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雄推举毛泽东 1935 年1 月15 日至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在 红军总司令部驻地举行(原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会议室设在二楼。因时值隆冬, 天气严寒,室内生了火盆取暖。 出席会议的有: 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 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 中央秘书长:邓小平。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 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 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 翻译:伍修权。 参加会议的共二十人。 由于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会议多数是在晚饭后开始,一直开到深夜。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 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检讨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与西征(长征) 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 会议在博古的主持下进行。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 他对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定检讨,但又坚持认为中央在政治 上和军事上的领导是正确的。他把不能粉碎“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 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的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工作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 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互相配合不够等等,他充分强调了失败的客观原因, 避而不谈个人指挥上的责任。 第二位发言是周恩来,他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他在报告中重点分析了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地承担责 任。他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执行了博古、李德的主张,但他也同李德进行过多 次争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军事主张和作战方案。从湘南开始的争论,使他进一步 认识到李德指挥的错误与毛泽东主张的正确。在这些争论后,他对军事错误开始有 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 机动。 第三位是张闻天,他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对 “左”倾军事路线作了针锋相对的批判。这个报告提纲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 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 随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会议上最重要的发言,确定了会议的 主旨和基调。毛泽东在发言中结合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的事实,系统地批 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全面地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说明当时解决军事问题的重要性,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他在发言中为 博古、李德总结了三句话,即: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 逃跑主义。他以第一至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事实,批评 博古为其错误军事指挥辩护,指出军事领导上实行错误的战略战术,才导致第五次 反“围剿”的失败,造成红军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 际出发,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也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考虑行 军走的是什么路,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 当然打不好。他说“路是要脚走的,人是要吃饭的!”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李德在战 略战术上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堡垒对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达到了目的;第二 个错误是分散兵力,搞什么六路分兵、全线出击;第三,“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 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碎‘围剿’。”第四,在战略转移中惊慌失措,战略大 转移过程重大行动既未在政治局讨论,又未做到政治动员,也未能在转移前给红军 以必要的休整而仓促行动。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李德和博古的领导方法“极端的恶劣”,批评李德“包办了 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对不同意见“不但完 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因而“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 抹杀了”。他还历数军委内部及各军团首长“不止一次提出了建议,而且曾经发生 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博古和李德是“徒然的”。 在分析博古、李德所犯每条军事错误的同时,毛泽东都提出当时应当采取的正 确方案。 他系统地介绍了他的运动战术:“为了争取迅速反‘围剿’胜利,不应在敌人 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钳制敌人,而把红军 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 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这是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和他的 军事思想最系统的一次阐述,他的发言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发言过程中众人一直 静听,结束后半晌也无人表态,人们还在回味他的论断。这是三年来他的发言唯一 没有被人中间打断和结束后大加批评的一次。 半晌之后,王稼祥起而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他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的,他 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议由毛泽东出来领导和指挥红军。 张闻天在发言中明确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强调现在必须由毛泽东出来领导。 他的态度对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 朱德是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结成的亲密战友,他历来佩服毛泽东的战略远见和 卓越指挥才能。他在会上严肃批评博古、李德排挤毛泽东、军事上瞎指挥的错误, 鲜明地支持毛泽东出来领导。他声色俱厉地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 能跟着走下去了!”这句话的分量很重,人们为之一震。 周恩来再次发言: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推举毛泽东出来负责军事指挥。 聂荣臻是躺在担架上来开会发言的,他说话时很气愤。每次见到李德,他就恼 火,因为使他想起李德的瞎指挥,李德对每门炮的位置以及哨兵设在哪里等具体部 署都作指示,而这些细节连军团指挥员也无须亲自过问。聂荣臻作为一军团的政委, 对李德的那种只允许和敌人正面作战的命令,并不是一概照办的。有时,他们用传 统的朱毛战术诱敌深入,仍然打了一些胜仗。 彭德怀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并严厉批评博古和李德。他提议彻底清算博 古等执行的左倾路线的政治错误,毛泽东立即插话:这次会议只讨论军事,不讨论 政治,当然,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彭德怀看了毛泽东一眼,不再言语。刘伯 承、李富春发言中对李德提出猛烈的批评,表态支持毛泽东。 林彪在会上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职务,在湘江战役和第一军团遭 受损失之后,林彪就开始公开批评这两个人了。临到开会,他讲了很多意见,对他 们表示了很大的敌意。 李德坐在门旁边,他的椅子放在一个很别扭的地方,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翻 译伍修权挨着他坐着,他的地位也不舒服。他心烦意乱,随着会议的进行,他越来 越生气,没有译出正常的水平。 李德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而入夜以来,伍修权变得愈 来愈不安和疲乏,翻译的内容也越来越简短,有时完全停了下来。博古发言时,他 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脸又变白了。他表面上一点没有失去 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刚在遵义没收而分配给他的烟卷也抽了不少。看 起来他变得越来越沮丧和抑郁了。 李德一再说,他只不过是个代表。他确实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建议,但是,“这 些建议是否被采纳就是你们的问题了。”李德断然拒绝了一切批评。 批评火力持续了三天。会议一般都是晚上七点开始,持续了四五个小时。 彭德怀没有等会开完、大概开了一半就走了。因为二军团第6 师摆在遵义以南 之刀靶水,沿乌江警戒,遭蒋介石吴奇伟军的进攻,他赶回前线指挥战斗去了。 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从桐梓赶到遵义时会议已经开始,他来到了毛泽东的卧室。 毛泽东当时正患感冒,发着烧,头上裹着一条毛巾,但他仍然专注地听取李卓然的 汇报。李卓然汇报了长征两个多月来五军团部队的情况,在湘江战役中折损了整整 一个师的兵力,指战员裕血奋战,连连失利,指战员怨声载道,责怪中央领导不力。 等等。毛泽东认为他讲的情况很重要,就说: “那你明天在会上讲一讲,好不好?”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李卓然在会议上就 部队情况作了发言,对博古、李德进行了批判。 会议所有的参加者当中,只有凯丰几乎完全支持博古和李德。他曾在莫斯科学 习过,是个“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他承认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 他们的职务,他声称,这件大事只能由共产国际决定。聂荣臻认为他“相当狂妄自 大”,他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 兵法》!”毛泽东反问他:“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 有几章?”凯丰无言以对。 凯丰的提议在众人的指责中偃旗息鼓,会议就组织问题达成了一致。 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方针时,聂荣臻和刘伯承建议红军改变路线,打过长江,在 四川西北部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他们认为,那里的条件比贵州好得多——四川省 比较富裕;而(公路)交通极不便利,这就使得靠两条腿走路、行动迅速的红军占 了点优势;那里的军阀一般来说对蒋介石怀有故意;另外,四川省人口较多,可以 补充兵员。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工作。这 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但没有进行表决,会议作出四条决定:“(一)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 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 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 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 帮助者。 实权操在谁手,众人心照不宣。 遵义会议的重要文献之一,是委托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 的总结决议》。 决议指出:我军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 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 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使 我们的主力红军受到一部分的损失,并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决议还指出:王 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 错误。”决议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 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决议根据全国形势,提出了党和红 军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围追堵截的敌人,在云、贵、川三省建立新的根据地。中央 红军要发挥运动线的特长,灵活运用革命战争的基本原则战胜敌人。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