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日战争的过程 在强迫大院君“授权”日军驱逐中国军队的同一天,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不宣而 战,发动了背信弃义的武装偷袭。 早在七月二十三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已接获大本营的作战密令,急 率军舰十五艘向朝鲜海岸出发。二十四日伊东命令“吉野”、“浪速”、“秋津洲” 三巡洋舰侦察牙山湾,“且赋与内命,谓该湾附近如有优势的清国军舰驻泊,可由 我方进而攻击”。二十五日拂晓,中国军舰“广乙”、“济远”在牙山口外行驶, 突然遭到日舰袭击,“济远”中炮后退却,“广乙”被迫自卫,遭日舰围攻后重伤。 这时又有中国租用运兵的英商轮船“高升”号和运输船“操江”号驶到,“操江” 船小,竟被日舰强行劫走;又强迫“高升”随行,船上中国士兵坚决不从,日舰鱼 雷、大炮齐发,将船击毁。据德人汉纳根(von HanneK en)目击:“高升”号中雷后尾部立即下沉,这时“我看见一只日本的小艇, 满载着武器和人。我以为他们是来搭救的,但完全料错了。他们向这只正在沉没的 船上的人开起火来。……据我目前所知,只有一百七十人靠游水保全了性命”。总 计这次遇难的中国士兵共七百余人,他们在牺牲前个个沉着应战,用仅有的武器— —来复枪回答敌人的屠杀暴行,表现了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 同在七月二十五日,日本陆军四千余人向牙山出动,准备以同样手段偷袭当地 中国驻军。二十九日在牙山东北成欢驿发生激战,聂士成率千余人死力抵抗,“颇 有杀伤”;但主将叶志超不为后援,聂军人少战败。 李鸿章在战争前夕专赖列强调停,不作切实的自卫准备;在这种投降主义思想 指导之下,“我愈退则彼愈进,我益让则彼益骄,……彼则着着占先,我又面面受 制”,其结果不仅外交上必然失败,军事上也陷于处处失利的地位。 牙山战后,清政府以日本已公然揭开战幕,八月一日被迫下诏宣战,谕李鸿章 “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但李鸿章先后派出的卫汝贵、 马玉昆、丰升阿、左宝贵四大军到朝鲜后毫无积极行动,一万余人拥挤在平壤城中, 对平壤以南的广阔地带置之不顾。这些“雄师”实际多是极腐朽的军阀军队,军官 对士兵层层剥削,“饷银颁自粮台,而粮台克扣焉;领自主帅,而主帅克扣焉;交 于营官,又无不依次克扣焉;……兵勇每口每日仅老米斤余,钱三十文,但能养命, 不能果腹;人人伤心解体,积忿成仇”。武器则枪炮口径不一,往往找不到适用的 子弹;甚至“枪炮药子,内多和以泥蜡”,购置军火的费用大半被经手人和外国军 火商串通吞没。四军中左宝贵一军能战,丰军素以脆弱“不禁磕碰”著名,百姓戏 称为“鸭蛋兵”。卫汝贵军是李鸿章的嫡系军队,在四军中人数最多,纪律最坏, “平时威德不行,士卒不服,见贼即溃,遇物即掳,毫无顾忌;是该军虽有如无, 尚须防其骚扰”。依靠这样的乌合之众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战,等于把战争当作 儿戏。 八月下旬叶志超率牙山败兵逃至平壤,李鸿章任命他为各军总统,将领人各一 心,置酒高会,漫无布置。日本侵略者在这期间从容增兵朝鲜,分途北进,将铁原、 瑞兴、黄州、阳德等地陆续占领,九月十三日进逼大同江南岸,架炮向平壤城内轰 击。叶志超“头眩心跳”,连称“平壤城卑而粮少,又难转运,无水,万守不住”。 十四日夜叶志超企图弃城逃走,被左宝贵强力制止。十五日日军集重兵向平壤猛攻, 左宝贵亲自登城指挥作战,据东京出版物《日清战争实记》中记载,当时中国兵士 “激烈应战,不遗余力;硝烟蔽天,炮声震地”。左宝贵在恶战中不幸中炮阵亡; 当夜叶志超率先逃走,大军崩溃,狼狈不可收拾。平壤积储军火物资极多,“凡有 大小炮四十尊,快炮并毛瑟枪万数十杆,将弁私财,军士粮饷,军资器具,公文密 电,尽委之而去”。 中国军队在朝鲜同日本侵略者作战,是获得朝鲜人民充分支持的。当四军初入 平壤时,“朝鲜难民义团等箪食壶浆,馈遗不绝”,欢迎极为热烈。朝鲜人民待华 军“所至供给,呼应云动,其待日兵则反是。故敌军进攻平壤之际,除干粮之外, 无所得食,以一匙之盐供数日”。平壤失陷后,清军向北奔逃,放弃安州、定州、 义州等地不守,渡鸭绿江退回国境,朝鲜全境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日本侵略者在朝 鲜大肆烧杀掳掠、恣意蹂躏朝鲜人民,许多城市和乡村夷为废墟。但是勇敢的朝鲜 人民从不向外国奴役者屈服,清军退出朝鲜后,一支声势浩大的朝鲜农民武装力量 继续在全罗一带抗击日军,抗日队伍中并有中国士兵参加,他们英勇战斗到一八九 四年底,才被敌人用武力镇压下去。 当清军在平壤败溃的第三天,中日两国海军在鸭绿江口发生大规模激战。 九月十六日,北洋舰队护送运兵船到达鸭绿江口大东沟,舰队行动早经美国人 通知日本,十七日午前日舰十二艘列一字竖阵来袭,华舰整队迎战。中国水手们在 战斗中表现了无畏的勇敢精神。据亲历这次战役的英人泰莱(W.F.Tyler )记载: 中国军舰上的“巨炮喷着火焰和硝烟,将……炮弹猛射出去。水手们严肃、乐观, 他们当中丝毫没有恐惧形迹。有一个水手在我去巡视时受了很重的创伤……。但当 我再来巡视这门炮时,这个受伤的人——裹着绷带而且已局部残废——却正在专心 致志地作战”。敌旗舰“松岛”号在激战中被“镇远”铁甲舰所发巨炮两次命中, 引起火药爆炸,伤毙敌军一百余人。敌舰“赤城”号桥头及前部下甲板被击毁,舰 长以下死伤甚众,“西京丸”也中弹累累,运转不灵。中国方面损失军舰四艘,其 中“致远”因炮弹用尽,管带邓世昌下令鼓轮撞日舰“吉野”号,不幸中雷沉没, 全船官兵英勇牺牲。战斗经过约五小时,日舰队先退,北洋舰队驶赴旅顺。 黄海大战双方力量相当,日舰船身小而驶速高,快炮多而重炮少。双方船只数 目和总吨数也大体相等。但北洋舰队的作战准备极为不足,炮弹奇缺,这正是中国 方面在战役中损失较重的主要原因。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九月二日信中曾谈到这一 情况,他说:“对于战争的毫无准备,实在令人吃惊。……北洋舰队克虏伯炮有药 无弹,阿姆斯脱郎炮有弹无药。汉纳根想要凑集够打几个钟头的炮弹以备一次海战, 迄今无法到手。”当十七日海战时,北洋舰队每门炮仅配有少数炮弹,而且大半是 药量不足的演习弹。“定远”、“镇远”两铁甲舰上虽有巨炮,但重型炮弹也极为 缺乏。赫德的机要秘书濮兰德(J.O.P.Bland )在《李鸿章传》一书中说:“如果 这些大炮有适量的弹药及时供应,鸭绿江之役很可能中国方面获胜,因为丁汝昌提 督是有斗志的人,而他的水手们也都极有骨气。”这个估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此外,一部分将领素质恶劣,也是影响这次战果的重要原因。“济远”管带方伯谦 在战斗中贪生怕死,转舵先逃,并将“扬威”舰拦腰撞坏,就是显著的例子。 平壤、黄海两战是甲午战争中带决定性的战役。此后清政府集中全力于求和活 动,战事成了日本侵略者继续疯狂进攻、清政府一味求和的最耻辱的局面。 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帝国主义列强对远东问题的态度也日趋固定和明朗化。 英国是最注视中日战争进程的国家之一。战争爆发之初,英国政府对未来的胜 负估计不一,基本上采取观望政策。许多反映官方态度的报纸认为中国的潜力不可 忽视,胜利可能属于中国。 平壤、黄海两战之后,英国统治阶级的“舆论”随风转舵,开始对日本表示公 开的同情和赞扬。据当时日本驻英代理公使报告:“本官受到英国上流社会对我国 战捷的祝贺,该国各报纸也都赞扬日本的胜利,并对此表示满意。”英国人企图利 用新兴的日本为它在远东同沙俄进行斗争。九月二十四日《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说 :“英国和日本并没有显著彼此冲突的利益。有些重大的利益是两国所共同的。… …俄国虽然向中国担保不占据朝鲜,它仍旧切望在太平洋上占有一个牢固的不冻港。 ……但是,无论英国或日本都不会坐视俄国达到这个目的。对于想成为海上强国的 日本,这将是最可怕的打击。我们自己也会因此遭到相当大的损害和烦恼。”中日 战前十多年中,英国在某种程度上一直企图利用中国作为英俄之间在远东的缓冲力 量,甚至一度提议缔结“中英同盟”;但现在看到清政府败象毕露,英国马上改变 态度,对中国进行恶毒的嘲骂。后来《泰晤士报》社论竟公然说:“我们决不会再 想到……中国的友谊是值得去培植的。更用不着因为要得到它的友谊,去迁就它的 虚荣心。关于中国的潜力以及中国迷梦已醒的种种神话,已经被这次战争完全澄清 了。……中国是一盘散沙,它只有通过外力才有可能打起精神和组织起来。我们必 须注意不让别的国家完成这种事情,而使我们遭受损失”。这些言论充分反映了英 国远东政策的显著转变。 另一方面,虽然英帝国主义欢迎日本的胜利,但从它自身的侵略利益考虑,英 国并不希望中日战争长久拖延下去。首先,当时英国是在华商业利益最大的国家, 中英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百分之六十五,战争继续下去,商业上受害最大的 就是英国。其次,如果日本的侵略行动漫无止境,就会严重威胁到清朝半殖民地政 权的存在,从而使英国失去在中国进行侵略的重要工具。当时英国首相罗斯伯里 (Rosebery)曾在一次讲演中公开表示这种忧虑。他说:“无论如何我不能设想, 如果中国的中央政府突然被一个征服势力所覆灭,事情会弄成什么样子。一个无首 脑的、没有任何一种政府的中国,意味着一片世人从未想到的混乱和恐怖景象。” 再次,英国人害怕战争长期进行下去,结果会使清政府走投无路而投入沙俄怀抱, 从而使俄国坐收渔翁之利。据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 )分析,当时英 国政治家们最担心的是:“如果中国发生革命,如果清政权垮台,满洲人被赶走, 其自然的结果就是在关外成立一个独立的满洲王国,而这个国家极易成为俄国的附 属国。……除了这方面的顾虑之外,他们还经常害怕战争说不定发生什么曲折,从 而使俄国找到在朝鲜实行干涉的理由”。 基于这些考虑,所以当十月初清政府主和派暗求英国出面调停时,伦敦当局立 即捉住机会,作出头干涉的尝试。十月六日英外相电令驻俄、法、德、美等国公使, 向各驻在国政府建议以联合方式调停中日战争,条件是:(一)中国对日本赔款, (二)国际共同保证朝鲜独立。英国政府所以邀请列强合作,是因为帝国主义列强 都在对远东虎视眈眈,英国若是单独行动,一定会引起每一个有关国家的猜疑和反 对,这自然是英国人要设法避免的。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侵略政策各有不同,所以它们对英国政府建议的反 应也分歧不一。北方的沙俄此时最关心的是朝鲜的地位问题。俄国政府曾在八月下 旬举行特别会议来讨论远东局势,决定努力使中日战争的结果不致破坏朝鲜现状。 俄国特别认为日本若占据朝鲜的领土,对它将是严重的威胁。外交大臣吉尔斯曾在 这次会议上表示:“假使日本占领朝鲜半岛的南部时,则今日分隔日本与朝鲜领土、 几乎是我国西伯利亚东部海港通大洋惟一出路的朝鲜海峡将落在日本手中,如此则 我们将很难保持航行日本海面的自由。”由于这个缘故,所以当英国提出以“国际 共保朝鲜独立”为调停基础的建议后,俄国政府马上表示接受。法国虽没有公开表 示,但因为俄法同盟的关系,可以估计它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追随俄国。 德国则另抱一种态度。中日交战之初,德国政府屡次声明远东的战争对德国利 害关系不大,仿佛德国人对这次战争并不十分注视。八月七日德国外交副大臣罗登 汉曾向沙俄代办察雷柯夫(HapblK ob)表示:“欧洲国家能从东方人相互间的战争里获得的惟一利益,就是向他 们出售军火。”德国官方的这种声明,除了表明它十分关心军火商人的利益外,恰 恰是掩饰德国险恶居心的一种表现。事实上,当时德帝国主义怀有极大的野心,它 正处心积虑地想在远东乘火打劫。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热衷地对中日战争的后果作出 种种推测,说“中国得到这次战争的经验以后,无疑会承认接受西方文化的必要性, 它首先将着手大规模建造铁路、轮船,并重新武装军队。英国无疑将获得大部分订 货。但中国对德国工业也颇有好感,因此德国也可能在上述订货中获得一部分利益”。 此外,它们还估计到中国在战后举借外债的可能性。这一切都清楚地反映了德国企 图利用远东战争将经济势力进一步侵入中国的野心。不仅如此,德国在中日宣战后 还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太平洋舰队,报纸上也竭力宣传扩张海军军备。当时俄国《新 时代》报就曾对德国这一举动表示怀疑:“在德国报纸上宣称德国对解决朝鲜问题 完全漠不关心以后,这个新的宣传运动似乎是离奇的,它使人猜想德国在中国有着 某种利益。”后来的历史进程证明,所谓“某种利益”,正是待机攫夺中国领土的 强盗利益,不过德帝国主义这时还没有露出强盗的原形而已。乘火打劫既然是当时 德国远东外交的基本方针,德国政府决不愿在时机尚未到来的时候,仅仅为了恢复 中日间的和平而参与调停。因此,在英国驻德大使马立特(Malet )向柏林当局提 出上述建议后,外交大臣马沙尔(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以“目前调停显 然不是时候”为辞,断然加以拒绝。 美国在中日战争发生后完全和日本侵略者站在一边,它表面上宣布守“中立”, 实际上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日本的胜利。战争一起,美国资产阶级报刊一方面继续鼓 吹排华,用种种难堪的字眼诋毁中国,另方面替日本大事吹嘘,把日本侵略者描写 成帮助朝鲜“独立”的“救星”,把日本的军事侵略行动形容为争取朝鲜“解放” 的“正义战争”。美国驻华使领人员甚至以保护在华日侨利益的名义,从事窝藏日 本间谍的罪恶勾当。八月十三日上海地方当局查获日谍二人,当场“搜出图据”, 证据确凿,但美国领事竟以日人“现归美保护”为名出面阻挠,宣称“事关重大, 须电公使”,径将日人带回美国领署。美驻华代办田夏礼(CharlesDenby,Jr. ) 虽然明知当时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很猖獗,“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他竟对上海 领事的举动表示支持,声言此中“包含着重要原则,中国的权利值得怀疑”,企图 用这种谬论来掩饰美领事的蛮横行为。八月二十四日,汉口地方当局也查出日谍一 名,但日人拔刀拒捕,逃入租界,然后由美国领事派人护送逃往上海。这一公开敌 视中国、帮助日本的行动,激起汉口人民群众的普遍愤怒。据田夏礼报告,当日谍 在美国人保护下登轮远逃时,“有两千左右中国人把他团团围住,只在租界当局采 用武力之后,一场暴动才得避免”。除此之外,美国在中日宣战之后,还公开干涉 中国扣留敌船。八月二日有日船“天桥丸”在天津被扣,美国领事竟向李鸿章提出 抗议,强迫释放。田夏礼甚至为日本说项,要求清政府在战时继续“准日本商船进 口”,“除运兵、装载违禁货物、闯进封禁口岸三项商船外,其余商船概不扣留”。 在十月六日英国驻美大使戈绅(W.E.Goschen )向美政府提出联合调停的建议 后,美国国务卿葛礼山(W.Q.Gresham )马上作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答复:“虽然总 统衷心希望中日两国能同意对双方都‘同样体面’的媾和条件,同时不使朝鲜屈辱, 但总统不能如所请参加英、德、俄、法的联合干涉”。事实上,美国衷心希望的是 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取更多的特权,利用日本侵略者的刀锋为美国资本在中国开辟 更广阔的道路,这正是美政府拒绝联合调解中日战争的基本原因。美国人认为:只 要清朝半殖民地政权不致土崩瓦解,尽可鼓励日本侵略者放手掠夺,因为这样反可 使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手中更驯服的工具。田夏礼在当时就表示这种意见,他说: “……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如果靠干涉带来和平,那种和平是不会 持久的。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指中国)和世界(指帝国主义列强)融 洽共处。只要清皇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 再从英国方面说,虽然它根据自身的侵略利益提出了联合调停的建议,但它的 态度自开始就不是坚决的,因为英国决不愿用强力去达到这个目的,以致促成英日 的冲突,使英国失去一个未来在远东共同进行侵略的伙伴。十月十日《泰晤士报》 社论中明白表示:“目前日本在屡战屡胜之际,不会轻易抛弃其贪欲。……但如果 派遣庞大的紧急部队,以强力手段使战争停止,虽然不无成功的希望,今天的形势 却绝不许可这样做。……若企图对交战国施以强压或牵制,难免自陷于困窘的地位, 而不断为东方最强大的国家所敌视。”英首相罗斯伯里自己也承认,他自始就对这 次调停活动不抱成功的希望。加以美、德两国对英国的建议断然拒绝,更注定了这 次联合调解计划的破产。很明显,英国是决不肯单独去和俄、法合作的,因为这会 使俄、法两国的意见在调解过程中占据上风,而英国反将处于被动地位。 同时,英国所提议的媾和条件虽然事实上有利于日本,不利于中国,但日本侵 略者军事上接连胜利,野心勃勃,决不以英国的提案为满足。十月八日英驻日公使 向日本政府提出停战建议后,外相陆奥即忙与各国驻日使节接触,结果肯定各国对 此问题意见并不一致,不可能形成有力的联合行动,又判定英国政府对这问题也并 无“最后决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有恃无恐,于十月二十三日照会英国: “帝国政府十分感谢英国政府询问中日停战的友谊。截至今日,战争的胜利一直在 日军方面,但是帝国政府考虑到目前事态的进展,还不足以保证获得满意的谈判结 果,因此,帝国政府认为公开发表关于停战的条件,不能不暂俟他日”,断然谢绝 英国的建议。事后罗斯伯里曾发表声明,谓某些国家认为“中日两国间还不到试行 仲裁的时机,英国也将尊重这项意见”。这一段帝国主义“联合”调解中日战争的 插曲,就在列强各有打算、意见分歧的局面下结束了。 十月下旬,日军大举渡鸭绿江侵入中国边境。从平壤溃败后,清政府厚集重兵 七十余营驻扎九连城一带防守,但他们依然是不堪一战的乌合之众。淮军、豫军则 “曾经战阵者什不能二三,又落落然统以诸将,名归宋庆节制,恐难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东三省练军则“将领多不知兵,……其得力并不如汉队”;神机营 “气习风声大抵与东三省练军相近”。据文廷式《闻尘偶记》,当时神机营自北京 出发北上,“有遇于芦沟桥者,见其前二名,皆已蓄髯,第三名则十一、二龄之童 子也。余多衣裩不周体,蹲踞道旁,不愿前进”。这样腐朽的军队,遇敌自然不战 自溃。十月二十四日敌军二、三十人探水试渡,放一排枪,依克唐阿所率满军倭恒 额部纷攘逃溃。日军大队渡江后,仅聂士成所部在虎山进行了抵抗,宋庆率大军自 九连城奔凤凰城,二十九日又弃凤凰城走摩天岭。日军连占二城,更分兵攻岫岩, 遭遇了人民群众自发的英勇抵抗,易顺鼎《盾墨拾余》说:“岫岩州东南之桂花岭, 其地有复来社,居民皆习淘煤,俗呼为‘煤黑’,连村数十,自练乡团,贼来犯之, 乡团竭力堵御,以抬枪毙贼无算。……相持甚久,贼不敢轻进。”直至十一月十八 日,日军才将岫岩攻取,进一步企图扑犯辽阳,结果在吉洞峪又遭到民众迎头痛击。 《辽阳县志》记载:“日人……陷岫岩,欲间道犯辽阳,吉洞峪……乡勇各持抬枪、 鸟铳在峪南韩家岭、宋家岭等处扼守。日兵数千来窥,甫上岭,辄击之,毙数人, 遂不敢进。各乡勇尽张旗帜,夜燃火把,出没往来,虚实兼用。一日钲鼓大作,日 人数百骑驰至,令乡勇俱伏,俟至近,发铳齐击,却退。”双方相持近一月之久, 日军终不得逞,转向海城进攻。聂桂林、丰升阿所部守兵闻炮声立退,十二月十三 日海城失陷。 与日军第一军渡鸭绿江同时,第二军也由船舰护送,在金州北面花园港登陆, 运输炮马辎重十二天,清海陆军坐视不问。十一月初日军逼近金州,总兵徐邦道因 守军人少,向大连守将赵怀业求援;赵怀业不应,亲自在码头督兵勇搬运行李,准 备逃走。六日金州失守,第二天日军进攻大连湾,守台诸营先已逃散,日军不战而 取。大连有新式炮台六座,大炮一百二十余尊,连同大批弹药一齐送给了敌人。日 军在大连休息十天,十一月十九日向北洋第一海防要塞旅顺发起攻击。守军统帅龚 照璵是李鸿章的私党,平素贪鄙庸劣,先一日乘鱼雷艇逃往烟台,其余各将领也纷 纷潜逃,仓皇扰攘,秩序大乱。只有徐邦道所部孤军作战,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二 十一日旅顺被日军攻占,船坞、炮台经营达十余年之久,糜费白银数千万两,至此 全部资敌。 日军侵占旅顺后兽性大发,对当地居民进行了一连几天的大屠杀。据当时目击 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欧伯连(M.J.O ‘Brien )在报告中说:“我亲眼看见许多杀 人的事情,这些被杀者……是根本没有武装的。我还看见许多尸体,他们的手是缚 在背后的。我曾经看到许多伤痕累累,显然是被刺刀杀死的尸体,而且我可以断定, 他们是在无抵抗的情况下被害的。我之所以看见这些事情,并非因为存心到各处去 寻找恐怖的景象,而是在对这次战役作一般观察时……看到的。”在世界舆论一致 谴责之下,甚至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不得不承认一部分事实,招供日军“在旅 顺没有必要地杀害了过多的中国士兵”。 侵略者疯狂入侵,清政府以同样积极的程度进行求和活动。自平壤战败后,连 主战派也多对战事失去信心,翁伺龢奏称:“平壤既弃,义州已危,鸭绿一水,不 过里许,江西无险,若长驱平进,北距兴京六百余里,永陵在焉,虽南面有山,恐 兵少难扼”,充分反映当时清政府旁皇无主的心理状态。早在九月下旬,慈禧就派 翁同龢赴天津传旨,命李鸿章托俄使喀西尼调停战事。俄国此时虽担心日本长久侵 占朝鲜,但不愿单独出面干涉,婉言谢绝。十月初英国倡议联合调停的前夕,清政 府中求和派曾积极进行活动,哀求英国调解。据赫德记载:十月六日“孙毓汶、徐 用仪(总理衙门大臣)和我自下午四点钟谈到六点钟。他们两人几乎痛哭流涕,愿 意接受任何好的建议,答应今后办这样办那样”,十足表现了摇尾乞怜的奴才相。 十月末,日军大举侵入东三省,清廷转求美公使田贝出面调停。田贝当场教训恭亲 王奕䜣和在座其他大臣,妄说中日战争是由于中国在朝鲜坚持宗主权所引起,过在 中国;又说总理衙门若希望美国调停,须先交书面保证,承认朝鲜“绝对独立”, 换句话说也就是听凭日美两国任意宰制朝鲜。奕䜣等俯首听命,答应照办。这时田 贝看准清政府已可任意摆布,认为联合日本进行无穷勒索的良机已到,立即拍电回 国,详细描写奕䜣等人对美国百依百顺的态度,并建议美总统赶快抓住这次“调停” 机会。 当时清政府但求速和,只要有求和的门路,决不放弃。继求美调停之后,总理 衙门复于十一月三日召请英、美、德、法、俄五使联合调停战事,同时训令驻外国 公使向各国政府直接提出请求,幻想“连衡说合”可能是求和捷径。但此时列强各 有打算,根本没有联合调停的可能。德国政府表示“现时和议无济于事”,英外交 大臣金伯雷也表示“不便与日再言”。美国政府自接获田贝十月三十一日的电报后, 正积极准备单独操纵和谈,它对参加联合调停的请求断然拒绝,田贝并在总理衙门 大吵大闹,责问清政府何以在请求美国单独调停之后又有此举。李鸿章见联合调停 难望成功,建议尝试直接派人赴日求和,认为这样或“较连衡说合为捷”,于是有 十一月中旬德璀琳赴日之行。德璀琳是德国人,当时任津海关税务司,李鸿章竭力 加以推荐,说他是“忠实可信”的洋员,“既易得彼中情伪,又无形迹之疑”。十 一月十八日德璀琳携李鸿章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书信两件启程赴日。就在前一天, 美日两国已成立充分谅解,决定为避免第三国干涉,美国不公开担任调停者,但以 “传信人”身分参与和谈。二十六日德璀琳抵神户,日本政府指责德璀琳不合交战 国使者资格,李鸿章的书信也不能视为谈判证书,拒不接纳。另一方面,田贝也在 总理衙门叨叨不休,劝告“速召彼还”。在田贝的催迫下,奕䜣终于用急电将德璀 琳召回中国。 当时岫岩、旅大相继失陷,辽沈震惊。清政府在军事和外交双重压力下完全屈 服,听任日美两国摆布。早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田贝即以“传达”日本政府的意见 为名,指使清政府通过田贝直接向日本乞和。这时德璀琳还在赴日途中,但清政府 已决定走美日两国所安排的求和道路。二十二日田贝电告美国驻日公使谭恩(Edwin Dun ):“中国委托我直接求和。基础:承认朝鲜独立,赔偿战费。”二十八日田 贝通知总理衙门说,日本“不能承诺”中国提出的媾和基础,“中国若真心希望和 平,而任命具有正当资格的全权委员,日本政府当于两国全权会议时,宣布停战条 件”。总理衙门想探问日本罢战条件的内容,但日政府拒不宣布。奕䜣等旁皇无策, 恳求田贝代出主意。田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总理衙门大臣们“很直率地表示, 希望我担任并指导全部和谈事宜”。他们甚至象幼儿信赖保姆一样,索性建议田贝 出任中国的正式和谈代表。田贝实际上已是幕后的牵线人,以“中立国”公使的身 分操纵谈判,自然比直接粉墨登场扮演“代表”更加方便,因而自抬身价,当场拒 绝了清政府的请求。十二月二日,日本又通过谭恩、田贝警告清朝当局:若清政府 不遵照日本所指定的去做,“则此次之商议,即可中止”。总理衙门经日本一逼, 加上田贝竭力怂恿,只好对日方指定的要求和步骤表示同意。田贝还毛遂自荐,为 总理衙门代拟答复日本的照会。关于谈判地点,清政府提议上海;日本复电:“和 议地点必须在日本”。代表人选问题,日政府指明要总理衙门先将全权委员的姓名、 品级通知日本;但当清政府提出同样的要求时,竟遭日政府无理拒绝,宣称“日本 政府认为无须事先将日本全权委员姓名、品级通知中国”。清政府卑躬屈膝,甘心 忍受一切侮辱,于十二月二十日通知日本,派遣侍郎张荫桓、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 臣赴日求和。这种可耻的投降行为激起中国人民普遍愤慨。当张荫桓在一八九五年 一月间离京赴日,路过上海时,上海人民纷纷表示抗议,要求继续作战,“匿名揭 帖,徧布通衢”,连张荫桓都不能不承认“人心思奋,具见同仇敌忾之诚”。 美国政府一方面在“传达双方意见”的伪装下,由驻华公使田贝出面,将清政 府诱进日美两国共同布置的圈套;另方面又派前国务卿科士达(John Foster )以 “私人”身分充任清方全权大臣的“顾问”,企图更直接地操纵和谈。科士达动身 前,美国的铁路公司和造船公司代表及银行家等纷纷将他包围,委托他利用“顾问” 身分,多为他们谋取利益。这位被张荫桓誉为“人极公正”的美籍“顾问”,实际 上素以亲日著名。日本驻美公使栗野保证他在抵日后会受到“热诚的接待”,陆奥 宗光也向谭恩表示,对科士达的使命深感满意。科士达在一月二十一日先于张荫桓 等到达日本,并和日本外务次官林董有过密切的接触。 日美两国共同将张荫桓等诱来日本,其目的并非诚意媾和,而是企图以最无耻 的方式加以侮辱,借此对清政府施行进一步逼压,再配合军事上的攻势,以便日后 在更优越的地位上来签订和约。陆奥宗光在回忆录中记载:“中国使臣到广岛之前 数日,伊藤总理窃招余曰:今熟察内外之形势,媾和之时机尚未成熟”。他们密议 俟张荫桓等抵日本后,“第一先考察彼等所携带之全权委任状形式如何”,如有瑕 可指,“即拒绝与彼等继续谈判”。这一阴谋的策划者也有田贝在内,他在一月二 十二日曾电告谭恩通知日本政府,就清代表的权限问题表示了极其露骨的否定态度。 他说:“中国国书中全权字样是有的,但实际有无全权,应由日本全权委员自己评 断。”这实际上等于怂恿日本政府借“全权问题”来破坏和议。 二月一日,中日两国代表在广岛会面,日方代表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按照预定 计划,指责张荫桓等全权不足,陆奥并取出预先写好的照会一份向张等宣读,拒绝 谈判。实际所谓“全权不足”,完全是日本捏造的借口。张荫桓不但随身带有全权 证书,而且在第二天又以书面形式正式声明:“本大臣奉本国皇帝钦命,前来缔结 和约,并受有议定条款、签名盖印的全权”。但日方全不理会,伊藤并大放厥辞, 辱骂“中国常以孤立及猜疑为政策,故于外交关系上,缺乏善邻之道所必须的公明 信实……”清政府拍给张、邵的电报,日本竟予扣留,拒不交出。又借口广岛是军 事重地,用强迫手段将张荫桓等运往长崎。二月七日清政府照会日本,表示愿按日 本的意图修改全权委任状,乞求准许张,邵继续留日谈判。日本政府愈加蛮横,表 示决不允许张、邵“滞居日本”,并指明清政府另派“携带正当全权委任状之有名 爵资望之全权委员”来日求和。二月十二日张荫桓等被逐回国。科士达在广岛谈判 期间始终和日本政府沆瀣一气,此唱彼和。据《日清战史实记》说:科士达以清代 表团“顾问”的身分,临去时还向日本眉来眼去,“对使节的不妥适表示愤怒,对 人说,我到北京必请清廷派遣完全的使节,以充分的诚实完成媾和”。 就在日政府破坏广岛谈判的同时,日本海陆军对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军港和港内 的北洋舰队发起猛烈攻击。 黄海大战后,北洋舰队尚保存军舰七艘,雷艇十三只,小炮船六只,并非不能 再战;但李鸿章把这些船只视作私产,严禁出海,孤守威海卫港内,形成坐以待毙 的局面。一月二十日日军在成山头登陆,陷荣成县,抄袭威海后路。三十日攻破威 海南帮炮台,守将刘超佩逃走;北帮炮台守军同时溃散。日本海军集中威海卫口外, 水陆围攻北洋舰队。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形势下,中国水兵们仍竭力抵抗,决不屈服。 以把守刘公岛与威海卫南岸间日岛炮台的一队海军为例,据当时海军中的西籍教官 记载:“从战争开始到停止,日岛当着南岸三炮台的炮火;地阱炮升起后,更成了 那三炮台的目标。这些炮并没有附着镜子,所以升炮的人一定要到炮台上去,结果 这人立受对方炮击,这是很危险的职务;可是那些年青的水兵仍旧坚守着这些炮, 奋勇发放。一次,三个水兵守着一门炮,冒着凶猛的轰击,……其中有一个因炮弹 爆发,头上、腿上和臂上三处受伤,可是一等伤处裹好,他仍旧坚决地回到他的职 守,只手助战。”当时已成四面围攻的形势,“定远”、“来远”、“威远”、 “靖远”诸舰相继被日本雷艇击沉,中国雷艇队企图突围,结果也在口外全部覆没。 丁汝昌主张沉船毁炮,免以资敌,但洋员浩威(Ho wie)和马格禄(M ‘Clure ) 已密有成议,煽动各将领献船投降。二月十二日,丁汝昌在内外敌人的胁迫下服毒 自杀,第二天浩威起草降书,由“广丙”管带程璧光以丁汝昌名义诣日军求降。所 有残余船舰并刘公岛炮台军资器械,全数献给日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日本政府破坏广岛谈判,原因之一是认为张荫桓等位卑望浅,不足担任出卖主 权的责任,并指明要李鸿章出任全权代表,认为非他不能保证谈判的结果得到“有 力实行”。李鸿章经此一指,马上被清政府任命为“头等全权大臣”。日本更于二 月十七日进一步要求清政府除确认朝鲜“独立”和赔款之外,还需同意割让土地, 否则即使再派议和使节,日本政府也决不停战。这种在谈判之前先索土地的蛮横要 求,在清政府内部引起很激烈的争论,奕䜣及孙毓汶、徐用仪等以为“不割地恐难 终局”,翁同龢等则主张“宁以款偿,不可割地”。 二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应召入京,他抱着希望列强出面主持“公道”的幻想,赴 各国公使馆求情,首先访问了美公使田贝。田贝直截了当地表示:“美国政府决不 对战争进行干涉”,他劝告李鸿章“背向欧洲列强,面向日本”,“彻底抛弃想获 得干涉的念头”。田贝告诉李鸿章说,他除了割地以外,还要准备赔偿巨款。田贝 建议清政府在战后用筑路、开矿等办法增加收入,以便解决支付赔款的困难。他建 议李鸿章以后把这些事情交给“说英语的人”去办,并狡猾地告诉他说:“这样的 人无疑在美国可以找到,但是必须得到了解,即无论美国政府或我个人,都不能也 不愿正式地过问这些事情。” 李鸿章在北京也访问了英国公使欧格讷,求英国出面制止日本的索地要求。他 丧心病狂地向欧格讷提出一个由英国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代拟的所 谓“中英密约”草案,答应为酬谢英国的援助,清政府将“在一定年限之内把中国 的全部行政管理权移交给英国,并且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陆海军各机关、修筑铁 路、开发矿山的权利,而且还加开几个新的口岸,对英通商”。如果这个“中英密 约”草案付诸实行,中国立刻就陷入和当时印度同样悲惨的命运。但英国外交是狡 猾的,它知道尽管李鸿章愿意卖身投靠,但中国人民决不容许英国侵略者灭亡中国, 帝国主义列强也不能坐视中国沦为英国的独占殖民地。英国的远东政策是要联合日 本对付沙俄,而不是促使日本去联合沙俄和其他列强共同对付英国。当时《圣詹姆 斯公报》(“St.James Gazette”)曾发表社论说:“日本将来不会对英国有害, 我们无需防止它成为太平洋上的海军强国。……俄国现在正想囊括亚洲北部,日本 如能监视它,对于我们并无损失”,明白说出了英国政府的打算。因此,当李鸿章 拿“中英密约”来勾引欧格讷时,欧格讷并不很感兴趣,相反地,他以“极郑重” 的态度警告李鸿章说:“在目前日本可能接受的基础上,立即进行和平谈判,是极 为合宜而重要的”。欧格讷和田贝如出一辙,强调中国在战后应该走所谓“改革和 进步的道路”,即进一步殖民地化的道路,并要李鸿章“信赖英国政府将在能力所 及的范围内,给予一切协助,以促成这种改革”。 李鸿章和俄使喀西尼也作了时间很长的谈判,但同样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日本 的媾和条件当时还没有宣布,沙俄政府在未悉这些条件的确切内容之前,只能采取 暂时观望的态度。俄外交部亚洲司长克卜尼斯特(КапниC т)曾在二月一日 由亚历克赛大公(A лe кCeй)主持的特别会议上表示:“假使日本的要求相当 温和,我们应仍采取以前的不干涉政策;假使其要求触犯我们的重要利益,则我们 不能置之不理,必须见机行事。”这段谈话可作为俄政府态度的具体说明。清驻俄 公使许景澄受命在彼得堡活动,请求俄政府出面干涉,和李鸿章得到的结果完全相 同。外交副大臣基斯敬(Шишкин)声明“此时倭未说明情节,颇难劝解”, 断绝了清政府指望俄国挺身而出的幻想。 李鸿章以清政府名义,请求德使绅珂(SchencK )劝阻日本索地,但得到的回答同样是不得要领。德帝国主义此时正积极进行 乘火打劫的准备,威廉二世早在上年十一月十七日就对首相霍亨洛埃(Hohenlohe ) 指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德国都不要落在别的列强后面,而要及时地在中国沿海 占领一个坚固的据点。绅珂也拍电回国,强调在中国攫取海港的重要性。当时德国 统治集团中对地点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人主张取台、澎,有人主张取胶州, 也有人主张占领舟山群岛。但是无论如何,在列强众目睽睽的形势下,德国决不可 能依靠单独行动达到这个目的。它只有利用俄国或英国的力量,象德国驻英大使哈 茨菲尔德(Hatzfeldt )所说的一样,在适当时机“把我们的力量放在对我们最有 利的方面”,这一宝才有押中的希望。当时日本对媾和条件还在严守秘密,大多数 列强在远东都没有积极表示,因此尽管李鸿章竭力引诱德国出面干涉,这种“努力” 却必然是落空的。 与李鸿章奔走各国使馆同时,日本外交也大肆活动,竭力博取列强特别是英、 俄两国的好感。二月十五日驻日俄使希特罗渥报告本国政府:“陆奥重新对我申述 关于朝鲜问题的保证;他说……日本将留意照顾别国的利益。”三月九日伦敦《泰 晤士报》转述了日本政府的一项重要声明:“关于和平条件,现在不便全盘托出, 但是可以说,在开放全中国通商这一点上,日本决不想为自己谋取较任何其他国家 更优惠的条件。”日本政府所以采取这些谄媚的姿态,一方面是企图预防俄国的干 涉,另方面指望英国在必要时给予更有力的支持,以便保证能够畅所欲为地对中国 实行敲诈和掠夺。 日本侵略者不仅在外交上竭力设法孤立清政府,而且在军事上开始进一步加强 压力,以促进清政府的投降决心。三月初辽东日军进攻牛庄、营口、田庄台等重镇, 清政府在山海关内外集中了湘、楚、淮、满各军共六万多人,竟不能遏阻敌人的攻 势。当三月四日日军猛攻牛庄时,湘军士兵据民房进行了英勇抵抗,使敌人付出巨 大代价。据《日清战史实记》供认:事后日寇进行极残忍的报复,在全城“执剑挨 户搜查,杀人无算”。田庄台失守后,更被日寇纵火焚烧,“火焰冲天,终夜不息, 田庄台一市,化为乌有”。清军一百余营经此一败,纷纷向西溃逃,辽东半岛被日 军全部占领。 清政府自从求列强干涉失败,早已决定割地求和,二月二十六日经田贝电告日 本政府:“李鸿章被任命为头等全权大臣,商议本月十七日日本政府来电中各种问 题。李具有执行此等任务的全权。”辽东溃败,清政府更加恐慌万状,只求赶快停 战。三月十三日,李鸿章带同科士达和大批随员、跟丁,乘德国轮船二只,从天津 出发,前往日本政府指定的地点马关乞和。 ------------ 转自军事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