛泽东的组织能力在20 年代共产党内即是无 与伦比的。 1924 年,毛泽东来到广州,进入了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领导层,被任命为代 理宣传部长。1926 年,当北伐军挺进到两湖时,他的家乡湖南已掀起了前所未有 的农民运动,全省农民都动起来了,国民党右派对业已爆发的农村阶级斗争感到恐 惧,共产党内妥协派也骂农运为痞子运动,毛泽东站在了农民一边。 1927 年春夏之交,蒋介石悍然向共产党人施下屠刀,在历史性的选择关头, 毛泽东投身到军事斗争中。九死一生的六年后,毛泽东已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军事战 略家,然而,此时,他的大权被一批留苏生剥夺。在第五次围剿重压下,这批书生 表现出军事上的无能,一败再败,只好实施战略转移。 毛泽东的忍耐和等待已经到了尽头。他不能眼见着书生们把他亲手创立的军队 引向绝境,同1927 年春夏之交一样,他又到了重大选择的关头。必须采取行动。 毛泽东深知要想使党和红军从濒于灭亡的险境中解脱出来,在于发动一场合法 的集体反抗运动,替代“三人团”的集权专断。 长征出发前,“三人团”曾作出决定,要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军团去。 毛泽东坚决反对,提议中央政治局成员不要分散,都随军委纵队行动。这一提 议被接受了。除派出政治局委员陈云、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何克全) 分别到红五、红三、红八军团担任中央代表外,其他政治局成员均随军委纵队 行动。这一提议的被接受并实行、含义深远。 毛泽东虽然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居于少数的地位,但他坚信自己掌握着真理,大 多数人为了生存,最终必然走向真理。 如果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行中的一年里,毛泽东虽然向“左”倾中央 进行过激烈的抗争,但那时还没有撤换中央领导的想法,他只是把对革命前途的忧 虑深深地埋在心间。可是,当反“围剿”失败、中央根据地沦陷,特别是在不得不 踏上长征征途的红军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命运时,他挺身而出了。摆在中国共产党和 红军面前的是一个极其严峻的现实:不是胜利就是灭亡!如果继续按照博古、李德 的错误意图行动,必然会将中国革命拖向绝境;而只有改换他们的领导,中国革命 才有新生的希望,生死存亡的关头,唯一的抉择就是撤换博古和李德。 开始时毛泽东很谨慎地将他的活动限制在政治局成员内进行。他首先争取的对 象是已有所觉悟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成员王稼祥和张闻天。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