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杀者的道德
1941年9 月29日,德军刚占领基辅,一条长长的队伍就朝着这个峡谷方向走去。
怀抱着婴儿的母亲们、老人和妇女,青少年和孩子——3 万多人排着似乎没有尽头
的队伍走出城去。他们顺从征服者们上午在基辅各地张贴的布告上的要求,聚集在
规定地点。谁不听从这一要求,就会被立即枪杀。一座公墓旁的犹太人没有一个预
感到了听从命令的人会发生什么事。疏散?拘留?那他们为什么必须脱掉衣服?当
他们不得不穿过一条警察组成的胡同,听任棍棒雨点般地打在身上时,人们心里升
起可怕的恐惧。可这才仅仅是开始。当他们在一路上的殴打之后进到峡谷里时,被
分成一组组、一排排地趴在地上。接着开始执行枪杀命令了。一梭子机枪子弹,几
铲子泥土,只将尸体稍作遮盖,下一组就被赶进峡谷。残酷的过程重新开始,不断
重复,一小时又一小时。屠杀得精疲力竭之后,德国的屠杀小分队不得不换班工作,
一小时屠杀,一小时休息——这样一直到暮色降临。似乎没有尽头。夜里那些活着
的人被赶到一个空空的大厅里,有些还相信是要“移居”——直到第二天早晨,当
他们没有抵抗地被休息充分的特种部队屠杀。
少数幸存者之一卢德米拉- 谢拉- 波利切楚克回忆道:“我和母亲被车子送到
一个集合地点。我开始喊起来。母亲抓住我的双手说:“乖女儿,别叫,不然他们
会杀死我们。如果你不做声,也许我们能躲过去。”
然后传出一声枪杀命令。但母亲未等命令就带着我跳进坑里,扑在我身上。别
动队开始用尸体盖住我们。然后他们枪杀另一组。母亲感觉我在她身下透不过气来,
拿两只拳头放在我的脖子下面,不让我被血淹死。然后我听到士兵们过来寻找幸存
者。幸运的是一位士兵站在母亲身上,刺死了躺在她旁边的受伤者。他们走后,母
亲拉出失去知觉的我,抱着我离开了。波多尔是基辅的一个地区,那里有家砖厂。
她将我抱进那里的一间地下室。我们在那儿藏了四天四夜。”
这场大屠杀持续了36个小时,然后那些党卫军成员想办法消除他们的痕迹:他
们拿炸药炸这座峡谷。屠杀者做了准确的记载。33771 名受害者,150 名凶手——
从此巴比雅尔在整个苏联就成了德国恐怖的象征。据估计,仅基辅地区就有近20万
人被处决、枪杀、打死和毒死了。
负责当地大屠杀的是突击部队领导人保尔- 布洛贝尔,他也在布吉拉亚泽科夫
组织了枪杀。他的父亲是比利时乡下的一名小手艺人,他本人学过瓦匠和木匠的手
艺。他的抱负和他的努力使他虽然中学没毕业就接受了建筑学教育——第一次世界
大战中他作为志愿兵——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1920年他在一家著名的建筑事务所
获得成功,然后娶了一位名门闺秀为妻。1926年,在32岁那年,保尔- 布洛贝尔的
愿望实现了:他成了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的自由职业建筑师——包括建筑私人住宅。
1929年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布洛贝尔再也接不到合同了,以领取失业补助度
日,一贫如洗。在寻找政治靠山时他于1931年10月加入了冲锋队——奇怪的是他同
时加入了德国社会党。1932年年初他似乎找到了他的使命:他是党卫军保安处最早
的成员,负责暗中监视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这是有野心的布洛贝尔的第二次
机会。毫无顾忌、奉公守法、无条件地忠诚于种族主义的纳粹思想——这些特点是
在保安处内升迁的重要前提条件。但保尔- 布洛贝尔还有其他特长,它们让他有资
格胜任他后来的屠杀任务:他聪明,又不是知识分子。1941年年初他担任分队长—
—已经是上校级别了。布洛贝尔似乎天生适合“东方的特殊任务”,因为根据对他
的评价,他是一个具有“杰出领导才能的”“精力充沛的人”。
在他的命令下,第三突击部队的4a别动队屠杀了约6 万人,男男女女和孩子们。
“他是怀着信念屠杀的。”后来起诉他的本杰明- 费伦泽说:“他老说是上级命令
只是装模作样。”不过,1942年初布洛贝尔被调回了国内--极有可能是因为酒精问
题,因为他似乎从心灵上和肉体上都再也经受不住这些罪行了。仅5 个月之后帝国
中央保安局就派他去执行一项新的“使命”:“1005行动”是要清除大屠杀的所有
痕迹。这位显然又恢复了健康的党卫军成员也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他让人打开
群葬坑,将尸体架在浇了油的铁架上焚烧,用特殊的磨子辗碎残余的骨头。
战后在纽伦堡受起诉的布洛贝尔没有后悔的表示。他像从前一样相信他是有优
越感的人,具有优越性,像奥伦多夫一样——他不是为受害人而是为案犯难过,他
感觉他们的“神经受到的伤害要比那些被枪杀的人厉害得多”。这位因“反人类罪”
而被处决的人的临终遗言是:“作为军人,我遵守纪律,忠心耿耿……现在纪律和
忠心将我送上了绞架。我今天也不知道,我不这样做又会怎么做。”简直难以想像
比这更反常的对军人的理解了。
布洛贝尔属于因信仰而屠杀、精神受影响的人。许多人为自己所犯的罪痛苦。
出现神经崩溃、酗酒、胃溃疡和心身医学疾病。另一些又变成无情的施虐狂,不加
选择地殴打受害人,随心所欲地屠杀。第六别动队成员古斯塔夫- 费克斯后来在审
判突击部队时承认:“我还想补充,由于在进行这种处决时的心理压力巨大,有许
多人没有能力执行枪决了,因此必须换掉。另一些人又嫌参与得少,常主动报名参
加处决。”鲍利斯- 冯- 德拉兴菲尔斯1941年属于执行警察:“每天有三十多人,
有时甚至五六十人想请病假。可一般只有一部分人被批准。于是随便开给他们某种
药片,正如已经讲过的,有神经崩溃的,有自杀的,有送进精神病医院的。”案犯
们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时对这些现象的描述很奇怪:总体上是在同情屠杀者,而不是
他们的受害人。第4a别动队成员科尔特- 韦尔纳的陈述是最典型的:“步兵分别站
在犹太人背后,射击颈部杀死他们……根本无法想像,在那下面进行这肮脏的行为
需要耗费多少神经。真可怕……一整个上午我都必须待在下面的峡谷里。有一段时
间我必须在那里一直开枪……”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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