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架上阳谋集团 担架后面有四个警卫员,一个挎红十字包的年轻医生,紧紧跟着它,保护它。 二十九岁的王稼祥躺在担架上,他容貌秀美,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温文尔雅, 颇有一点学者风度。他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如果仔细看来,就会看出他是在极力 忍受着痛苦,仅仅是在下级面前才显出那种若无其事的平静。 他是前一年春天,在一座古庙里开会,遭到敌机空袭负伤的。伤很重,弹片把 肠子打穿,后来又化了脓。没有麻醉剂,也得施行手术。整整八个小时,他的额上 全是黄豆大的汗珠,却没有吱一声。人们没有想到,这个文弱书生内骨子却如此刚 毅。由于当时没能把弹片刮出来,腐骨没有清除,一直流脓,只好接了一根橡皮管 子把脓排出体外。这样就不能不增加他许多痛苦。 长征以来,他就坐在用青竹子扎成的担架上。经过两千余里的行程,几个担架 员的衣服早已挂得破破褴褴的了。 这位红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人,是十年前,也就是他十九岁的时候,投身到共产 党的队伍中来的。他的命运几乎是当时一般青年人都会遇到的命运。 当时,他在芜湖的一个教会中学读书,由于看不惯外国校长欺侮中国人而参加 了驱逐洋校长的学潮,紧接着就被开除。随后,家里又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 女子,他不乐意,这就跑到了上海。在这里,他上了上海大学的附属中学。就从这 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影响,1925 年10 月,他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 到两年,他就作为高材生结业,经过严格考试,进入苏联造就马列主义理论干部的 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那时同学中能够同他比肩进入这座殿堂的,只有张闻 天、沈泽民等人。不久他成了王明为首的二十八个布尔什雏克中的一员。王明上台 后为了贯彻他那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就向全国各个苏区派去了钦差 大臣。王稼祥也在这时,同任弼时一起化装成牧师辗转进入中央苏区。 一开始,他是冒险路线的积极鼓吹者,人们常说的“洋房子先生”,毫无疑问 地把他包括在内,有人甚至背地里把他和“王明、博古、张闻大”称为这条路线的 “四大金刚”。中央代表团是从1931 年11 月的“赣南会议”上开始指责毛泽东 的,当时批判他是“富农路线”、“等待主义”、“右倾”和“狭隘经验论”。王 稼祥是会议主持人之一。 此后,王稼祥在青塘会议上说了一句“名言”:“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 这当然专称毛泽东。这时已倒向毛泽东的长江局代表周以粟当面站出来说: 山沟里就是有马列主义,没有马列主义怎么能打败几倍于红军的敌军呢?怎么 能够搞出这么大的根据地来呢?这是实践中的马列主义嘛!在这以后,毛泽东找出 很多文件给王稼祥看,找王稼祥谈话,谈得根深,比较务实的王稼祥受益匪浅;他 觉得毛泽东在军事上确实有道理。这样,中央代表团转而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支 持毛泽东的军事部署。 从此,王稼祥变得清醒了,在军事上,他日益依重毛泽东的意见,因此,他同 他的几位掌权的亲密同窗,就不能不发生隔阂。1933 年初,临时中央进入江西苏 区,有一次,他同博古一起聊天,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那时,毛泽东已被撤 去了军事职务,颇有余闲,除了调查研究,就潜心读书。博古从外面来,带了不少 外文和中文的马列书籍,毛泽东就借书来了。博古对他还算客气,借了几本给他。 可是等到毛泽东抱着书走出去的时候,博古就带着讥笑的口吻对王稼祥说:“老毛 还学马列呀!”王稼祥听着很不顺耳,就随口说:“他就是不懂外文,其实读马列 的书也并不少,而且很注意消化。 要说古书,那我们这些人就不及他了。”博古高傲地笑道:“他小事有办法, 大事不行!”王稼祥又反驳说,“要论打仗,那他硬是行咧!”博古见他对毛泽东 如此心折,心里颇不好受,立刻说:“打什么仗?完全是‘守株待兔’罢了;这同 党的进攻路线是完全不相容的!”王稼祥也反驳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能说是‘守株待兔’呢?”两个人竟这样 一来一往,弄了个不欢而散。 被撤去军事职务的毛泽东,住在瑞金的一个小山上。山上有一座寺庙,他就庄 在那座寺庙里。虽然他的热烈信徒们有时悄悄地来谈一谈,但毕竟门前冷落车马稀 了。王稼祥有时也上山去看看他。两个人谈起当前的战局和打法,每到激动处,毛 泽东常常摇摇手说:没有办法!我们是居于少数罗! 这一段时间交谈给了王很大的启发,他当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有独特之长,他所 谈的既简单明了,又那样地有说服力。打仗的真理在老毛这一边! 长征路上,毛泽东的担架与王稼祥的担架并肩而行。毛泽东有意停留了多日。 他们行军时交谈,到宿营地也交流想法。王稼祥坦率地向毛泽东谈了自己对当 前形势的优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表示很赞 赏他的想法,并且结合现实情况,说明自己对党和红军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主张, 使王稼祥深受启发,他从革命的前途着眼,暗暗决心在时势来临时把老毛推上战马。 毛泽东看到王稼祥的转变,已与自己合拍,心中暗暗高兴。此处不必多费力气 了,他向王告了别,向它处活动去了。 王稼祥经过考虑,坐在担架上找了张闻天,两位老同学作了数次长谈。 张闻天是五四运动的产儿。1900 年他出生在上海近郊南汇一座临海的小镇。 当北京学运的风潮席卷全国时,时读南京河海专科学校的他是市学联的主要笔杆子。 张闻天在成长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国外。他1920 年去日本半年,1923 —1924 年到美国一年多,入党后又去苏联5 年、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像张闻天 早年到过美国这样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就只有他一个。张闻天拥有大 量的书本知识和广泛的阅历,眼界很开阔。他在中山大学学习了二年,毕业后留校 任教,有一次斯大林来到中山大学,就中国“四·一二”政变引起的时局变化发表 演讲,从上午九时一直讲到下午二时,张闻天、沈泽民和王稼祥轮流当翻译。 20 年代末,中国学生中的托派被驱逐回国,托派校长被撤下来,米夫被斯大 林钦定担任校长,他宠爱的学生王明乘势崛起。 张闻天毕业留校任教时过一年,由共产国际东方部选送,进入苏联红色教授学 院深造。同时被选送到该校学习深造的还有王稼祥、沈泽民和郭绍棠。 位于莫斯科克雷姆河畔的红色教授学院是苏联的最高学府。张闻天等入学,在 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称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为“四 大教授”。 1929 年春,中山大学内发生了拥护支部派(米夫、王明一派)与反对支部派 的斗争,那时张闻天的家还在中山大学内。他同苏联红军后勤部的一位办事员安娜· 古尔宾斯卡娅相爱同居,还住在中山大学一间楼梯旁的小房间内,并仍在中大兼代 课程。由于他对两派之争公开表示不感兴趣,被认作“第三势力”的领袖。 正值此时,米夫由王明陪同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回到了中山大学。王明立即 向米夫建议,要利用支持“支部派”的人,团结“第三势力”,从而搞垮对手。米 夫采纳了王明的建议。 尽管王明与张闻天关系并非十分密切,但张闻天的学术名声和社会影响力,使 得王明主动向张闻天示意友好,观念的一致,终于使双方走到了一起。 后来,在斗争中落败的反支部派颇不服气地给对方骨干起了绰号,讥称他们是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一般是指: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王稼祥、朱阿根、 朱子纯(女)、孙济民、宋潘民、杜作祥(陈昌浩之妻)、陈绍禹(王明)、陈昌 浩、陈原道、何克全(凯丰)、何子述、李竹声、李元杰、沈泽民、汪盛获、肖特 甫、张琴秋(沈泽民之妻)、张闻天(洛甫)、孟庆树(王明之妻)、夏曦、秦邦 宪(博古)、殷鉴、袁家庸、盛忠亮等人,这二十八个人中,约二十人受过高等教 育,能流利地说一两种外语,只有五个人是工人阶级成份。 回国后,张闻天加入了王明、博古的班子。身任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宣传工 作。三十年代初中共在白区和苏区所犯的左倾错误,张闻天是有一份的。 本来,博古派张闻天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主持政府日常工作,意在进一 步排挤毛泽东对苏区政府的实际领导。一开始,张闻天对毛泽东波澜式前进的务实 主张是不满意的,他参加了王明、博古对毛泽东的“右倾保守”路线的批判。但是 他和毛泽东之间并没有私人成见,更没有仇恨,不过就是不了解毛泽东。张闻天在 就职后,动员毛泽东一起住进了瑞金下肖区沙洲坝的一个栽着棕树的院子。他与毛 的办公室仅隔一堵墙。在共同的工作中,他十分尊重毛泽东。每次主持人民委员会 开会,张闻天总是亲自或派人去请毛泽东参加,有一次,张闻天看到毛泽东亲自在 帮助周围农民挖茅坑,深受感动,他在一次会议上大声地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 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呵!”毛泽东病了,张闻天去看他,用手抚摸他的头部,很关切 他的病情。每次前来探望,张闻大和毛泽东总是坐在一起,常常长谈至深夜。他钦 佩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开辟井岗山根据地的惊世之举。他发现毛泽东在军事上很 有一套。 在实际工作中,张闻天与毛译东的观点也越来越接近。在十九路军问题上,张 闻天是不赞成博古拒绝出援十九路军联合反蒋的愚蠢计划的。至广昌战役大失利后, 他与博古发生了公开冲突,博古开始排挤张闻天,把张闻天派到闽赣去巡视工作, 从而把他排挤出最高决策圈。长征即将出发时,张闻天才从闽赣回来。长征的一切 准备工作,均由“三人团”决定,张闻天只是按“三人团”的通知办事。他即使提 出了意见,也不受尊重。他感受到失去的权力的空落。 张闻天对博古了解甚深。博古的拿手好戏,就是把反对“左”,曲解成右而加 以打击。张闻天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所以他反“左”,常常是胆怯的。 他害怕被博古归人毛泽东的右倾路线去。对博古的忧俱阻止了他与毛泽东的接 近,毛泽东未敢象与王稼祥那样向他但露心曲。直到长征前数日,毛泽东似若无意 地与他闲谈,他把心中对博古的不满意全部倾倒出来,毛泽东乘风吹火,两人之间 的距离从此拉近,成了交心的朋友。 长征开始以后,张闻天经常与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交谈党和 军队的一些重大问题。这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主要原因是什么? 战略战术、军事指挥上有什么经验教训?王稼祥有时非常气愤地批评李德的错 误军事指挥,张闻天多次谈论他与博古之间的争论,毛泽东则根据他对中国国情不 平衡、军阀混战、社会危机加深的实际,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实务战略和运动战术, 两人深为信服。 毛泽东在主动接近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时,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周恩来虽然是 “三人团”成员之一,但他与博古、李德不同,他与毛泽东有过真诚的友谊和合作, 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毛泽东认为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争取 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长征路上毛泽东关于军事行动的许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 的。在不断的接触中,周恩来进一步增加了对毛泽东的了解,逐渐地,他出现了一 个转变:从执行博古、李德的指示到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这是长征中出现的一 个重要转机。 毛泽东也找政治局和军委其他同事谈,如朱德、刘泊承、彭德怀等。他们原来 对毛泽东比较了解,有较长时间合作共事的历史,对毛泽东深为敬佩,本来就支持 他的观点和主张。这使毛泽东心中有了数。 军事顾问李德机警地发现,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 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 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让李德担心自己地位不稳。 他向博古提议注意这一动向。博古没有反应。他是不重视此事的意义,还是无 可奈何,一直是一个谜。 毛泽东虽然被排挤在中央领导核心之外,不能参加重大问题的讨论、决策,但 他时刻关心长征的每一步发展。他每到宿营地,仍象指挥千军万马的指挥员,在他 的办公桌上摆上马灯、公文包,打开军用地图,没有任何人对他提出任何要求,他 却自觉地在为全军的安危、长征的胜利操心。他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敏锐地洞察长 征中各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敌情,应该选择什么战略方向,毛泽东主动发起了一场争论。 11 月6 日,在广东仁化的城口,毛泽东提议:“红军不要向文明旋前进,不要在 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未水北上,在水口 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主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这样, 出敌不意,打破第五次“围剿”仍有可能。然而,博古、李德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命令红军仍沿湘粤边界的崇山峻岭,向蒋介石预设的封锁线前进。 红军继续西进,到达韶关北面的乐昌地区时,部队进入了山区小道,拥挤不堪, 湘、粤敌军从北南两侧压迫、中央军尾追而来,情况紧急。这时,红一军团长林彪 命令红1 师师长李聚奎带一个团在前头开路,掩护全军通过粤汉路。李聚奎即命令 1、2 团在粤汉路以东继续抗击粤敌的进攻,他亲自带红3 团撤出阵地,急行军来 到了全军的前面。 当李聚奎率红3 团到达乐昌地区时,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正在路旁 交谈。周恩来见李聚奎到来,说:“你们来得好快呀!”接着他详细交代任务和具 体方法,并摊开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指着地图上画好的箭头,告诉李聚奎应从 哪里前进,在前进中哪里要放一个排,哪里要放一个连,以担负两侧的警戒,他郑 重嘱咐说:“一定要保证全军安全通过!”李聚奎认真倾听周恩来的指示,并计算 路上需要撒下多少部队,琢磨最后如何收拢这些部队,他担心沿途撒下部队太多, 战线太长,收拢困难。 毛泽东就对李聚奎说:“你们在前面开路,任务艰巨,动作要迅速,不然后面 的队伍就会堵塞住了。大方向就是向嘉禾、监山前进。你们在前进过程中能相机占 领这两个城或一个也好。具体道路由你们在前头决定。我们就跟着你们来。大路能 走就走大路,不能走就走小路,如果小路也不能走就爬山。总之、你们在前面开路, 由你们决定,不要等着指示,以免耽误时间。”这是李聚奎在长征中第一次见到毛 泽东,他又听到毛泽东过去在交代战斗任务时常说的大方向是什么什么,具体的由 你们自己决定这一类以往很熟悉的指示,心里百感交激。 周恩来和朱德紧接着说:“对!对!照毛主席说的办!”中央红军突破敌人设 在宜章南北的第三道封锁线,越过粤汉路后,蒋介石在桂北湘江边构筑了一道最严 密的封锁线,即第四道封锁线,敌情非常严重。 当红军在郴州、宜章间时,彭德怀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一个积极建议:“以三军 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 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步溆浦、辰溪、 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 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博古、李德对这个建议置 若罔闻。 红军到达宁远地区后,毛泽东再次就进军方向提出建议:“红军主力不要过潇 水,不要改道(州)、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 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 中央革命根据地去。”这项建议又被束之高阁。 毛泽东有着不达目的决不休止的钢铁意志。他不顾自己的建议多次被拒绝,仍 以红军前途为重,不断提出建议。中央红军占领道县后,他又向中央提出:“红军 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 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 利。”这次建议的命运与以前的没有两样。 红军只好继续按蒋介石预料的路线前进。11 月下旬,红军越过都庞岭进入广 西边境时,严重的敌情就在面前,这时毛泽东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在全州南面 强渡湘江的主张,又一次提出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郑重提出: “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 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市(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 庆。接着可以向东北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 湘中丘陵,攻打蓝田,井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 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去。”无论毛泽东等怎样坚持提出正确的 建议,红军还是被博古、李德等引入到敌人四十万重兵的包围圈。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