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鎯脚镣 每天晚上趁看守不在甬道上,董顺球、王焕斌就与我打“电话”。一天董顺 球告诉我:“听说陈牧也来了,在四平抓到的。”我说:“早来晚来,早晚都得 来。逃走的太少了。” 我大包大揽了杨成荣的事情。没几天就看不见我的这个勤务兵了。可能是释 放,回家生产了。 有一天,看守战士把董顺球提出来扫地。他扫到我的门口,趁看守没注意, 他把我的门一开,扔进来一个苹果,一个很好的大苹果。我拿起来擦了擦,偷着 吃起来。我一边吃一边想,有家眷在长春倒是好,还有人送东西,我的家在北平, 离这太远了。 晚上董顺球在他那屋对我说:“尝尝苹果吧,长春的水果是很缺的呀。” “你给我这个苹果,我心里很高兴,象征着我的事将来会平安结果。” “对,一切没问题,我们这些人都认为脑筋最好的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 都会有办法,不会吃亏。你看现在,你睡床上,我们躺在石灰地上;你吃干的, 我们喝稀的。将来更不一样,现在这里分三等犯人,第一等就是你们这几个人, 住单房间的;第二等就是我们和楼下的这些人;第三等是前面圆楼里的反革命犯, 在那比在红楼还厉害。” 一天,张看守长在董顺球的窗前大发脾气:“给你们报纸看,你们在读报中 串供,乱说话,你们是吃草的还是吃饭的?你们若是吃饭的为什么不守制度?一 个人不干人事那就不如吃草的。今天这是警告,要注意!” 我一听,这是指张飞骂李逵,是批评我们这几个监号。可能我与董顺球谈话 被他们听见了。犯人嘛,什么都要忍受,我想这还是好的,厉害的恐怕还在后头 呢。 我想将来一定有那么一个场面:一个大屋子,上面坐着法官,旁边坐着记录 员,另外坐着旁听人,两边站着武装战士。把我提上堂,对我公审。把督察处杀 人的事一件一件来审。对于这种局面我抱定宗旨,问什么答什么,一切杀人罪责 我一概承认,都是我关梦龄干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决不拖泥带水叫人看不起。 给法官找麻烦那又何必呢?怕死不等于不死。 不久,我看了冯至写的一本《平凡的真理》,上面只有两句话我记下来了, “往坏处打算,往好处争取。”我振作了精神。我认为到长春一定要枪毙我,但 我要往不枪毙的方向争取。 快要过春节的时候,我又写了沈阳地区军统特务材料80多页。还应该写什么 呢?要大力争取,不然自己就有生命之忧。 春节过得很难,我又吃一般犯人的伙食了。只吃了两顿有几块肉的菜。除夕 之夜,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香烟慢慢地回忆过去的许多个春节:1945年的除夕, “八·一五”光复后,回到北平。与父亲母亲及弟弟团聚了。作为一个接收人员 真是扬眉吐气,趾高气扬。住着大房子,坐着高级车,一切应有尽有。同事和朋 友们在除夕的夜晚到我家欢聚,屋内温暖,人声欢笑,父亲看到这样的豪华生活, 感到十分的愉快。第二天,大年初一,一件不快活的事发生了。早晨勤务兵从门 口拿进来一张红色的贺年片,递给我一看,是八路军北平警备司令杨成武送来的。 我很惊讶,八路军的贺年片怎么能送到我的大门?这是八路与我开玩笑吧?我把 这张贺年片给北平站送去,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马汉三(军统华北负责人),他 对我说;“不是单单给你一个人,北平高级军政人员公馆,门前没有站岗的都给 了。我们要针对这件事来布置我们的工作。” 1947年的春节,在北平特务看守所过的。因为华北特务内部闹人事摩擦,勾 起我的贪污问题,戴笠把我押了起来。但是由于我在被押之前是军统局北平肃奸 委员会的总务科科长,直接管理看守所的总务,这次被押,看守所所长以下的人 员对我另眼看待。我受了优待,平日吃的喝的不是一般犯人所能享受的。想吃什 么就吃什么。在除夕之夜,我与在押的特务赌博,喝酒,闹得也很热闹,并没有 感到难过。 1948年的除夕,在长春度过,那晚上,因为逮捕政治犯庞静,一夜没有离开 督察处,直到第二天,初一下午才出去吃饭。为了反人民没有过除夕。 今年的春节,我在公安局看守所度过,失去了自由,一切也谈不到了。1950 年的春节在哪儿过都是问题。不敢多想,前途异常暗淡。 我把督察处历次杀人的地方绘了一张图,并且把活埋长春大学学生王恩孚等 二人的地方一并绘图交给了政府。接着又写军统局华北与西北区的材料。东西好 坏可以比较,我交待的材料可以从其他特务的材料中得到证明。 在情绪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书,一些经典著作的书。开始看不进去, 日子久了,也能看了。有的词句我还要背诵,以备将来好引用。小说也看了几本, 不过是当着消遣看的。 过了春节,看守所内的空气有些紧张。一天晚上,张看守长拿着几个锁吊, 钉在我们这几个单房的门上。过去是没有的。呵,现在要锁门!同时到我的屋子, 把玻璃窗钉死。这一钉玻璃窗我的心更难受了,不仅仅是不通空气了,而是要对 我加强管制了。但有趣的是,他这一钉窗户倒为我解决了一个问题,在我刚到这 屋的时候窗外有一个纸条,写着“小心……”我认为是对我“小心看守”,今天 晚上因为钉窗户,这张纸条掉下来了,我一看是“小心玻璃!” 门上锁、窗户钉死。天气逐渐的暖和,屋里闷热,浑身发痒。不能洗澡,只 在春节的时候推了一个秃头,别的什么也谈不到。我在黄昏的时分站在玻璃窗前, 自己小声地念着: 这无尽的岁月, 无期的徒刑, 回忆过去,感到异常的惆怅; 瞻望未来,充满了痛苦与失望。 恐惧与悲伤, 萦绕在我的心房, 许多的问题无法去想…… 我想起许多死去的亲友,有的做过大官,是榜上有名的人物,可是一死了之。 人生百年不过一死,我这算什么呢?两眼一闭,万事皆休。我想到应该自杀,藏 在墙里的那条被服线可以帮我“上天堂”。但是又想,现在还看不出共产党要杀 我。那么到看出来的时候来得及吗?每天考虑怎么死,这样的日子是最痛苦的。 在2 月底的一个晚上,大约有10点钟的样子,我刚睡下,张看守长来了。他 把我推醒,叫我拿东西,穿好衣服。我很惊讶,我没有拿东西,我拿出一支纸烟, 取出火柴点燃,我对张看守长说:“没有关系,我知道有这么一天,一点也不使 我意外,希望来个痛快!”过去东北枪毙土匪时,土匪花钱给监斩的人,求他执 刑时,不用炸子,用一般子弹,把头部穿个眼,不至把脑袋炸碎。所以土匪临死 前都说:“朋友,来个痛快!” 张看守长也没有听明白我的话,说:“没关系,快点吧!”我把东西收拾起 来说:“算了吧,这些东西我不要了!”“拿着吧,你不要行李,怎么睡觉?” 我听还睡觉!便赶忙把东西包好,跟着他下楼了。 到了楼下的最里边的一个监号。一进屋,尿桶的臊味,屋内的臭味骤然扑鼻 而来,使人作呕。屋内有四五个人,都睡着了。看守的战士在铁栏杆外边喊: “把他们推一推,就睡在那吧。” 我把行李一放,没有怎么整理就躺下了。心情非常紧张,这是要加严了,痛 苦的日子开始了。墙角放着一个尿桶,十分难闻,说不定还要长久的闻下去。我 为什么到这个屋子来呢?我坦白得不好?有没交待的被别人揭发了?我藏了武器? 翻来覆去地乱想,天亮才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睛。刚一合眼,就喊起床,什么起 床?都睡在地板上。大家从地板上爬起来,把被子一叠,坐在屁股下面,不洗脸, 也不漱口。这屋共有六个人,有几个人直看我,似乎认识,但我不认识他们。看 守的战士用命令的口气说:“不准说话,谁要说话,就处分谁!” 坐了半点钟的样子,门外响起饭桶的声音。我的肚子也饿了。一个战士送进 来一个饭桶,高粱米饭泡在白菜汤里。六个铁碗,六双筷子。有的不是筷子,是 木棍、树枝。由我们这屋的那个高个接过来,把饭桶放在地板中央。六个人围着 饭桶,每人拿一个饭碗,拿一双筷子,用碗到饭桶里去舀饭,一个人一碗,我舀 了多半碗。他们吃得很多,我只吃了半碗就放下了。看守战士认识我,在铁栏杆 外边问我:“你吃了多少?”我还没有来得及答话,另一个同屋的犯人抢先说: “他吃了半碗。” 这屋的规矩是,不准交头接耳,不准打瞌睡,不准乱看,不准藏违禁物品, 不准伸腿(只许盘腿而坐),不准……我心想,最好是不准活着。一切都解决了。 吃完早饭,楼下房子的门锁都打开了,一方面往外送饭桶,一方面放便。一 个屋子一个屋子,依次到院中的露天厕所大便。外面站了许多武装战士,都是端 着枪预备放的姿势。我看到一些年轻的战士,看样子还没有上过战场,他们拿枪 看守犯人,表现得特别紧张。我对于这些年轻的战士很害怕:一个战士背手提轻 机枪,很不熟悉地退子弹,我害怕他们任意摆弄,走了火,把我们打死。那真是 冤哉枉也。 放便时,我们六个人一组,要快跑,跑到厕所蹲下就拉屎,完毕,一齐回来。 路上不准左右乱看。但是我看到楼下是12个监号,南北各6 个,中间,四周都是 走廊,看守在走廊四周监视。每个屋子一扇门,一面是铁栏杆,铁栏杆外面是走 廊。假如我从走廊经过,一咳嗽,各屋都会知道我下楼了。 楼下的制度可真严厉,可以说动辄则咎。盘腿而坐,目不斜视。这样坐下去, 不残废才怪呢。这样不打不骂真够呛。 我们这屋五个人,有四个人见过我。杨光是军统局绥靖第二大队第二中队长, 张逸民是中统局长春区第四分区主任,李中候是长春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小特务, 刘新斋是军统局东北特技组的中尉组员,另一个是中统特务姓王。他们说:“都 知道你在楼上优待,怎么又把你调普通号来了?”我摇摇头冷笑了一下。自己感 到很惭愧,为什么对我昨天优待,今天又不优待了?共产党的事情真是捉摸不定。 一天上午,提我到前楼的审讯室。那个姓郭的与往日不同,进屋就喊:“你 不老实!有许多问题打埋伏,欺骗政府。你考虑考虑,还想争取不?你经办的案 件那么多,抓了好几百人,你都交待出来了吗?别人交待了,你还在这装没事呢。 对你这样的不能客气——砸上脚镣!” 接着事先布置的两个看守,把我叫到走廊,给我戴上了脚镣。再什么也没有 说便叫我返回监号。戴上脚镣不让站着走路,叫弯腰手提脚镣走路,这样可以没 有声音。回到监号,同屋的五个人都感到惊愕。我坐到原处思想极度紧张,情绪 紊乱,忐忑不安,内心十分怨恨政府。心想,我这是自作自受,谁叫我自首呢? 这就是自首的结果。我的脑袋太简单了,这样的下场叫人笑话。陡地,我想起一 个日本歌子叫《秋词》:自己做错怨不得人,自作自己受;兴奋的歌声,热情的 泪流,永远没有归期……唉,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这一辈子走错了这步路,就 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真是羞愧难当,不如死了好。我想起在楼上墙壁里藏着的被 服线,可惜没有带下来,自杀都困难了。活着难受,死又不能死,闹得死不死, 活不活,天哪!我关梦龄已到山穷水尽之时了。 我又想,如果我从解放团上火车到沈阳,沈阳解放到北平。我真的走不了吗? 难道说长春这么多特务,就没有一个人逃走了?既然有人逃走,我为什么不能? 想在共产党这儿工作已成空中楼阁。我自首受了这样的罪,叫军统局的人知道, 他们会指责我说:“好哇,关梦龄叛变组织,投降奸匪,把自己同志检举了一二 十人,把潜伏组织出卖给敌人,结果他自己被戴上脚镣押了起来,这就是没有骨 气的下场!” 千头万绪不知从哪儿反省。晚上睡觉,脚镣把被里划破了;一副冰冷的铁镣 挨着小腿,真是不舒服;夜里小便,还不准脚镣响,要轻轻地拿起来,提着,走 到尿桶跟前,慢慢地把脚镣放在地板上,再小便,便完再轻手轻脚的回来。脚镣 给我的威胁太大了。 一天夜里,我对身旁的张逸民说:“你修修好,把我勒死吧,我受不了这个 罪。” “拿什么勒呀?”他反问我。 “把我这条毛巾撕成两条,接起来,缠在脖子上,扎一个死扣,一勒,就能 勒死。” “你死了,我怎么办?” “你装不知道。” “我看你在外面很有两下子,现在怎么这样糊涂!你想想,咱们两人紧挨紧 睡觉,你勒死了,我不知道,人家能相信吗?”他不同意,又说,“打官司,戴 一副两副脚镣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马金刀换来镗鎯脚镣,没什么。胜者王侯,败 者贼。不要难过,脑袋掉了才碗大的疤瘌。你过去怎么押人家了?怎么给人家戴 脚镣了?心宽绰一点想,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他说枪毙,就上汽车。振作点, 别叫人家看我们太孬了。” 又过了两天,看守把我提到办公大楼。还是那个郭股长,叫我写材料,专门 写督察处抓人杀人——我经办的案件。我说我都写过了,他说不行还得写。他叫 我到一个大屋子去写。屋里没有外人,都是督察处的特务,有杨绍林、董顺球 (他们二人是情报科的前后科长),督察处主任秘书印匡时,审讯主任,接我任 督察长的陈牧,少校督察郭子襄等,坐了一大屋子,都在低头写材料。把督察处 的特务集合在一起写材料,那是暗示我们:自己不写,别人还写呢!并且叫别的 特务知道,关梦龄已经戴上了脚镣,如果谁不好好写,也一样戴脚镣。这些作法 我很明白。郭股长告诉一个战士:“给他拿纸,叫他也写。”我拿了一打纸,坐 在靠窗户的桌子旁边,我想了一下,把已经写过的案件又补充了一些。我写几页, 郭股长就拿走几页。我一直写了三天,才把这些案件写完。比过去又多又全面。 3 月中旬的一个上午,看守所把扩音机打开,播送长春市追悼被害烈士及无 辜死难人民大会的现场实况。大会由长春市市长张文海主持。大会的会场设在中 央银行前面的广场,也就是公安局的门前。会上陈列着烈士的棺材。许多烈士的 遗族穿白戴孝追悼被害的亲人。张文海市长主祭,读祭文,我只记得有:“长春 督察处是人间地狱……”接着烈士遗族上台控诉匪特的杀人罪行,要求政府对杀 人的刽子手,督察处的特务依法惩办!“点天灯!”“杀人偿命!”“血债血还!” 群众的呼声响彻云霄。我在监号听到这些声音很难过,当众痛哭怕人说装假,我 偷偷地掉下了眼泪。自己是杀人的刽子手,是指挥特务杀人的元凶,内心不能无 动于衷。我想一死了之,良心受谴责,精神上不安,加上戴的脚镣,多方面不好 受,不如死了。 大会结束时张市长说:“烈士的亲人要求对这些杀人的刽子手‘点天灯’, 这个办不到。人民政府没有‘点天灯’这一条规定。但是政府一定依照法律来惩 办这些杀人的凶手……” 我心想,人民不答应政府,要求惩办我们,我的材料写完了,戴上了脚镣, 等着枪毙吧,不被“点天灯”就算便宜了。然而真若枪毙又害怕了。矛盾非常, 心绪不宁。 大会之后,我们这屋的张逸民特别恐惧,脸一阵白,一阵青,他用手在自己 的脖子上比划,意思是他的脑袋保不住了。 我说:“你没有我重要,我是注定了的。” 督察处的特务多数都知道自己凶多吉少,死的成分大。在我们这些特务里戴 脚镣的不多,只有李贺民、陈牧、印匡时、翟丕翕、郭子襄和我戴了脚镣,别人 都没有戴。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我们号的刘新斋偷偷对我说:“你不要害怕,我认识周总理。最近我就可以 出去。我见着周总理把你的事情一说,你就可以释放了。你心安地等几天吧。” “你与周总理是什么关系?” “我的叔父与周总理同学。” “那好极了,你能把我给说出去,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他这一说,我想起1938年6 月在湖北武昌“军委会战干一团学员队政训班” 受训的时候,周总理给我们讲课,他讲“第三期抗战与保卫大武汉”;叶剑英给 我们讲“游击战术”;郭沫若讲“敌情研究”;田汉讲“话剧宣传”;马彦祥讲 “街头话剧”。当时周总理穿着绿吡叽军装,不戴符号,每礼拜给我们讲4 小时 课。那时他还兼政治部副部长。曾几何时,我们毕业之后就参加了反共。一直反 到解放。如果当时去延安,这会儿我也不会是反革命,还可以提一提这些旧事。 现在既然反了革命这些事就不必谈了,否则谈起来更坏,因为听了许多革命理论 还要反革命,那不是比糊里糊涂的反革命更坏吗? 晚上刘新斋在梦中坐了起来,大声地说:“毛主席!我押在这里了,把我放 了吧!” 看守战士把张看守长找来,张看守长告诉他要老实睡觉,他还是念念有词, 张逸民把他按倒,他也没有睡。这时,我对他怀疑了,他莫不是有神经病?或者 是假装神经病吧?第二天他不吃饭,一个劲地喝水,嘴里不住地说一些驴头不对 马嘴的话,这时我才醒悟,他说他叔父与周总理同学是胡扯。可是我当时还寄予 了希望。 -------- 梦远书城