缴枪,掉下了眼泪 我从家出来,打算到新七军去,一想到那儿也是没有办法,便又回到团管区, 决定与项迺光他们突围。 不一会儿天黑了,吃了一碗小米饭,已经上灯了。我们在院子站队走出了团 管区的大门。门口停着吉普车和其他车辆,这些车子都是我们乘坐的,司机也跟 着突围,汽车没人管了。 月光下由李寓春领队,向兴安桥哨卡行进。正行进间,正前方一个骑兵直奔 我们而来,这一来把我们吓坏了,有的回头便跑,等这个骑兵到了跟前,才知道 是新七军送公事的传达兵。我们有三百来人,在行进间漫无秩序,这些人有师管 区的官兵,有特务、勤务兵、司机、炊事兵,就是缺少战斗兵。夜里10点到了宋 家洼子保安旅,找到旅长何大刚,告诉他我们要突围。他叫人给我们几个做了一 顿稀饭。休息了一会儿,李寓春把人集合起来讲了话:“长春十万官兵投敌,我 们决不投敌。我们一定要打出去,只要能走出60华里,咱们就到了安全地带,大 家不要三心二意,要精诚团结,我有办法。” 从宋家洼子继续向西突围,走了半里地,前面火光四起,枪声不停,我们队 伍停了下来。我们当中属袁晓轩胆子小,他说前面必有八路军,前进必要被包围。 这样一来,我们又退回到保安旅。在那过了半夜,睡了一觉。从来没有步行过这 么远,感到浑身乏困。 10月18日,天刚见鱼肚白,我们就起床向兴安桥行进。到了兴安桥,项迺光 把我叫到一边说:“突不出去了,自己想法子吧,咱们谁先到了北京,谁就给局 本部发电报,报告今晚突围的经过。本来今年3 月我可以叫你回北京,但是我没 叫你上飞机,认为局势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我太相信政府了,结果把你拖住了。 好吧,再见,珍重!”他哭我也哭了。 大家都在兴安桥作鸟兽散。一些师管区的官兵无所谓又返回城里。可我们这 些特务多了一个心眼,项迺光、袁晓轩、袁士举、马绍周和我谁也不肯先进城, 唯恐有人看见行踪,怕将来被人出卖。我一看这形势便对勤务兵使了个眼色: “走,咱们到报话局去!” 我领着勤务兵进了城,往东一拐,往西一拐,乱走一阵,看看后面没人跟踪 我才安心。 进了城里,我把长发推光,找了一套黑旧呢上衣,黑布夹裤,一顶旧礼帽, 看了看,还可以。 上午10点我去新七军,在参谋处李润棠的屋子呆下。他是军部少将副参谋长, 与我私交很好。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李军长在病中,不省人事,一切还没有 一定。”他的女朋友赵小姐也搬到这儿,屋内放了几个皮箱。赵小姐说:“就在 这听信吧,别瞎跑了,听说要往外打,你跟军部一块走吧。” 李润棠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唉声叹气,如锅上的蚂蚁。我问他郑洞国 的动态,他说:“郑洞国有什么办法啊?他只身一人,平常称孤道寡,现在谁理 他。昨天向他请示,他也束手无策,现在新七军要自己拿主意,等命令已经来不 及了。” 我与赵小姐谈谈她家情况,谈谈跳舞。我是故作镇静,心中非常焦躁。赵小 姐说:“你的太太没到长春有多好啊,一个人真方便,我现在跟着他多累赘。我 要走他不让走,真要打出去,我害怕。” 晚饭在饭厅遇到军部的龙国钧参谋长,副军长史说及各处处长。我利用这个 机会,尽力鼓励他们突围:“绝不能放下武器,你们对共产党的情况知道得太少, 真的放下武器,你们有后悔的日子,现在往沈阳突围,空军一定接应!” 到了半夜,李润棠开完会回来,他说:“三个师长都同意向沈阳突围,打算 明晚上就行动,你就在这儿吧。” 19日,情况又变了,长春围城司令员肖劲光派代表与新七军副军长交涉:劝 说放下武器,举行和谈。这样一来突围的计划又搁下了。经过解放军的代表与新 七军的代表多次面谈,又经过新七军三个师长的同意,决定和谈,李润棠把和谈 的条文拿出来给我看。 条约有一二十条,我从头到尾看罢计上心头,条约第三条写道:新七军尉官 遣送吉林,明春送往辽南开垦,不愿参加者听从自便。我决定化装一个尉官,潜 到尉官队,先到吉林后到辽南,以后再回北京。 新七军军部的楼下原来是警备司令部的各处办公室,现在各屋都挤满了人, 一些太太、少爷也搬到这里,督察处的一些特务也混在里面。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安震东也在这儿。他小声对我说:“你要注意呀,人家有人打听你呢,找一个小 屋子躲起来,到晚上溜走吧。” 我心想,有人打听我,就没有人打听你,我的官比你大吗?心中有些不愉快。 晚上李润棠对我说:“方才龙参谋长说,我们已与共军签订了和约,老关在 咱们这不相当。” 我一听火了,决心离开他们。李润棠说:“你不要走,由我负责。平素是朋 友,现在就不是朋友了吗?人情不能这样,胆小如鼠,根本就不是军人!” 20日上午,新七军军部大楼挤满了人,不管哪个部队的官兵,都到这来了, 似乎从这里能得到什么。 我把参谋处管总务的焦副官找来,叫他给我找一套尉官的棉服,他出去不一 会儿,拿了一套新棉服,对我说:“您穿吧,不合适再换一套。” 我试了一试,还合适。我把呢子上衣和呢子裤扔在地下,焦副官说:“您不 要士兵要,他们有许多都穿上了呢子制服,他们不在乎。” 焦副官又把他的一双新皮鞋给了我。 我这样一改装,赵小姐说:“像一个排长。” 我们正在楼上换衣服,院中枪响了,猛然间冲进一群八路军,穿着灰棉衣, 全身武装,进了警备大门就射击,射击一阵,无人还击,他们将大门把上,接着 一些士兵冲进大楼。我在屋中看到这种情况心中不悦,既然放下武器还来这一手 干什么?是下马威? 一个班长模样的解放军,后面跟着一个武装士兵,走到我们面前,很客气地 说:“你们如果有武器,请缴出来,放在一个屋子!” 李润棠说:“缴了吧,大炮机关枪都缴了,手枪留着也没用。”我把勤务兵 叫来,叫他把身上带的左轮缴了。我的五眼左轮和一个最小的五锋子小枪,是放 在口袋里的自卫武器,也都拿出来了。想一想,这些枪多少年来没曾离开过我, 于是我掉下了眼泪。失败了,一切都没有了。 我在院中把新七军辎重营营长于新民找来,我对他说:“听说辎重营营部缺 一个少尉书记,我来顶他。我的名字叫吴国栋,有人问你就承认。如果有人追问 就说我因为有病不到营部办公……”于新民都答应了。接着我又问了他营部人员 及各连连长的名字。一一记下也是件麻烦事。 晚上,勤务兵杨成荣对我说:“明天到吉林,身上既没有红钱(指解放区的 钱),也没有金子,得想个法子,不然到吉林花什么呀?” 他一提我想起来了,虽然身上有一个金戒指、两块手表和一块怀表,但都是 纪念品,不能卖。平常家中没有积蓄,只有几两黄金在大马路金店存着,那是六 十军的防区,过不去,有一些长春中央银行的本票,现在也成了废纸,只有在新 七军防区内找办法了。我拿起笔给一个姓庄的朋友写了一个条子,杨成荣去了, 拿回来五块银圆和一个金戒指。 晚饭吃的油炸饼,油太多了,我只吃了一张。我到大厨房一看,挤满了士兵, 两大锅豆油滚开,许多人把做好了的白面饼放进锅里炸,一边炸,一边吃,一边 骂:“有的是白面,有的是豆油,就是不发给弟兄,八路不来,这些东西不用说 吃,老子看也看不见哪。” 我回头一看,地下洒满了油、白面。这不是吃是糟蹋。这是家败人亡的景象。 我遇到了表弟苗可成,他是我姨母的儿子,在1947年11月24日随我一块从沈 阳飞到长春的,我保他为新七军谍报队的队副,后来是组长。这个时候他问我怎 么办,我告诉他随尉官去吉林。于是他就找来了七八个谍报队的组长和组员。 10月21日的早上,李润棠说:“咱们都去吉林,你跟我坐一个车去吧。” 我说:“不能坐车,以免暴露身份。” 上午10点,新七军的尉官在警备司令部院子集合。焦副官给我一件美国呢子 大衣,领子很高,这件衣服对我非常合适。李润棠告别时对我说:“一切保重, 要小心谨慎,我认为关梦龄是个有办法的人,不会束手无策,吉人天相。再见。” 我感到李润棠这个湖南人对我很义气,我把手上一块西马牌手表撸下来送给了赵 小姐。 院子里挤满了人,乱吵乱嚷,不像是队伍,仿佛庙会一样。有人喊站队,喊 了半天才站了几行队伍,苗可成、陈震寰、李继先,七八个人与我站在一起。他 们抬了一箱饼干。从警备司令部院出来,奔空军司令部,七马路督察处……路两 旁站了不少老百姓,我把大衣领高高的立起,把帽檐扣在眼睛上,整个脸外人看 不清楚。所谓败兵之将不如丧家之犬,一点也不错呀。经过督察处时我望了一眼, 门口什么也没有,往日的威严,刹那化为云烟,一切都完了。 下级军官和士兵并不在乎这些。在路边休息时,我看到一个士兵卖自行车, 他要100 万元,老百姓给60万元(东北流通券),这个士兵说:“你再加5 万元 就卖给你,这个自行车是新的,65万元你占了便宜。其实我们的机关枪、大炮都 给你们了,还在乎这辆车?拿去,加五万也可以,不加也没关系,都是中国人。” 只有团长以上的官,才现出特别难过的表情。有的两眼微红,似乎掉了泪,我心 想:事已至此,难过也是无益。 每次坐下休息,苗可成他们便坐在我的周围恐怕别人看见我。路上,全是新 七军的官兵,有坐汽车的,有骑自行车的,有徒步的。秩序紊乱,不成样子。我 正往前一步一步地走着,忽然一辆吉普车停在我身旁,我一看是军部陈处长和几 个人。他叫我坐车,我坚持不肯,他们又上路了。这样一来,队伍里有人知道我 了。我心中非常不安。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