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6)
政友会议员在《动荡的满蒙》一书中写道:“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来说,
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
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
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
日本各种舆论还大肆渲染日本在满洲所作出的牺牲和重大贡献,说什么“日本
耗费了20亿国费,以10万同胞之鲜血,好容易才把俄国的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
洲人的故乡满洲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
地进行经济建设”。
为了煽动日本人民的情绪,除了报刊发表文章,高级官员到处演讲外,“九·
一八”事变前夕,即9 月7 日,驻京都的第16师团第3 飞行联队,派飞机到日本的
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地上空,散发了10万张题为“醒来吧,国防!”的传单,
鼓吹武力侵占东北,并附有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的地图。
与此同时,在东北日本侨民中组织了“满洲青年联盟”和“全满日本人自主同
盟”。
他们向侨民和国内大量印发了《满蒙问题及其真相》的小册子和《满蒙三题》
宣传材料,公开宣传日本必须把满蒙作为生存权加以保卫,满蒙驻军必须“取消张
学良的政权”,“解除张学良的武装”。
1931年6 月中旬,这些组织在大连召开的“打开国难局面问题大会”上,公然
狂叫:“占领满蒙!
我们站起来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在舆论准备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大
规模的物资准备。
1930年,日本的军费为44286 万日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284%,是当时各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
1931年军费进一步增至45462 万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8 %。
日本工业资源十分贫乏,主要依靠进口。
在经济危机期间,进出口贸易有了很大下降,但军事物资的进口却增加很快。
1928年军需物资进口占进口贸易总额的39%,而到1929年和1930年,则增至40
%以上。
日本的工业并不发达,但为了发动对华战争,把经济力量集中用在发展军火工
业以及同军事关系密切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上。
飞机、军舰,战车、火炮等制造业在“九·一八”事变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并迅速装备了一支具有现代武器的23万人的常备陆军。
为了发动对华战争,1931年8 月15日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中将接替菱刈隆大将
为关东军司令。
本庄繁在中国工作多年,曾做过张作霖的顾问,是有名的“中国通”。
本庄上任后,立即视察部队,不断进行军事演习,命令关东军“不许有一日偷
安,万一发生事端,各部务必要采取积极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
有半点失误”。
在进行各种准备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开始有意制造事端,激化中日矛盾。
其中被称为“九·一八”事变序幕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两个
突出事例。
万宝山在长春市北30公里处,朝鲜人和中国人在此共居。
1931年4 月,朝鲜人李升薰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只靠私人交易,招引180 多名
朝鲜农民开河挖渠,想与伊通河沟通,引水灌田。
这条渠宽深均3 丈有余,长约20余里,如水渠修成,下游地势低下的两千多顷
中国农民耕种的土地将会引起水灾,作为主要交通航道的伊通河也将作废。
此事当然引起中国农民的强烈反对,因而双方发生争执。
日本人纵容朝鲜人继续挖渠,并在其武装警察的保护下终于使渠挖成。
中国400 多名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水渠填塞了2 里左右。
日本借此挑动朝鲜人逞凶,日本警察也向中国农民开枪射击,打死中国农民数
十人。
事发后,日本继续增派武警,扩大事态,并致电朝鲜,挑拨说中国排斥朝鲜人。
于是造成在汉城、仁川、平壤等地大规模的排华运动。
在朝华侨被惨杀500 多人,伤2000余人,商店被捣毁殆尽,房屋十之有九被烧,
就连国民党政府驻汉城领事馆也被捣毁。
在日本国内,“政友会”利用万宝山事件,攻击执政的民政党政府奉行“软弱
外交”,并立即派侵华狂热分子森恪为首的代表团到满洲和朝鲜进行调查。
森恪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回到日本后,故意歪曲事实,歇斯底里叫喊:“日本
决不能就此罢休,必须武装占领满洲。”
日本贵族院也利用万宝山事件煽风点火,并决定派“满洲调查团”。
7 月7 日,日本政府召开了内阁会议。
日本军部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应邀参加了会议。
他在会上强烈呼吁日本政府“以万宝山事件为楔子,尽快向满洲和朝鲜增兵,
彻底解决满洲问题”。
就连被指责为对华政策软弱的民政党总裁、首相若木规礼次郎态度也非常强硬。
他在秋田市民政党大会上高喊:“我国在满蒙地方享有同国民生存关系紧密的
权益,为了保卫我国之生存权,必须不惜任何牺牲,奋然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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