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服线与纸条儿 火车走得很慢,下午4 点才到长春。天已冷了,行人很少。有一些穿美国军 服的人在街上若无其事地走着,可能是六十军的起义人员。“四五六”饭馆开张 了,但是还有不少的商号没有恢复营业,显得有些萧条。我看到有些建筑挂着红 旗,今天是11月12日孙中山的诞辰。也许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吧。 卡车把我们拉进长春警察局。只有20多天哪,昨天座上客,今日阶下囚。心 里十分难过。 我们被领到一座又破又小的红楼里。这个小楼靠大街,没有围墙,街上的行 人看得很清楚。楼上的窗户门都没有了,几个木匠正在修理。 天快黑了,一个战士提了一桶苞米粥,一桶白菜炖土豆。他把我们领到一个 铺地板的屋子。那屋的窗户玻璃破了几块,地板上铺了一个破席子,墙上还有日 本式的壁橱。我吃了一碗饭、半碗菜,便放下不吃了。到9 点钟,我们大家就躺 在地板上入睡了。我睡在墙壁上的橱柜里。大家谁也不愿意说话,内心都在考虑 自己的问题。到这儿怎么办?第二天我被领到一个小弄堂里的空屋子,屋内有一 个讲坛,二尺来高,木头做的,可以当床也可以当凳子。一个徒手的战士在这个 小弄堂里来回走着。我往对门的小屋子一看,原来是尚传道,长春市长。他穿了 一件蓝色棉袍,拿着一厚本书在那看着。他见到我马上打招呼。我对战士说: “纸烟没有了,请给我买几盒烟。”尚传道闻声便给我送过来一盒纸烟,一盒火 柴。我问尚传道还有谁来了,他说:“王焕斌(吉林教育厅厅长)在我隔壁,岳 希文(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在你的隔壁,我斜对门的那位是警察局的,不认识。” 我把门打开,假作吐痰的样子,往门外一走,往左一看,看见了警察局的那 个人,是左炎,警察局督察处调查股股长,我的学生。我回到屋子仔细一想,这 个弄堂里的几个人,是长春各机关的典型,尚传道是政府领导,岳希文是国民党 干部,王焕斌是三青团吉林负责人之一,我是军统特务的主要分子,都是反动派 的主要人物,很危险。把我与那七个人隔开,说明我比他们更重要。 晚上我这屋没有灯,只从门玻璃射进一些走廊的电灯光。我在屋内往来地踱 着。7 点钟来了一个战士,把我的行李、毯子一齐抱走,什么也没有讲。这是干 什么?过了20分钟又给我送回来,并叫我跟他走。走进一个屋子进行登记,姓名、 年龄、籍贯等。这时过来一个红脸膛的人,有三四十岁,满脸皱纹。他叫我脱衣 服检查,并把我皮鞋上的带子,扎裤子的皮带都留下了。我明白了,这是看守所。 昨天想到长春住什么招待所都成泡影,现在我是一个犯人了。 我住的这个屋子是洋灰地,地下有个大窟窿。我往下一看,发现里面有一团 被服线,我拿出来一条,有一丈多长,有用,保留起来,我把被服线偷偷放在饭 包里了。 过了不久,尚传道、岳希文、王焕斌和我搬到了小红楼。我被指定住一个小 屋子,屋里放着一个木架子,上边有个草垫子,日本人叫“他她蜜”,是我的床。 我往四周一看,墙上有个小洞,我赶紧把藏在裤兜的被服线取出来,塞进了这个 小洞。 起床,睡觉没人管,第二天早上到吃饭的时候才起来。不洗脸,也不洗手, 下床就盛饭,是很稀的高粱米粥。汤多米少,一碗豆腐渣吃不饱。我看王焕斌他 们也吃这样的饭。他们吃饭时都要求盛饭的战士:“给我一点干的。”战士回答 :“都一样,没有干的。” 一天午后,我正躺在床上睡觉,突然进来一个挎手枪的战士,他叫我起床。 我随他出了小红楼,过了办公大楼,进了局长室。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个40岁的干 部,脸有些苍白,他示意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这个人很沉稳,看了看我,问 :“你叫关梦龄吗?” “是的。” “从吉林到这多少天了?” “12日到的,有半个月了。” 这位是什么人?我要明白一下,不然说话不方便。与中级干部谈话是一种方 式,与高级干部谈话又是一种方式。 “我可以知道您的职务吗?” “我是公安局的秘书长,今天我代表局方与你谈话。” “那好极了,我一定好好回答。” “咱们这不是审讯,随便谈谈。” 没有题目,他问了许多特务内幕,又把宽大政策给我讲了一下,说着随手从 抽屉里拿出来一本旧的文件,他打开之后,对我说:“这是我们学习的文件,你 看……” 我走过去,他用手指着划了红道的词句对我说:“这就是对待反革命分子宽 大政策的具体实施……”我按着他的手指一行一行的往下看去,后面还有对叛徒 的宽大,凡是有悔改的表现,均不处死。无论什么犯人,一律不准用刑讯、逼供、 拷打等。 “我们的这些政策从上而下,任何人都要遵守的,不准任何人违犯。因此你 要相信宽大政策,好好坦白。坦白从宽,否则就不好办了。”谈到在吉林的情形, 他说:“我看到你填的表,‘以特反特’,这是你的看法,我们人民就可以反特, 不用‘以特反特’。不过你有这种心情还是好的。听说你在吉林协助政府‘找’ 了不少人,这种表现在长春还要发扬。” 接着他又问戴笠的一些情况,我说了许多,最后我说:“将来有时间,我把 戴笠的事写一本小册子。” 谈话结束时他鼓励我好好争取,告诉我:“你在长春的罪很大,只要能积极 争取,罪大并不妨碍你前进。好吧,以后有事找李副科长谈,找我谈话也可以。” 他告诉勤务员把我送到李副科长处,我随之出来了。我问勤务员这个秘书长 姓什么?他告诉我:“姓龚。” 回到小红楼监房,感到同龚秘书长谈话很痛快,对宽大政策有了一点底儿。 人在失意或在倒霉的时候,有人对他说句同情的话,关照的话,都是雪里送炭。 当一个人成了犯人,有人对他和蔼一些,客气一些,他都受之有愧,感到特别的 温暖而备受感动。 我要求看守所给我买纸烟、花生米、咸菜,下午都买来了。是那位张看守长 亲自送来的。这位看守长老是板着面孔,从没有一点笑容。他对犯人毫不客气, 犯人都怕他。他把东西往屋里一放,一句话不说就走,什么“辛苦了,谢谢。” 这套话他听都不听。以后我也不说这些客套话了。 与看守的战士在夜里聊天。他们知道我们这几个住单人号的是职位比较高的, 因此他们对我们比较客气。我问他每天吃什么? “也是高粱米粥。长春一解放,老百姓都没有吃的,为了救济难民,粮食不 够吃。我们也吃稀的,与你们一样。”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呀!不仅仅是犯人喝稀米汤,军队也是如此!这可与国民 党的军队不同,八路军这样做可以说是与人民共甘苦。既然如此,我喝米汤也是 应该的。 一天上午,我发现窗前有一个纸条子被风吹得飘荡起来,这个纸条子上有 “小心……”字样,我一想,大概是我案情重要,因此在我这屋的窗子前面贴着 “小心看守”,以提醒看守对我注意,以免逃跑或发生意外。我趁着看守不在问 隔壁的左炎:“你窗前有纸条没有?” “没有,屋里看不见,窗户前面不准去。”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我把情况告 诉了他。他想了半天,安慰道:“告诉看守注意你,并非是坏事,你不要过分的 瞎想。”接着他又告诉我长春警察局局长袁家佩也来了,“你见到没有?也在这 个楼上住。你知道不知道,他的小老婆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员。在解放前五天, 袁家佩亲自送她出卡哨,说是去沈阳。到了卡哨,卡哨长韩伯敏不准他的汽车出 去,听说后来给你打了电话,你叫韩伯敏放他的汽车出去。周小姐一出卡哨就回 到了解放区。五天以后长春解放,袁家佩在公馆里坐着,打电话给八路军,自报 家门,要八路军抓他。于是这里派人把他接来了。袁家佩到这儿已经日子不少了。” 我问:“袁家佩知道不知道周小姐是八路的地工人员?” “是后来知道的,因为他的许多重要文件都被她拿走了。” “周小姐工作搞得好哇,我与袁家佩住得很近,每次开舞会,袁家佩都是一 个人来,他的太太从不露面。我当时有所怀疑,问袁家佩,他说内人身体不好。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周小姐是什么模样。” 左炎告诉我警察局一分局局长李海涛、二分局局长张宝田、三分局局长马衡、 四分局局长杨双贵等人都来了。马衡现在公安局的感化所,那里比这自由,人比 这里多。 我们楼下还有许多监号,押的人比楼上的多。楼下的犯人在院子里放便,楼 上的岗也随即撤到楼下。我站在床上,一个一个地数,有60多人。有中统长春区 秘书刘芸峰、军统长春督察处主任秘书印匡时、警察局外事科长孟益龄等。有一 次我到前面办公大楼谈话,遇到他们晚饭后放便。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就都知 道我来了。不管看守所的纪律有多严,犯人照样串供。 前面还有一个圆楼监房,这个监房是日伪时期建筑的。有楼上楼下,各屋没 有窗户门,一律是铁栏杆。一个看守站在圆楼中间的台子上,楼上楼下的犯人一 览无余。现在楼上押的是反革命犯,楼下押的是刑事犯。刑事犯不多。 -------- 梦远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