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社会中间”的案犯
施塔克既参与了枪杀也参与了使用毒气屠杀。在他中学毕业后6 个月,达姆斯
达特的犹太人也被运往奥斯维辛。这期间他的高级中学被用作运输的集中营地。有
一回施塔克必须参加使用毒气屠杀:“我……同样接到……命令,将齐克隆B 倒进
孔里。”他后来在法庭上供认道,“这次又是要用毒气杀死200 至500 名犹太人,
而且又是男子、女性和孩子们。由于这种齐克隆B ……是颗粒形状的,倒进时它们
像小雨似的落在人们身上。于是他们可怕地叫喊起来,因为他们这下知道了现在会
发生什么事。”
他事后良心不安吗?施塔克显然不能完全驱散这些罪行。当他处决完回家后,
他使劲洗手,一位犹太女仆人必须帮他将鞋擦得锃亮,然后他坐到他的写字台前,
沉思上几个小时。他弟弟说,他后来老做噩梦。
事过21年后法官问汉斯- 施塔克:“您当时有什么感觉?”施塔克回答:“永
远不再干!”法官:“为什么——您认为它不对?”被告:“不,不是这么回事。
如果一个人被枪杀,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使用毒气,这是没有男子汉气概的
行为,是胆小。”他至多也就是不满杀人的方式,而不是不满杀人的事实。汉斯-
施塔克永远不会想到要去拒绝一道命令。
他承认他的行为。他不认为他那是在犯罪,因为他在犯罪时还不足21岁。1963
年,按照《青少年惩罚法》,他被判10年有期徒刑。
在法兰克福奥斯维辛诉讼中为自己辩护的人,他们大多数都否认他们参与了屠
杀。拉尔夫- 乔丹诺作为受害人和新闻记者关注着这件事:“幸存者什么也没有忘
记。作案人全忘光了。像集体屠杀犯奥斯瓦尔德- 卡都克,像1947年在波兰被正法
的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 霍斯的两名副官罗伯特- 穆尔卡和卡尔- 霍克尔,像在站
台上进行淘汰的卡佩休斯博士。他们中没有人承认有罪,谁也没有讲过一句后悔的
话或有了认识。他们总认为他们就是那些善良的同胞,是他们被捕时的那个形象—
—家庭之父、职员、教师、医生、药店老板。”“卡都克爸爸!”他在那里做护理
工的诊所的病人们这么喊这位“奥斯维辛恐怖大师”。
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骷髅头成员大多数悄悄地适应了战后的社会——一个想向
前看,而不想向后看的社会。但众多凶手“被忽视”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他们
当中有一些是不显眼的同代人,精通适应、服从、融入新的秩序,好像什么事也没
有似的。
究竟是什么促使凶手们这么做,这一问题从此就像病毒似的。这是些特定的在
“正常情形下”也会犯罪的犯人吗?大屠杀之后两年欧根- 科贡还将在集中营服务
的那些人形容为“极度不满、没有成就……被冷落、各方面能力低的人,常常是社
会上失败的人”。
我们今天知道,这只描写了真实的一部分。因为来自“社会中间”的案犯的数
目比估计的要大。长期以来社会上都以为,在灭绝营的屠杀机器里和在突击部队里
主要是以施虐狂、刑事犯罪分子、极端反犹分子或其他的社会渣滓为主:“普通的
人们”可没有能力亲自屠杀无辜的妇女和孩子或听任屠杀。事实表明这一希望乃是
幻想。
神学家理查德-L- 鲁本施泰因写道:“将国家社会主义者当成着魔或变态的人,
这很吸引人,因为这种观点保护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幻想。如果我们将国家社会主
义者当作或多或少普通的人,这并不表明我们原谅他们的行为或低估他们带来的危
险。相反,这意味着,我们认识到了,道德和正直让人类集体免于彻底崩溃的束缚
是多么弱小。”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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