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宾馆灯光彻夜 钓鱼台,这座北京西城三里河附近的国宾馆,因“文革”中那里是“中央文革 小组”所在地而闻名全国。 从1960 年起,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论战的需要,调集了一批 “秀才”,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工作。 这个“秀才班子”共五人,即康生、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康生作为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吴冷西是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 报》社社长。王力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姚溱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范若愚为《红旗》杂志副总编。 另外两名“秀才”只是挂名,并未参加多少具体工作——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 这个“秀才班子”的助手有贾一丘、朱庭光、崔奇、刘克林、孙轶青、范戈、 钱抵千。 此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及中国社会科学学部各研究所为“秀才班子” 提供许多资料,但不算是“秀才班子”成员。 对于如此重要的“秀才班子”,陈伯达当然要插上一手。但是,那里已被康生 所控制。陈伯达参与了一部分工作,而领导权毕竟落在康生手中。 据云,《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一文,主要由陈伯达起草。 这七篇文章的发表,使论战逐渐趋于白热化。1963 年3 月30 日,苏共中央 致函中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他们的看法。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出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中有人主张 写一长文,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写出草稿后,被毛泽东否 定了。 这时,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微妙的话:“我要的是张曼林式,不要庄则栋式!” 起草任务落到了陈伯达头上,陈伯达反反复复揣摩毛泽东的那句话。幸亏他在 毛泽东身边多年,悟明了毛泽东的妙语本意:庄则栋与张燮林同为中国乒乓名将, 打球的风格却截然不同。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是进攻型的,而张燮林则是削球 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能够救起对方发来的各种各样的刁球、险 球。 陈伯达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和王力、范若愚 一起,从正面阐述毛泽东的观点下笔,写出“张燮林式”的文章。这篇洋洋数万言 的文章,经毛泽东审阅,正合他的心意。 于是,毛泽东在武汉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康生、陈伯 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经过讨论,此文定稿了。 另外,毛泽东嘱,送金日成、胡志明征求意见。 此文在1963 年6 月14 日发表,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 央委员会1963 年3 月30 日来信的复信”,亦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的建议》。此文阐述了中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二十五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二 十五条》。 《二十五条》除了正面阐述了中共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观点, 概括苏共观点为“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三和”及全 民国家、全民党这“两全”。 苏共中央于1963 年7 月14 日针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发表了《给苏 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二十五条》。苏共中央在 苏联报刊上发表《公开信》的同时,作为“附件”,一起发表了中共中央的《二十 五条》。 1963 年7 月20 日,中国报纸作出反响,重新刊登了《二十五条》,同时发 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此后,苏联报刊针对中共中央的《二十五条》,连续 发表社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 忠于列宁主义》等。 此后,中国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 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便是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 “九评”是由钓鱼台的“秀才班子”写的。陈伯达有时参加审稿,不像写《二 十五条》那样亲自主稿一因为康生在主持“九评”写作,他就不便插手了。 “九评”的篇目如下——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 月6 日)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 年9 月13 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 年9 月 26 日)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 年10 月22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1 月19 日)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 年12 月12 日)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2 月4 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3 月31 日)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 开信》(1964 年7 月14 日) 此外,《十评》原也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在1964 年10 月14 日下台,《 十评》未及发出,改作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1964 年11 月21 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 这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中包含有批判苏联大国 沙文主义等正确内容,但是历史已证明其中对于当时把赫鲁晓夫在苏联所进行的改 革、铁托在南斯拉夫所进行的改革,一概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则是错误的。 赫鲁晓夫实际上是一位不成功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也是 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又做得过分。毛泽东把改革和对个人迷信的批判都当作“现 代修正主义”,结果在“左”的迷误中越陷越深,以至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 宣称“文革”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同时他的个人迷信也在“文革”中达 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康生、陈伯达这两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跟准” 毛泽东。他们也是这场论战的最大受惠者,从此以后深得毛泽东的信任,青云 直上。 陈伯达在1960 初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三个副词,被写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 的《再版前言》: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 泉石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